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去吧，他人挺好的。”梅子又一遍催促。我没有吭声。
她不知道我看上去好像还在犹豫，其实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真的要去找那个黄科长了。我在想其他一些事情。
“你见了他就知道了，人挺随和。”
梅子飞快地收拾东西，要上班去了。我倒想让她快些离开，因为每当屋子里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真好。
“你知道，事到如今已经没什么好琢磨的了，打开始的那一天你就该想到这些。好了，收拾一下，还是去吧——啊？”
梅子转过身去。一个越来越严肃的人、可爱的人。她的浓发油滋滋的，黑黑闪亮，总是引得你不由自主去伸手抚摸。我刚刚四十多岁，可是显然已经走入了令人沮丧的时刻。不过我在这天早晨又发现，人在这个年龄段的某些时候，心底仍然会时不时地泛起一种强烈的欲念，比如思慕和爱恋之类。
说到多年前的离开，我觉得自己多多少少对她构成了伤害。那时候的我比现在冲动，像着了魔一般。当时这座城市的辞职风刮得很猛，我给吹得摇来晃去，最后终于给连根拔了。无论家里人还是朋友，谁的劝告也听不进，我的心一横就离开了。当时她和孩子不能与我同行，我只好一个人走了。为什么要离开这座城市？略去各种各样的繁琐不谈，简单点说就是要到东部平原去，回到我的出生地，从而远离城市的喧嚣。事情的开头总是很好，我和当地人一起搞种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一片土地，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真的，它直到今天让人想起来心里还滚烫烫的。那本来是一个关于寻找和归去的好故事，一个动人的故事。它压根儿就不该失败。可是今天看来，当年那些所谓的周密筹划当中仍然有不少疏漏，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还嫌稚嫩了一点。结果也就失败了。我不得不重新返城：让一切从头开始。我成了一个最不走运的人、落魄者和失败者。当我一个人顶着乱蓬蓬的一头脏发走上这座生活了几十年、如今突然变得有点陌生的城市街巷时，万般感触就会一齐涌上心头。我得忍住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目光齐刷刷地打量过来。我有时倒这样想：可怜巴巴的一个男人，老婆不把你甩了也就算幸运了。我摇摇晃晃走在街头，心底一遍遍重复：你干脆把我甩了吧，我可不愿欠谁什么。因为我知道，人活到了这样的年纪，欠下的东西越多越糟。人这一辈子最好还是谁也不欠的为好。然而这只是一种心愿而已，我知道自己欠那片平原，欠新结识的朋友和一些心爱的人——比如梅子和孩子他们；细想起来，我似乎还欠这座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从心里厌恶的、乱哄哄的城市。
一种隐隐的、难以摆脱的亏欠感会使一个男人难以忍受。
梅子如果真正关心我，真正温良贤淑，这会儿就应该再狠一点。快刀斩乱麻又怎样，那就不会让我在她面前有一种负疚感了。
看着她为我跑职业、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寻找谋生之法，真是不忍。最后总算有了结果，几天来她一直催促我去那个地方。“去吧去吧！”她重复着这两个字。好像只要我去了，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告一段落了。
她许多时候还像个孩子。
她让我去找的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早已离休的姓黄的科长。黄科长和我岳父有点关系，当他从她们家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马上大包大揽，说小事一桩嘛。他答应让我立刻就到他领导的一个部门去工作。如此轻松地改变了一个倒霉汉的命运，这让人有点大喜过望，有点不敢相信。我知道这在眼下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因为那些亟待找饭吃的失业者对这座城市而言已成为可怕的负担。那些从外地涌入的各种各样的闲散人员、像我一样马失前蹄的男男女女，眼下都急于走入一种稳定可靠的职业。不过我也知道，这个黄科长虽然官职不高，却并不让人怀疑他的能量。每座城市都是这样，有多少奇怪的角落就有多少奇怪的人物——他们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上从来不遗余力，所以最后总是各得其所，一个个全都成功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一切，而有人会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我现在真的寄希望于这个黄科长了。
可是得到允诺后我高兴过了，接上一连几天都在踌躇。我在犹豫什么？
我也说不清。我常常在极短的一段时间里、有时仅仅是一瞬间，要把事情从头至尾飞快地回顾一遍……从那座地质学院毕业之后，我进入的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03所。大概因为一切都过于顺利了吧，后来就是这个堂皇之所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折磨。这段经历我会铭记在心，因为它总是时刻提醒我，让我心底生出一种警悚的感觉。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记住自己的来路，都不能忘记生命的背景——人生既有一个舞台也就会有一个背景，于是他的一切都要在这个背景下滋生和繁衍。我的命运是如此执拗地驶向一个轨迹，它不可改变。我明白，03所给予我的不仅是恐惧和痛苦，还有更为珍贵的东西……我走出了那座阴森森的大楼，去了一个环境相对宽松的杂志社——这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一个天大的遗憾，我却从未悔疚。不仅如此，进入杂志社两年不到，随着全城的辞职浪头，我又辞掉了公职。新的一章如是开始。
我在东部的那片土地上折腾了几年，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也许一切都缘于我的不安分：接二连三的尝试中坎坷不断，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令人身心俱疲……一段匆匆的历程，一部失败的历史。
所有人的一生中总要有成功有失败。可区别在于，有的人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失败者，而他自己却会认为是一个胜利者；另一些人不仅在别人眼里是失败者，他更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失败者——这才是真正的失败。我极不愿意、也极担心成为后者。
天还很早，刚刚进入上午这段最好、最从容的时间。马上去找黄科长吗？我想自己随时都会离开屋子，到梅子一家人希望我去的那个地方，去办个简单的手续，然后一切也就重新开始了。这在很多回城的人那儿都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对我来说当然也蛮好。可奇怪的是这会儿我既不看重也不着急。我厌恶的是另一种境遇：自己像个被牵了线的木偶一样，随着别人的摆布活动。多么不可思议，当年我从这座城市出走、归来，来来回回穿行……好像十几年的时间都给压缩成了眼前这一瞬。一幕幕场景叠印跳动，占据了记忆的空间。整个人像在梦游。是的，好像从很久以前，我身体的一部分就开始了渐渐睡去——那就让它睡着好了。
白天，我在街巷里随着蜂拥的人流漫无目的地往前移动，或者和梅子一块儿到市场上采购——还有，去找我在这个城市的好友阳子……无论怎样都无法完全驱除那种梦游感。我和阳子在一起聊天，仍然时不时地闪过一丝奇特的感受：我在睡着。虽然我在大睁双眼，在说话——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我身上的某一部分仍然在沉睡。它竟然没有被这座喧闹的城市唤醒。
睡吧。也许只有这样，我才更像一个城市人。
从平原归来许久我都没有跟往日的朋友见面。就连阳子也不例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与城里的所有熟人甚至挚友都隔绝了。我时而把自己关在这个小屋里，时而挤进街巷人流。我如此这般地享受着孤单的愉快。除此而外，我还要时不时地重复一些恶习：难以停息地、急切地在纸上涂抹一些长长短短的句子。它们是我心中循环往复的吟唱或——叹息……
梅子一次又一次约我去她父母家过周末，我却总是故意拖延。我怕从这里到岳父家，这仅仅几公里远的街区上、这段特殊的路程中，身上的什么东西会给陡然惊醒。后来我实在无法推诿，只得依她。自行车的铃声像风铃，汽车喇叭尖锐刺耳，懒洋洋的城市灯光，车与人的河流。所有的嚷叫我都充耳不闻。卖冰糕的、卖晚报的、卖老鼠药和进口服装的。有人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摆弄着一个崭新的玩艺儿，它反射的强光老要不停地从我脸上闪过。
“那东西真亮。”我对梅子说。
梅子好像没有听见，她扯着我的手。每逢走到拥挤的街巷上，她总是侧身拽上我的手。从过去到现在，从我熟悉她的那天起就是这样。好像小小的她才是我生活中的引导者，她从一开始就生怕我走失。不过这会儿越发使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沉睡不醒的、恍恍惚惚的人。
又回到了这座有一棵大橡树的院落。这里有一个心慈面软的岳母和一个始终冷漠的岳父，两个人都离休了。岳父脸上的那种冰冷和严厉，不知该让我恐惧还是厌恶，我只知道他是岳父。有时候我想：人干吗还要有个岳父呢？这真是一种奇怪的人生设置。要知道人这一生有个父亲已经够受的了。但岳母像天底下所有的岳母一样可爱。她在那棵大橡树下伸开了手，像是要把我抱在怀里。梅子喊着“妈妈”，母女俩让人羡慕。她抱住的是自己的女儿。
“失业了不是？”岳父正在练字，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看来书法家的牌子他是挂定了。他还会作诗，都是一些五言七言，大致上写过去的那些战斗、和平时期故地重游的一些感怀。奇怪，他一直在歌颂和怀念拼死拼活打仗的日子，好像太平日子并不愿过。
我说：“我也是，也在天天写呢。”
岳父“哼”了一声，把正写的一个大字糟蹋了。他扔了笔，有些恼火。他不知是火自己还是火我，说：“哼！”
岳母端来一些糖果、橘子，又倒茶，接着就说：“还是去上班好……”
我点着头。我觉得让长辈为我操这么多心也是一个罪过。
2
就是那天回来我下了个决心：找黄科长。我知道自己拖拖拉拉犹豫不决就是某种自尊在作怪，还有，就是心不在焉；我不知道今后该怎样安顿自己——那颗心。很不幸，仍然还有个“心”的问题。我记起前些年看过一本书，它的名字被译为《心的概念》。真的，我至今都没有摆脱“心”的问题。我不信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勉为其难的生活会让一颗心从此安定下来。比如说眼下的状态，恍恍惚惚；再比如在岳母和梅子的声声催促下，我还是要涂涂抹抹。我知道停止了涂抹一切只会更糟。我的这个不良嗜好真是源远流长，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已经无可疗救——我从那所地质学院，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就开始了这种不能停息的、像害了一场热病似的吟唱和叹息。也许就因为这个难以革除的共同的病根，我才有了那长长的奔走、一次又一次的告别：告别地质学，告别杂志社，告别城市，最后又不得不告别那片平原，重新回到这座蜂巢一样拥挤和喧嚣的街巷。“我看见记忆衔住梳子／一群麻雀的种子洒向泥土／那只琴在北风里冲洗／外祖母的白发啊，翩翩的鹭鸟啊／两眼迷蒙眺望／那沙原上飘飘的水汽／一片茁壮的青杨在舞蹈……”
杂乱无章。如同梦游。好在它们有别于苦笑。它们时断时续，随手记在各种各样的纸片和本子上。有时我把它们写在孩子废弃的作业本空白处。
“爸爸的字可真丑……”小宁对母亲说。
梅子拣起那个写满了字的本子，皱着眉头。她每逢看到我写下的什么就是这样一副表情。我不知她为什么要皱眉。我想为梅子唱一首通俗易懂的滑稽歌谣。我在心里搜索崭新的词儿，找不出。可是每当我放松起来，就会捏起一支圆珠笔，毫不费力地在纸上写下：“春天暖洋洋／百鸟齐歌唱／革命人民恋爱忙／嘿，恋呀么恋爱忙……”
我回到这座城市之初没有告诉任何人，可是像过去一样，最后还是阳子第一个知道。他来玩，一次又一次带来崭新的画。每一次都是他一个人。他有一帮好朋友，一伙不无特异的男男女女——他们可都是艺术家啊！他不敢把那一伙带到这里来，知道我不希望将这儿变得乱哄哄的。我羡慕阳子，有时甚至想：追根溯源，我们可能是由完全不同的某种动物进化而来的。他永远欢蹦乱跳，适合在阳光下生活。他结识的人多，听到的消息多；从他嘴里吐出的每一句话都无忧无虑，像琴键上蹦出的欢畅激越的音符……他每次离去，会使这个屋子变得倍加清冷。而我只能更多地在纸片上涂抹。
“那时还小哩／老黄牛驮了时光／镰刀上的胡须又白又长／赤脚从大李子树下走过／朝圣一般拘谨／转眼是原野上的疾跑／是一道少年的闪电……”我刚刚把它合上，又一首滑稽歌谣从脑际流过：
“岳母胖乎乎／是个大老粗／岳父是好人／善于玩深沉……”
梅子收拾纸页时看到了。她这一次很快吐出两个字：无聊！
真的无聊。就像一篇文章由于有了一个准确的命题，一下变得清晰起来：我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无聊的，而那莫名的烦躁就是由它引起。我常常不由自主就要向她和小宁发点脾气。有时甚至想吵几句，好像害怕冷场似的。当然，我们吵嘴的题目常常离不开那个宝贝岳父。因为他很好玩。吵来吵去，梅子就归结成这样一句：
“你只知道维护自己的父亲，从来不知道维护我的父亲。”
我记得类似的抱怨和指责已经许多了。在这无聊的时刻，我突然灵感大发，终于也归结出一句：
“我维护劳动的父亲。”
一阵沉寂。我们俩不吵了。梅子望着我，任我说什么她都不再回答。够了，我想。你瞧，我心里很骄傲呢。我就是有各种办法对付别人呀。
如果这个上午再不去黄科长那儿，梅子回来会失望的。这一上午挺好的时光又要被我糟蹋了。我该马上去了。
终于结识了黄科长。
原来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矮小老头。他的气色出奇地好，胖乎乎的，头发稀疏，脸庞上长着一对惊厥的眼睛。他看我时，不知怎么让我觉得这人似曾相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他只偶尔到我岳父家里去一次，连梅子也刚刚熟悉不久。他握住我的手时，我突出的感觉是这双手这么小、这么软又这么温暖。一想起自己就要受惠于此人，想起他将帮我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生活问题，心里就涌出了一点感激，还有一点惭愧。可是当我认真地注视他，特别是看到他张嘴说话的时候，又马上沮丧了。因为我一看到那对桀骜不驯的门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操的是一口奇怪的普通话，掺有浓浓的南方味儿。谈了一会儿他更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还是老乡呢。他的老家也在东部平原上，只不过“参加革命已经很早了”。也许他的那些战友们当中有南方人，也许他直接就在南方工作过一段时间。只是谈得久了，我才多多少少听出了一些乡音。他说：“这事情很简单啦，只到那里去登个记，办一下手续，然后也就行啦。”
“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呢？”
“工作嘛是很闲散的啦。当然，对你嘛还是文字工作啦。”
他捏弄着一双小得让人吃惊的手掌：“我也在他们那儿啦，离休之后就分担了一点点社会工作啦，闲散得很。今后我们俩一块儿打交道的时间也就长了。”
说到这儿他朝里屋喊了一声。出来一个鼻子尖尖、说话瓮声瓮气的姑娘。他对她说一句：“我们走了。”
那姑娘看也不看我，只对他点一下头，“嗯”了一声退进里屋。
我和黄科长出门。他说：“很近啦，用不着乘车，拐一个弯，再往前走二百多米就到了。”
我们穿过一个很热闹的露天市场，接着又走入一条斜巷。这条巷子很僻静。黄科长说：“我这一带可是熟啊，我在这一带住了二十多年。你看见前面那个牌子了吗？”
我发现那里有很多牌子，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个。这是一幢破旧的水泥楼，上面的很多玻璃已经碎了。黄科长伸手指指一块黑色的牌子：“人才交流中心”。我愣了一下。黄科长说：“这不过是挂个牌子而已，档案关系要放在这儿。你具体是在‘营养协会’工作啦。”
我的耳边嗡嗡响着他的话，心里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牌子。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我是一个“人才”！
我每天和梅子一块儿走出家门，她往西，我往东。我们都去上班。我手提一个人造革棕色皮包，每天去黄科长那儿。
“大老爷们／走在街上／手拿提包／摇摇晃晃……”一首滑稽歌谣脱口而出。我真的感到了周身轻松，像突然解脱了似的。这从梅子的笑脸上也可以领悟。我在家里，甚至是在这座城市里，都体验了一种崭新的和谐与谅解。我想在这个周末再到岳父岳母那儿去待一会儿，感受一下那种“上班效应”。
是的，一个男人到了四十多岁就尤其不可以独来独往，更不能闷在屋里。如果他恰在这个时候失业了，那也就意味着——完了。为什么完了？不知道，反正是完了。尽管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那个“人才交流中心”与正在效力的“营养协会”是一种什么关系，没弄明白黄科长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但还是感到了一点点安慰。当时我问黄科长：“就到‘中心’来上班吗？”
“不，‘中心’下边还有许多‘协会’，你在我们的协会。”
“协会在哪儿？”
黄科长捏着小手：“现在房子很紧张，办公地点也成问题。不过这都是小事情啦，解决起来很容易的。有关同志正在跑这个事情。这一段么，我都在自己家里上班。我家里很宽绰，你就到这里来好了。”
当时我立刻由兴奋转入失望。因为我所期待的上班是像梅子那样，坐一段车或骑一段自行车，到某个办公楼的某一张桌子旁坐下，倒一杯茶，翻一下杂志或报纸，然后完成负责人交办的某一事项。我期待的是这样一种秩序和环境。因为无论是谁，我、我周围的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节奏和环境。
“到你的家里……”我嗫嚅着。
黄科长一笑，摆摆手：“暂时的嘛，我那里一切都很方便。你去了就会知道啦，待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
就这样，我每天按时到黄科长家里去上班了。我安慰自己说：这是暂时的。
3
这是一个老式小四合院，在当年大概是同类建筑中最劣等的了，院子比较小，当中有一棵枣树。正房是三间，还有两个小耳房。不过如今它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是令人眼红的居所了。我知道，只有黄科长这样的老人才有办法搞到这样一处院落。不错，这里还算宽敞，黄科长的老伴在六七年前去世，一个儿子在外地工作，所以这处小院也就剩下了他自己。原来第一天我遇见的那个姑娘已经三十二岁了，未婚，在这个小院里已经做了五六年保姆了，叫“小冷”。小冷对人果然很冷，说话声音很粗，有点像男性。
初来上班的一天，黄科长看一眼小冷，又看一眼我，介绍：“这是新来协会工作的宁同志，以后你就叫他宁老师好了。”然后指指她，“这一位是我的保姆，同时也兼任秘书。很好的一位女同志，相处久了你就会知道啦。”
她冷冷地伸出手，我们握了握。接着她就走开了。她转身时让我看到了侧脸：鼻子又高又尖。从正面看，她的一对眼睛相隔很远，圆圆的。那一对眼睛不难看，可是她身上那种冷漠的神气不是从眼睛就是从那个尖尖的鼻子上散发出来的。
黄科长盯住她的背影说：“很朴实的同志啊，本市的一个女青年，很爱学习。她是为了学习才到我这儿来的。手勤嘴勤，不懂就问；知道尊重老同志；洗衣做饭、帮我抄抄稿子。很好的女青年啦。”
他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了宽厚的笑容。不知怎么，这笑容凝在脸上长时间不能收拢。
我跟他走进一个耳房。耳房尽管窄小，可由一个人来占据毕竟有点浪费。里面有一个旧写字台，一个小小的书架，还有暖瓶杯子，小茶几，破旧的沙发，一把木椅。这就是我的办公室了。
我很满意。他指着对面的耳房说：
“那里就是小冷同志的办公室。”
我心里想：这个黄科长不仅慷慨大方，而且有一副菩萨心肠。他甚至给保姆准备了一间办公室。寻空儿我一定要到她的办公室看看。那个耳房旁边大概就是一个小厨房了，因为我看到有一个红砖砌成的烟囱。
黄科长在正房办公。他没有邀请我进那儿看看。不知怎么，我很想看看黄科长的办公室。他这一天才告诉我：他就是营养协会的主席。我觉得这挺好玩，“营养协会”，多么好的一个协会啊。这个人一定对营养学有很深的造诣。不过看看他那稀疏的头发和残缺的牙齿，又让我有点怀疑，进而感到遗憾。他说：“我们协会是很受领导重视的。”
“协会有多少人在工作？”
他的下唇使劲耷下来：“刚刚成立不久，正式的人员嘛只有我们俩。对啦，小冷同志的编制也在这个协会。还有一些同志是业余时间为它服务的。我们准备招聘几个新同志来工作——你知道我们协会的名誉主席是谁吗？”
我摇摇头。
“是一位首长。”
他说出了首长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
“首长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那时候他干处长，我干科员；他干厅长，我就当了科长。首长对我很熟悉，他的名誉主席就是我去聘请的，他当时就满口答应了。有时间你也可以去认识一下首长啦。老首长是人之楷模啊……”
他叹息着，那颗门牙似乎在叹息中微微摇荡。它仍然使我厌恶。
“首长也有一个保姆。首长的老伴去世很久了，保姆跟了他二十多年，为他洗衣服、做饭。首长对保姆那才叫好呢，有时候写点*，就交给她抄了。保姆原来并不识多少字，是他让她待在身边，亲手教给她知识。你想一想，首长的学问多么深，在他身边成长起来的青年还会有错？！”
我笑了。
“她给他抄抄稿子，给她很高的工资哩。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啊。我这辈子就佩服首长这个人。那才叫德高望重……”
我很快想到，眼前这个人随处都在模仿：他也死了老伴，也有了一个保姆，也让保姆为他抄稿子……
工作第一天，我眼前就堆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文件和营养方面的杂志和剪报。黄科长说：“你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先熟悉一下专业方面的知识吧。协会刚开张，事情不多，我这一段忙着写*……”
我瞥了他一眼。
我记得刚才他说过，那个首长也在写自己的自传。
不过我有些纳闷：一个对首长如此钦敬、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为什么最终只做了一个科长？
下班时黄科长总是留我吃饭，说：“在单位就餐好了。”
我拒绝了。我坚持按时上下班。我想使工作和生活富有节奏和规律，也只有这样，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黄科长在他的办公室常常一待一天，长时间不出来一次，坐功极深。他的工作和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十点半左右准时走到那棵老枣树旁边打一通太极拳，深深地咳嗽一声，发出一声长叹，然后再回屋里。半下午时分，他又重复那一套太极拳，同样是一声长咳、叹息，再走回去。只有对面耳房里的小冷不停地在院里走来走去，忙这忙那，让人想到她毕竟还是一个保姆。就因为是一个保姆，她才要常常走入黄科长的办公室，而且很久不出来。有一次我还听到她在里面发出吟唱似的声音。有好几次我看见小冷手里拿着刚刚抄好的稿子去找黄科长。他们在屋里说话的声音时高时低，没法听得明白。我一个人在耳房里感到了某种孤单，也很想到那个大办公室里去，可未经应允又觉得不妥：我毕竟是一个刚刚上班的人啊。我从第一天就多少意识到，黄科长是顶头上司，在他面前不能放肆。我有过在03所的教训。我该懂得怎样坐办公室。
他不邀请我去，却可以随时到我这里来。刚开始上班的时候还算规律，后来就有些散淡了。我发现这个黄科长是个非常喜欢聊天的人。不过他还是让我时常感到是一位领导。他坐在我这儿惟一的一个破沙发上，我给他倒了杯水，他从不饮用。这使我知道，营养和卫生是分不开的，他不能随便使用别人的杯子。他动不动就要谈到首长：“首长工作很有规律，每到了半上午和半下午，都要到院子里打一段太极拳，那太极拳打得才叫好呢。我见过太极拳比赛，第一名得主也比不上我们首长。”
“那他为什么不去参加比赛呀？”
黄科长轻轻一摇头：“小伙子，你想，他那样的身份也适合去参加比赛吗？呵呵呵呵……”
他大概在笑我的无知，笑那种世俗的、无所不在的竞争之心吧。我也笑了。我为自己的尴尬而笑。
他说：“人这一辈子啊，要紧的是要跟对了人啊……”
他显然是在赞扬自己——他跟对了人？
“只要跟对了人，就会进步。当然了，我不是指什么升官之类。那倒是次要的。要紧的是养成了好的品德、作风。”
我点点头：“是的。”
“我知道我的本事有限，水平也不高，可是我知道对人要忠，这是一条基本原则。首长始终对我都很关心，退休以后还打电话问我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身体如何啦。他问得很细。他还问：保姆好吧？称职吧？是否能做一点文字工作啦？你看看首长多关心我。在他的关心下，我的自传已经完成了一多半了，进展很快。”
说到这里，他的眼睛闪了一下。我发现他的眼睛很亮，好像与年龄不符。他的眼睛简直是贼亮贼亮。
“赶工夫你也可以看一下我的自传嘛，提提意见。”
“我资历短浅，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我恐怕提不出什么意见。”
黄科长笑了：“嗯，不能这么讲嘛，再说我的自传也不全是写战争的，只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点回忆么，兴许对你的学习和工作会有一点点启发。”
“它准备正式出版吗？”
“出版那是不成问题的，不过要精益求精啊。干我们这一行的，当然了，你也是搞文字的么，懂得千锤百炼的原理啦。小冷同志也读过，她在抄写当中有时候就忘了神，停下读起来。我问她，她说喜欢。”
这一说我倒很想早一点读到他的自传。我想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
他闲聊了一会儿，就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这一天我大着胆子敲了敲门。
黄科长开了门，不过我觉得那一刻他的脸色不好。可我已经不能后退了。他把身子闪开一点，把我让了进去。这是一间非常宽敞的屋子：一个朱红色的写字台，旁边是一个又矮又长的书架，再旁边是一张小小的行军床。看来，黄科长工作累了还要躺在上面歇息。床的旁边还有两张很大的笨模笨样的沙发。墙上到处悬挂一些古旧字画。我看这些的时候，他就把写字台上的什么收起来了。我好像觉得他不愿让我看到。走到一幅裱得很讲究的长联跟前，发现那字迹真是稚拙得可以。上面写了：“每临大事有静气”，落款是“静思庵主”。这个名号使我愣了一下。黄科长凑过来：“这是‘静思庵主’赠我的一幅墨宝。那个人你该结识一下。”
我想这一定是位老者了。黄科长接着却说：“他的年纪比你大不了一岁两岁，常到我这里来，到时候你会认识的。我这里朋友不多，不过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后生可畏呀。‘静思庵主’就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正说着小冷进来，手里拿着一沓稿子。她把那沓纸放在写字台上，黄科长走过去翻了翻，然后指着一个地方，大概发现了什么抄写错误。他更正了几句，可是那个小冷蹙起鼻子，差不多碰到了黄科长的脸上，发出“嗤”的一声。那是顽皮的、极其亲昵的一个动作。与此同时，黄科长的鼻子也蹙了一下。当他们转脸时，我仍然在看“静思庵主”四个字。
小冷正往外走，发现了黄科长上衣有几个饭渍斑点，就“哎哟”一声转过来，然后旁若无人地用手搓起来。
黄科长说：“不碍事，不碍事。”
她搓了一会儿，用手弹击着：“你看你你看你！刚洗的衣服也不小心，真是的！”她埋怨着，扑打着，还在黄科长脸上点划两下。
黄科长发出烦腻的叹息，推开她。
小冷拿着那沓稿子咕咕哝哝往外走：“就是不听话，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