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类推，将来再开会时，我们如果派出三十个代表团，也不能算是一桩可惊的事。我们在派出代表中国的代表团以及代表香港中国作家的代表团之外，要是兴致好，尽可以再派一些代表马来亚中国作家的代表团；代表新加坡中国作家的代表团；代表婆罗洲中国作家的代表团；代表巴西中国作家的代表团；代表巴拿马中国作家的代表团；代表危地马拉中国作家的代表团；代表南非中国作家的代表团；代表加拿大中国作家的代表团；代表千里达中国作家的代表团；代表秘鲁中国作家的代表团……届时，我们就可以否定《优力栖斯》与《往事追迹录》的文学价值了，斥它们是左道旁门，斥它们标新立异，甚至斥它们是“他妈的”作品；然后通过“全世界爱好文学的同志们必须熟读唐诗宋词”的议案，并授意瑞典科学院的十八位委员，将诺贝尔文学奖金颁发给中国的八股文“作家”。）
（这不是梦想。）
（如果没有作品的“作家”们想称霸世界文坛，只要多付些路费，就可以畅所欲为了。）
（所以，代表们又去菲律宾开会了。圣诞节已过，今天吹和缓或清新的东南风至东北风。司机偕少女辟室做爱。南华打垮警察。再过两天又要赛马了。再过两天就是阳历元旦。）
我醉了。
【22】
缝纫机的长针，企图将脑子里的思想缝在一起。这是醉后必有的感觉，虽难受，倒也习惯了。翻身下床，眼前出现一片模糊，迷惑于半光圈的分裂。（我应该戒酒，我想。）拉开百叶帘，原来是个阴霾的早晨。嘴里苦得很，只是不想吃东西。一种莫名的惆怅，犹如不齐全的砌图，使我感到莫名的烦恼。天气转冷了，必须取出旧棉袄。香港人一到冬天，就喜欢这种特殊的装束：一件短棉袄，西装裤，皮鞋，解开领扣，露出雪白的西装衬衫，还往往打了一条花式别致而颜色鲜艳的领带。我去南洋时，早已将冬季的西服与大衣转让给别人。回来后，没有钱做新的，就在西环买了这件旧棉袄，熬过好几个冬天。
香港的冬天比夏天可爱得多，说是冷，却永远不会下雪。作为一个来自北方的旅客，我对香港的冬天却有特殊的好感。于是打了一个电话给张丽丽。那个有迟起习惯的女人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大发脾气，说是昨晚参加除夕派对，直到天亮才回家的。我原想向她借一些钱，没有勇气开口，就将电话搁断。我叹了一口气，正感无聊时，有人用手轻叩门扉。拉开门，原来是雷老太太，她手里端着一碗猪肝粥，说是刚刚煮好的，应该趁热吃下。我不想吃，但是她的眼眶里噙着晶莹的泪水。她说：
——新民，你怎么还是这样固执。这猪肝粥是很有益的，听妈的话，把它吃下了。
（可怜的老人，我想。她竟把我当作她的儿子。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可怜，单身单口，寄生在这个小小的岛屿上，变成一个酒鬼，企图逃避现实，却又必须面对现实。）
我吃下一碗猪肝粥。
我吃下一碗温暖。
那是一个精神病者的施舍，却使我有了重获失物的感觉。
翻开报纸，才知道这是赛马的日子，我是非常需要一点刺激的，然而刺激在香港也是一种奢侈品。
在“港闻版”里，看到一则花边新闻：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跟一个四十二岁的中年人发生了关系，她的父母很生气，将那个中年人抓入警局。女孩子对此大表不满，居然要走去报馆刊登启事，宣布脱离家庭。报馆当局见她尚未到达合法年龄，拒绝接受。
这个女孩子就是司马莉。
我叹了一口气，忽然想起猫王，扭腰舞，占姆士甸，莎冈的小说，西印度群岛的落日，雀巢发型，新世纪病，亚热带的气候……
将报纸往桌面一掷，点枝烟，吸两口，又将长长的烟蒂揿熄在烟灰碟里。
稍过些时，我发现感情打了个死结。自己站在怡和街口。那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即使是上午，一样挤满了来来往往的行人。汽车排成长龙，马迷们都想早些赶到快活谷。
我没有钱。
赶去丽丽家。丽丽刚起身，没有搽粉的面孔仍极妩媚。
——要多少？她问。
——三百。
她不再开口，站起身，走入卧房，拿了三百块钱给我。
马场的餐厅特别拥挤，找到空位后，发现邻座有一对熟悉的眼睛。
那是杨露。
在阳光的反映下，这头荒唐的小猫有着蛊毒似的妩媚。我喜欢她的笑容，因为它透露了青春的秘密。
——六点一刻，我在“美施”等你，她说。
——你的男伴呢？
——我当然有办法打发他的。
杨露向我讲述她的故事。
杨露有一个嗜赌的父亲。
杨露有一个患半身不遂症的母亲。
杨露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杨露的父亲在赌台输去五百块钱，付不出，当场写了一张借据给别人，一直无法还清这笔债，只好听从包租婆的劝告，逼杨露下海做舞女。
杨露不会跳舞，走进跳舞学院去学。
杨露还没有学会慢四步，已经不是一个少女了。那个教跳舞的是个色鬼，在咖啡里放了些“西班牙苍蝇”之类的粉末，要杨露喝下。
杨露很气，但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当杨露学会华尔兹的时候，教跳舞的又在勾引别的女孩子了。
杨露下海时，并无花牌。
杨露年纪轻。许多上了年纪的舞客都喜欢从她身上找回失去的青春。
杨露赚了不少钱，但是完全没有积蓄。她的父亲比过去赌得更凶，天九、麻将、跑马、十三张、沙蟹……没有一样不赌。杨露收入最好的时候，她的父亲到澳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