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卫文学》第三期以颇多的篇幅特辟诗专辑，用意至善，但效果是相反的。如果文字游戏或铅字的堆砌也能算作新诗的话，新诗已走到Dead End。如果只有一两个人在戏弄方块字，那还不足为患。可忧的是：文学游戏式的新诗已经变成一种风气了，我不明白麦荷门为什么要辟这样一个专辑？是不是其他部门找不到理想的稿件？因此，我翻了一下译文部分，依旧选择一些旧材料，没有新鲜的东西。至于创作部分，也和第二期二样，不够充实。三个短篇的表现方式都很陈旧，像极了五四初期的作品。
惟其如此，我很替麦荷门担忧了，麦荷门浪费了他母亲的积蓄，又浪费了他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办这本有名无实的《前卫文学》，实在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我向伙计要了一杯酒，我必须为自己的前途筹算一下。为了生活，我走过通俗路线。在香港，撰写商品固可换取生活的安定；终究是无聊的。我应该设法找一份固定的职业，虽然并不容易。我喝了几杯茶之后，走出茶楼。没有一定的去处，只管漫无目的地搬弄脚步……我是一只蚂蚁，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兜来兜去，却不知其狭小。蚂蚁要觅食的，它的求生欲也极强烈。
我失笑了，觉得自己的愚蠢乃属与生俱来。走进“告罗士打”，要了威士忌。只有酒是美好的。酒是主宰。酒是神。酒是游子的知己。我无法探求人生的最终目的。对于我，喝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酒不是空气与阳光。它是需要用钱去购买的。为了喝酒，我就得设法找钱。否则，将雷老太太送给我的钱花完之后，怎带过日子？我想起那个出版社的老板钱士甫。他是一个庸俗的文化商人，以盗印他人著作起家，如今俨然大出版家了。过去，我曾经向他求售自己的小说，他扁扁嘴，将头偏过一边，说是即使不要版税，也不愿出版这样的小说。多么可恶的家伙，但是我竟会在这个时候想到他。我将钱士甫当作一个人；然而他不是人。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编辑工作，他扁扁嘴，将头偏过一边，表示不能考虑。我说我的处境相当窘迫，他说他最怕文艺。我说我不但会写武侠小说，而且会写黄色的故事新编。
他笑了。他说“会写”与“叫座”是两件事情。他可以找到一百个会写武侠小说的作者；但是很难找到一个“叫座’的。我的视线突呈模糊，为了维持这么一点自尊，不能不马上退出。处身在两座高楼大厦之间，遂显得特别渺小。一切静止的东西都有合理的安排，惟人类的行为经常不合逻辑。情感与升降机究有不同，当它下降时一若物体般具有变速。三月的风，仍似小刀子般刮在脸上。我又去喝酒。我遇见一个醉汉，竟硬说我偷了他的眼睛。我觉得他很可笑，却又不能对自己毫无怜悯。
（他是一面镜子，我想。当我喝醉时，我也会索取别人的眼睛吗？）群众的脸。群众的笑容。只需三杯酒，一切俱在模糊中“淡出”了。理智是可以洗涤的，单用酒液，就永远洗不干净。玻璃窗上的雾气，不准眼睛窥伺现实。耳际传来纳京高的磁音，空间遂有了美丽的装饰。那个醉汉还没有走，咧着嘴，硬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维他命。我觉得好笑，因为我仍能保持清醒。这是一串很长很长的列车，车上只有我一个乘客。车轮在车轨上辗过，发出单调的韵律．第一次，我认出寂寞是一只可怕的野兽。
我讨厌时间，企图用餐刀切去半个白昼。神是那么的刻板，总不肯将夜眨幕提早扯起。再来一杯酒，这是我最需要的东西。墙上有只蟑螂；但是它不像是个狡黠的家伙。啪！有人用木屐将它击死了。生命就是这么一回事，纵有千万希望也经不起这轻轻的一击。谁相信爱因斯坦是为了探求死亡后的真实而自杀的？妖精们都知道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但是唐三藏自己却无法避免他的最后。我们必须寻求快乐吗？聪明如叔本华之流也无法解答这问题。然而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不快乐的人对尘世倒是不太留连的。
（所以，多喝一杯吧。）我发现我的眼睛给人偷去了。我哭。我向伙计索取眼睛。伙计笑。其他的食客也笑。笑声似乱箭，从四面八方射入我的耳朵。（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必须离开这里。）街灯也在笑，我找不到可以躲避的所在。前面有个电车站，很近，又仿佛十分遥远。笑声变成浪潮。我随时有被淹死的可能。我大声呼唤；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我变成人生舞台上的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