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
我气喘吁吁地打了一个招呼，胸口剧烈起伏着，半天接不上话。
沥川很耐心地等着我的呼吸慢慢变成平稳，目光移到我的额上，皱眉：“出了什么事？你的头出血了。”
“哦？”我抚开流海，摸了摸额头，果然鼓出了一个大包。手上有几滴粘粘的血迹。
“别动，”他说，“我看看。”
薄荷的气息打在我脸上，冰凉的指尖，在我的额头上摸来摸去。我刚刚平静的心又以双倍的速度跳了起来。
“撞哪儿了？”
“撞墙上了。”
他的神情本来很严肃，听了这话，忍不住笑了：“撞墙上？为什么？” 一面说，一面从钱包里掏出一只薄薄的密封小袋，撕开，从里面拿出一团湿湿的棉花，“这个是用来清洁伤口的，会有一点痛。”
“噢！”我叫了一声，他的手一抖，棉花掉在地上。然后，他紧张地看着我：“很痛吗？”
“有一点……”
“那我轻点儿。”他又去掏钱包，拿出第二团棉花，给我擦干净了伤口，又找出一张创可贴，给我贴好。
沥川很会照顾自己，身上总是准备着创可贴。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后，沥川想弯腰下去拾起掉在地上的棉花，我眼疾手快地替他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
“撞得重不重？要不要看医生？”他细长的手指，继续抚摸我的头顶，试探其它的伤处，好像一位正在受戒的老僧，“别是脑震荡。”
我很想回答说，撞得很重，你陪我看医生。转念一想，才几滴血，夸张了。
“没事。”我理了理头发，歪着脑袋看他：“几时回来的？”
“今天上午。”
沥川看上去比我在瑞士见到他的时候还要瘦，脸上没什么血色。奇怪。一般说来，人的病都是越养越好。沥川住院三个月，什么也不干，天天养病，家里那么有钱，什么营养买不起？怎么还是一日瘦似一日，颧骨越变越高呢。
“一个人回来的？”
“rené也来了。 他最近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书，要来北京查资料。”
“rené在大学里教书？”
“嗯。”
我们一起在台阶上站着，都不说话，各人想各人的心事。
过了一会儿，我问：“沥川，你没开车来吗？”
“没有。”他说，“我在等我的司机，估计是堵车了。”
“我有车，不如我送你回家吧。”
“不了，谢谢。”
“来嘛，跟我还客气啊？”
“对不起，还有别的事。”他说，“下次吧。”
“没别的事，你就是不愿和我在一起，对吗？”我轻声地说了一句，目光幽怨。
他穿着件纯黑色的风衣，修身而合体。头发又硬又黑，还有点湿湿的，配着他那张瘦削而轮廓分明的脸，很酷，很神气。
他没回答，算是默认。
这么快，一切又回到了起点。沥川的作风，想不习惯也不行啊。
我扭头就走。
毕竟，沥川回来了，就象太阳回到了太阳系。
一向只有自转的我，顿时滑入了公转的轨道。有风有雨有引力，一切回归正常。
次日上班，我精神抖擞。因为要翻译一份重要的合同，怕浪费精力，我没开车，打车去了公司。
一到大厅里便有不大熟识的同事踊跃地跟我打招呼。昨夜一舞，虽没倾城倾国、至少让我成了明星。
“哎，小秋，早！恰恰！”
“恰恰！小秋，昨天很劲爆，怎么跳到high就跑了？害得你男朋友四处找你。”
“噢……我有点急事，回家去了。”
到办公室，把包一放，我连忙给艾松打电话。
那边响了一声就接了：“小秋。”
“对不起，很对不起，昨天我有急事，等不到跟你告辞就走了。”
“没出什么事吧？”他的声音听起来一点也不介意。
“没有。”
“那就好。”他说，“下下个星期五我们所组织春游，你能不能来cover一下？”
“春游？很远吗？”
“就在香山公园。”他叹气，“工会主席的老婆在报社，还约了一群女记者、女编辑，说是要和所里的年轻人大搞联谊活动。游山玩水、吃吃喝喝、还有游戏猜谜什么的。”
“猜谜？那也叫游戏吗？”
“怎么不是游戏？我特能猜谜。”
“那个……好吧……我尽量配合。”昨天晚上我求他cover，后来又不辞而别，实在很不好意思。
“谢谢，改日我请你吃素火锅。”他很高兴，又说，“今晚的拉丁舞班，你去吗？”
“去呀，怎么不去。”
“那么，晚上见。”
“好的。”
我收了线，跑到行政办公室的邮箱里查邮件，发现里面塞着一个沉沉的包裹，外面一大堆德文，我掂了掂，是沥川答应给我带的巧克力饼干。拿了正准备走，遇到艾玛。
“啊，这是什么好东西呀？”
“巧克力饼干。”
“见面分一半。”
“行。”
我打开包裹，里面有好几包。我塞给艾玛两包。她看了看包装，笑着说：“哎，你面子不小啊，这是沥川送的吧！”
我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
“这是苏黎世的饼干嘛，我二外是德文。”
“是我求他的。我特爱吃这种饼干。” 我心有余悸地看着她。艾玛特能八卦，无事都能瞧出风声，有事更要究根问底。
果然，艾玛反复打量我：“看你平日一声不吭的，居然能开口托他带东西。我那么爱吃巧克力，和他认识这么多年，都没敢张口。”
“这不过是他关怀下属、笼络人心的伎俩，如此而已。”我面不改色地诋毁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