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了最常用的那个键。突然之间，在死一样寂静的山林里，就响起了悠扬的手机铃声。这是乌海的手机。真奇怪，那么猛烈的碰撞，这个手机被甩出去了几十米，又在风雨中翻滚，居然就毫发未损，声色清脆得如同一套音响。人们循着声音，在一丛湿淋淋的刺棵子中间，找到了乌海的手机，我刚要伸手，人们把它交到了市委书记手上。
书记说，刚才已经找到了一个手机，怎么又出来了一个？
我说，这是我家联系用的专门手机，号码他从未告诉过别人。
书记说，既然是这样，就和工作无关，把手机交给李大夫吧。
我摸着冰滑的手机，那铃声还在无休无止地响着，直到这一刻，我才扎扎实实地感觉到，乌海死了。这堆残骸再不可能是别人，千真万确就是乌海。我一下子就晕了过去，要不是周边两个人手疾地扶住了我，我就凌空而下扎进了山涧。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我手里紧紧握着乌海的手机，手指僵硬如铁。我依旧闭着眼睛，我希望自己就这样一直昏迷着，直到死去，再不醒来。我没有能力面对山崩地裂的变故。
我住在专门的病房，是个套间。屋外的护士不知道我已经醒了，还在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话。一个说，真够可怜的了。年纪轻轻的，孩子刚上中学。另外一个说，也怪她。第一个说，怪她什么？第二个说，下雨，天又那么晚了，她非要他赶回家，说是有急事。有什么急事啊，看，这不要了命了……
她们说的话，一字一句印在我脑子里。如果不是她们的议论，我还真忘了这个细节。我没有要求乌海回家，我劝他住下，一定要小心。那么，是出了什么事令乌海一定要在暴风雨中匆匆上路呢？
我躺在床上，把手机打开，看到最后一个来电时间停留在二十二点三十七分。如果按照当时搜寻残骸的人们估算，乌海的车就是在这个时刻倾覆的。
这是谁？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电话号码。
我拨响了那个号码。
很久很久，都没有人接，但电话是通畅的。在我的耐心几乎用完的时候，一个女子的声音传了过来：这才几点啊，就打电话来，还要不要人活了？
我看看表，晚上六点。我说，你是谁呀？
对方伶牙俐齿地说，你给我打电话，你凭什么问我是谁啊？我要问你是谁啊？
话说到这个分上，我基本上明白乌海是接到了一个打错了的电话。我体乏手抖，不想和她啰嗦下去了，刚要挂断电话，她好像突然睡醒了，说，哦，我知道你的是谁的电话了。他怎么啦？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了？我那天晚上等了他一夜呢！
这番话，说得我一头雾水。这是一个什么女人，为什么和乌海这样熟络？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想到这里，我想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稳住这个女人。我对她说，我是乌副市长的好朋友，是他绝对信得过的人。受乌副市长之托，我有要事需尽快告诉你，请你约定一个时间地点见面。
我知道乌海之死的消息还没有通报公众，因为要排除有人暗害的可能性，公安部门还在调查中，一般人并不知实情。
那边的女子很痛快地定了一个小时之后在茶楼见面。
我怎么才能认出你来？我问。
他没告诉你吗？女子有些纳闷地说。
我心如刀割，说，没有告诉。你知道他很忙。
女子说，我穿一双红袜子。
我回到病房，对护士说，我要到街上去一下。
护士为难地说，这可不行。
我说，我一定要去。因为这事我父母还不知道，我要想想怎么亲口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是从别人嘴里知道了这事，也许会出人命的。我的情况已经恢复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如果你们不让我出去，我就再也不回到这里来。而且，我还是会走。
两个护士只好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小心，我一一答应下来。紧赶慢赶到了茶楼，我先定了一个靠窗的小茶室，狭小到只能坐下两个人。然后到大门口去等。
一个穿红袜子的女人。她到底是谁？她和乌海是什么关系？好奇像一道金边镶在了悲痛的四周，让悲痛更加醒目。
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走了进来，她们穿着白袜子肉色袜子，还有穿黑袜子和没穿袜子的，但是没有一个女人穿红袜子。我等得有些绝望，这不会是一个恶意的玩笑吧？愤怒地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一个女人夹带着悦耳的手机铃声走了进来，她的袜子上嵌着两道红边。看到我，她走了过来，伸出手说：“让你久等了。”
贺顿说：“今天就到这里吧。在我们没有讨论完之前，请你不要采取任何不可挽回的措施。”
李芝明说：“什么叫不可挽回？”
贺顿说：“就是你以后也许会后悔的举措。想要破坏不必着急，破坏永远来得及。”
姨妈病了，托人带信来，说临死前想见妈妈一面。贫穷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会让亲情要么变得很淡，要么变得很浓。妈妈和姨妈家分属不同种类。当绛香家非常贫困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姨妈在哪棵树下乘凉，现在妈妈有了一个能充当长期饭票的男人，姨妈也就重新浮出水面。妈妈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同胞手足的呼唤总是令人难以抗拒，再加上病入膏肓。死亡有大于一切的魔法，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妈妈以最大热忱准备探亲的用度，直到最后一刻才想到绛香怎么办。
她很伤心，因为她知道妈妈此刻只想着姨妈。那个她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女人。绛香乖乖地到李婆婆家去住。在这个村子里，只有李婆婆不嫌弃她们娘俩。
绛香在妈妈走的头一天，到了李婆婆家。第二天早上，绛香在送妈妈的路上，说，我不到李婆婆家去了。妈妈大惊，说为什么？绛香说，李婆婆的腿是烂的，骨头碴子都变成黑的了。妈妈松了一口气说，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腿烂了是老毛病，不传染，你放心住好了。绛香还想说，你一走我就跑回家，可是她没说。她是个乖巧的女孩，知道这样说了，妈妈就会不放心。她没有什么送给妈妈的礼物，就送一个放心让妈妈带着上路吧。
妈妈走了，带了卤好的猪心猪肺猪肠子猪肚子，这都是妈妈这些天不让绛香吃，攒下的。长途汽车等了很久才来，妈妈上车的时候，对绛香说，听话……妈妈含糊其辞，没有说清是听她的话，还是听李婆婆的话，还是听“长期饭票”的话。总之，绛香决定谁的话也不听，只听自己的话。
放学之后，绛香到了李婆婆家，对半聋的老人说，我今天晚上不来了。李婆婆说，哦哦，你妈妈今天没走成啊？绛香就学她的声调，说哦哦。李婆婆就不再问了，专心敲打着她发黑的腿杆子。
苏三先生戴着鸭舌帽和硕大的遮陽墨镜来了。当时陰天。
寒暄之后，贺顿问道：“真的是血吗？手心和额头？”
苏三说：“不是血。可是在我心里，它和血是一样的。甚至比血还可怕。”
贺顿说：“请继续说下去。”
苏三说：“和外国人的谈判也就罢了，原则是事先制定好的，和谈判人员的临场发挥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影响就太大了。我没有办法清楚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以至于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得不到支持，当然也就形不成决议，得不到实施，给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
贺顿回应：“你很想改变这种状态，很大的成分是为了工作着想？”
苏三说：“基本如此。不过，我没有你想象的那样高尚。”
贺顿说：“苏三先生还有什么更隐秘的动机？”
苏三说：“你不会笑我吧？”
贺顿说：“我哪里会笑话您？对于说实话的人，我会敬佩。”
苏三说：“好，那我就告诉你。我想当官。这种发言恐惧症，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升迁。”
贺顿说：“你非常在意升迁这件事吗？”
苏三非常郑重地说：“是的，非常在意。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来找心理医生的原因。如果你对别人说自己很想当官，所有的人都会嘲笑你，如果你说自己想去偷东西，反倒没有那么多人惊讶。连我老婆都不理解我，她是做生意的，我们家有很多钱。她说我们早已超越了小康，到了大康特康的程度，我什么都不干，也可以过非常富足的生活。可是我不想这样平庸地活着，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古代酋长的儿子，很想掌握更大的权力，在危机的时刻挺身而出，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说得更大一点，为世界贡献更多的力量，为更多的人谋福利。做一个政治家，这就是我的理想，你会笑话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