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自从alex生了病，他们全家人都小心翼翼的。其实alex自己倒是满独立的，一回家就不行了。有爷爷奶奶的叮嘱，一群人围着转，生怕有闪失。alex自然是有空就往中国跑……在北京他自由嘛。”
岂止是自由，简直颠倒过来了。在北京的时候，一直是沥川照顾我，住在一起时都是他起来弄早饭。我很小就开始做家务，因为我爸生活能力特差，碗可以几天不洗，被子从来不叠，家里总是乱得跟狗窝似的。我姥姥说，我爸在上海的家里有保姆，他自己除了读书和教书，什么也不会，连借个榔头都要我妈去敲门。我因此郁闷地以为将来我嫁出去了，也逃不过当煮饭婆的命。想不到还能过上被人照顾的日子，顿时幸福得找不着北了。把这些告诉沥川，沥川还心疼了半天，说我从小太受苦，上帝都难过了，特意派他来照顾我。他一定会好好地照顾我一辈子。我当时没把这话往心里去。自从我妈去世，我就悄悄地相信了这样一条真理，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最终也会离开你，一去不复返。
果然，沥川这话说了刚刚两个月，他也从我面前消失了。
那一年的上半年，我的情绪就像是翻山车一样，忽上忽下。被喜悦和悲愤轮番折磨。
这个世界，只有沥川有能力让我最幸福，也只有沥川有能力让我最痛苦。没有任何其它人，可以同时做到这两点。
想到这里，我忽然问rené：
“rené，你说，我和沥川，应不应该在一起？”
rené立即回答：“当然应该啦！不过安妮，我得告诉你，alex这小子从小就格外倔，拿定了主意就不回头。连他爸那样的倔老头儿，见了他，都避让三分。好啦，我得去看一下我煮的汤，等会儿过来。”
我坐在椅子上，盯着空空的屏幕，想着rené先头的一番话，心明明是空的，又觉得有几千斤重，坠在那里，无处着落。只觉自己仿佛坐在某个时间的入口处，背后是个深而无底的黑洞。而我的任务，就是要挡住这个洞口，不让沥川从中间滑走，从我面前彻底消失。
我挡得住吗？
那五年沥川一定病得很重，一定卧床了很久，他都不能自己用计算机，还需要旁人念给他听。
他是什么病，我已经没有勇气猜测了。也许，他已经到鬼门关里走了好几圈了……
所以，他不肯告诉我，因为他不肯拖累我。
森森然，我浑身冰凉。不得不跑到厨房去，倒一杯热水暖和一下。
回来时，橙黄色的消息框又闪了，rené回来了：“刚才说到哪儿了？”
“说到沥川很倔，霁川很bossy。”
“也不是bossy啦。霁川只是主意比较多，往往也比别人的好，所以老想让别人听他的。”大概意识到说多了霁川的坏话，rené连忙补救。
“是啊，霁川挺好的，我挺喜欢他的。”
“那你，安妮，为什么不来瑞士？”rené问，“沥川出院了你就来瑞士好不好？我调你来瑞士总部，发给你和沥川一样多的工资。”
我禁不住笑了。几年前我和沥川在一起的时候，沥川多次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瑞士渡假，长假短假都可以。我一次也没答应。有点不好意思见沥川的家人。其实沥川有自己单独的住处。但听他平日聊起来，好像走亲戚、逢年过节去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伯父家、叔叔家、舅舅家、姨妈家和一大堆堂兄堂姐表弟表妹们出去泡吧、旅行、滑雪在他生活当中是件很重要的事……我有点吓到了。
“我……外国人嘛……不习惯。再说，我又不会说法语、德语。”
“他们家所有的人都会说英语呀，而且老一辈的也全能说中文。”
“嗯……我也有点怕见老一辈的。”我的脑子，不时闪出《孔雀东南飞》里的句子。
“别怕别怕，王家女孩子少，老一辈的都很慈爱，尤其是对女孩子，尤其是对沥川喜欢的女孩子。他们疼你还来不及呢。”
rené这样说，好像我是沥川家的儿媳妇似地，我不禁又郁闷了：“别说了rené，沥川和我已经over了。现在他身体不好，我不想让他难受，他让我over我就over吧。”
那边急忙打出一个磕头如捣蒜的动画小人：“安妮你千万别和沥川over，我们全家人都求你了！！！”
我忽然觉得对方的语气有点不对头：“哎，你是rené吗？”
停顿几秒，对话框里跳出一行字：
“我是霁川，rené在洗碗。有洗碗机他不用，真是个helpless diy。对这种人，岂能不霸道点？”
霁川大哥呀！！！我的口张得大大的，震住了：“你……你几时上来的？”
“我逗你玩的呢。rené让我过来看一眼，有没有新的消息。我刚上来，小秋，你加我的msn。”
头像换成了一只猫头鹰，个人签名上有一行字：
“i’m not bossy. i just have better ideas.（我不是专横，我只是比别人有更好的点子。）”
我飞快地敲字，直入主题：“霁川哥哥，我可不可以现在去瑞士，看看沥川？”
那边，停了很久。
接着，显示出一行字：“我们都盼着你来。可是，沥川绝对不会同意。他不愿意在这种时候见你。”
见我长久不说话，霁川又敲来一行字：
“如果沥川愿意见你，六年前他就不会离开你。”
霁川不愧是沥川的兄弟。
和rené聊了一个小时，知道了很多沥川的往事。和霁川聊了半个小时，凡是沥川不想让我知道的，霁川一丁点也不透露。我们一直在谈瑞士的气候和风光。
霁川劝我一周给沥川打一次电话。他说，沥川肯定很想听见我的声音，可是他的病情还不是很稳定。人也很虚弱，不能长时间说话，严重的时候还要依赖呼吸器。
坦白地说，经历过两个亲人的死亡，我对恐惧比较有抵抗力。沥川的情形让我想起父亲去世前的那个月。那时我一天能拿到三张病危通知单，每次抢救，我和小冬都守在手术室的门外，盯着墙头的挂钟，看时间和生命分分秒秒流逝。一个月下来，我们的心灵已被折磨得疲惫不堪，对恐惧已经完全麻木，只知道听从医嘱，照顾病人，努力配合一道又一道的治疗程序。有时看见我爸在病床上苦苦地挣扎，生不如死，我甚至悄悄地想，如果我是他，不如干脆去了，也许还是个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