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

作者:当年明月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划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

  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之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张居正汇报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

  眼看人都闯进来了,张居正无可奈何,只好带病工作。

  王锡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希望张居正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个人。

  张居正唉声叹气:

  “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你求我也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