她的爽朗使我感到惊奇，却又不能求取解释，坐在车厢里，我发现她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不能告诉她；那是不会结果的花朵，我必须保持应有的冷静。她变成一匹美丽的兽了，喜欢将爱情当作野餐。我不想向魔鬼预约厄运，但愿晚风不断吹醒我的头脑。夜
是罪恶的；惟夜风最为纯洁。
抵达司马家门口，司马莉用命令的口气要我下车。我在心里画了一个十字，走出车厢，东方泛起鱼肚白的颜色，司马莉的褐色柔发被晨风吹得很乱。我有点怕，站在门口趑趄不前。
——家里没有人，她说。
——天快亮了，我想回家。
一一进去喝杯酒。
一一不想再喝。
她很生气，眼睛里射出怒火，拨转身，从手袋里取出钥匙，启开门，走入门内，嘭的一声，将大门关上。
（一个“新世纪病”患者，我想。）
（我自己也是。）
双手插入裤袋，漫无目的地在人行道上踩着均匀的步子。
坐入大牌档，吃一碗及第粥，东天已出现橙红色的晨霞。工人们皆去渡轮码头，微风吹来街市的鱼腥。（四个女人都是新世纪病患者，我想。）
我决定搬家。
我决定集中精神去办《前卫文学》。
回到家里，只有王实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啜泣。
——为什么又哭？
——阿妈被他们抬到医院去了。
——为什么？
——她喝了半瓶滴露。
【18】
我在铜锣湾一座新楼里找到一个梗房，7×8，相当小，有两个南窗。包租人姓雷，是一对中年夫妇，没有孩子，却有一个白发老母。雷先生做保险生意，单看客厅的陈设，可以知道他的收入不坏。雷太太很瘦，但谈吐斯文。至于那位老太太，举动有点特别，常常无缘无故发笑；常常无缘无故流眼泪。
【19】
《前卫文学》的准备工作做得很顺利，登记证已借到；荷门也从他的母亲处拿到五千块钱。荷门约我在“大丸茶厅”饮下午茶，讨论了几个问题。
关于杂志第一期的稿件，我开出一张假想目录：
（A）翻译部分，拟选译下列诸佳作：（一）格拉蒙的《我所知道的普鲁斯特》；（二）乔也斯书简；（三）汤玛士·哈代未发表的五首诗；（四）爱德华的《史汤达在伦敦》；（五）亨利·詹姆斯的《论娜娜》；（六）高克多的短篇小说《人类的声音》；（七）辛尤的短篇小说《一个未诞生者的日记》。
（B）创作部分，好的新诗与论文还不难找到，只是具有独创性而富于时代意义的创作小说不容易找。
麦荷门主张宁缺毋滥，找不到优秀的创作，暂时就不出版。依照他的想法，中国人的智力如果不比外国人强也决不会比外国人差。问题是：我们的环境太坏，读者对作者缺乏鼓励，作者为了生活不能不撰写违背自己心愿的东西。假如每一个有艺术良知分的作者肯信任自己的潜力，不畏任何阻力，漠视那些文氓的恶意中伤，勇往直前，正在衰颓的中国文艺也许可以获得复兴的机会。
——我无意争取那些专看武侠小说或性博士信箱的读者，荷门说。如果这本杂志出版后只有一个读者，而那一个读者也的确从这本杂志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素，那末我们的精力与钱财也就不能算是白花了。这是我们的宗旨，即使将所有的资本全部蚀光，也决不改变。香港有学问、有艺术良知、有严肃工作态度的文人与艺术家并非没有，只是有坚强意志的文艺工作者就不多了。你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你的智力与才气是不难写一些好作品出来的，但是你缺乏坚强的意志。你不能挨饿；又不堪那些无知的奚落，为生活，你竟浪费了那么多的精力。现在，办这个《前卫文学》，我是准备丢掉一笔钱的，没有别的目的，只希望能形成一种风气，催促有艺术良知者的自觉。
这一番话，出诸荷门之口，犹如一篇发刊词。我是深深的感动了。
提到《发刊词》，他要求我在这篇文字中对五四以来的文学成败作一不偏不倚的检讨，同时以纯真的态度指出今后文艺工作者应该认清的正确方向。
我答应了。
然而麦荷门希望我用深入浅出的手法，另外写一篇论文，阐明文艺工作者为什么必须探求内在真实。
此外，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新诗，荷门要我发表一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