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有一种可以完全根治的办法吗?”我着急地问,想起以前看过的各种悲情电视剧,《血凝》之类,“比如骨髓移植什么的?他不是有哥哥么?”
“骨髓移植讲究的是hla的位点配型。霁川很愿意捐骨髓,可是他的骨髓不合适。就算移植了,成功率也很低。alex已经申请了骨髓移植,可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配型。”可能是被我问累了,rene眼观鼻,鼻观心,专心的看自己的大拇指去了。
我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字,看见一位60左右的男人,满头银发,匆匆向急救室走来,边走边穿白大褂。rene站起来,向他迎了过去:“dr.gong!”
那人似曾相识,仔细再看时,我们猛然想起他就是几年前和沥川在咖啡馆沥喝咖啡的老人,我还记得沥川叫他龚先生。
那人站住,冲我点了一下头,对rene直接说英语:“怎么样?正在抢救?”
“恩,”rene说,“室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吗?”
“可能是。这一段时间他咳嗽得很厉害,我让他去医院,他不肯,还冲我发火。估计是心情不好。”
“我先进去看看再说。”说完,他就到急救室去了。
我问rene这人是谁。
“哦,他是协和医院的龚启弦教授,重病监护科的主任,是沥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以前沥川的父亲在中国心脏病发作,龚教授曾救过他的命,所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他对沥川的病情非常熟悉---”
正说着,急救室的门突然打开了,龚启弦走了出来。
我和rene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怎么样?”
“情况暂时稳定。已经把他送进icu继续观察。目前沥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靠升压药维持血压。为了上呼吸机,我们用了镇静剂,所以他还是不省人事---这回幸亏送来的及时。”
我和rene更换了衣服、戴上了口罩,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一起进入icu病房。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沥川半躺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全身上下插满管子。
“你们可以在旁边陪伴,不过,不要动他。会有来护理专门的护士来护理。我建议你们坐一会就走,明天再来。反正不撤掉呼吸机,他不会清醒,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他指着一旁的两个沙发,示意我们做下,“我还有一个病人在2楼,过会再来,有急事给我打电话。”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rene看着我的腿,终于问:“安妮,你的腿怎么了?”
“我出了车祸---骨折。沥川没有告诉你,是吗?”
“没有。”rene说,“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跟吃了火药似的。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他又不能喝酒,就坐在酒吧里发呆,整晚整晚地不说话。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他经常自己去。”
“我知道,”我叹息,“他的心很苦---他太会折磨自己了。 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rene对我说:“你的伤没完全好,不如我们都回去,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
沥川在icu一共躺了七天。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医生撤掉了升压药。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撤掉了呼吸机,镇静剂一停,沥川很快就苏醒了,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他看见了我,指间微动,我紧紧的握住他的手。
我陪了沥川七天七夜,除了吃饭、上厕所,没离开过icu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都是在沙发上打盹。rene白天过来看我,觉得我不可理喻。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陪他说说话什么的。大家都很忙,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不分昼夜、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浪费时间。
咱这叫中国式关心,你懂嘛?我抢白了一句。
“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我觉得alex不需要我看,你需要。”rene调侃道。
我问rene:“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rene摇头:“我可不敢告诉霁川,那个暴君。如果他知道alex又躺进了icu,肯定在第一时间弄回苏黎世软禁起来,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这一回肯定不会了,全家都要对alex宣战。”
我迷惑了:“为什么呀?”
“你们这对傻鸳鸯,alex为了你向全家人宣布他不再回瑞士了,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愿意死在中国,葬在北京,他已选好墓址,连墓碑上的话都选好了。”rene闭上眼,好像面前有一副棺材,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这里睡着王沥川,生在瑞士,学在美国,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所以死在中国,阿门。”
仿佛为了配合rene的剧情,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双眸紧闭,平静安详,我无限心酸。
苏醒的时候沥川很虚弱,还不怎么能说话,虽然不需要呼吸机,仍需要吸氧,护士在他身边忙来忙去,我双腿盘着,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继续打盹,大约过了一个小时,icu里又送进来一个病人,大声地呻吟,把我吵醒了,睁开眼,我看见护士正在帮沥川翻身,他的皮肤苍白,没有半分生气,身上缠绕着各种管子,翻好身后,护士用酒精擦拭他身体受压的部分,我过去将床铺弄平整,协助护士将几个枕头塞在沥川的背后。
“rene,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呆一会。每次见到沥川,沥川都让我走。现在,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
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合适每隔十五分钟过来根据血压调整强心剂(升压药)的剂量,每隔一个小时观察他的排尿量,每隔两个小时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他器官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奇虎。我看见一个护士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部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带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