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报社兼职有了积蓄，也因为兼职的活太累、太需要好的休息，我终于受不了这样的“夜夜群体激情”，在大二期末考前搬出宿舍，租了一个房间。
搬家那天，厚朴突然有种被抛弃感，甚至有种警惕：你不认同我了？或者吵到你了？
厚朴担心的显然是前者。
我解释了一遍自己工作的强度以及需要休息的迫切度。厚朴似乎依然还想得到我的认同，但他自己也没想到办法，只是反复问：“所以你一定会支持我吧！”
“当然！”我回答。
“但是你真的不是因为不认同我？”
我实在不想来回绕，也突然想到，这何尝不能成为我换取稿费的一个选题：“校园乐队青年和他的热血青春”。采访他不恰恰可以是我对他认同的证明吗？所以我说：“对了，不如我采访一下你吧，你的故事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他愣住了，然后马上开心地笑出了那两颗著名的小虎牙：“真的啊？我太高兴了。”
于是我顺利地搬离了宿舍。在我搬离后，厚朴认真地用油墨笔写上“神游阁”，严肃地贴在宿舍大门上。
在我搬离宿舍的第三天晚上，凌晨两点，厚朴打通了我的电话。
“你在干吗？”他问。
我知道是他有话想说：“什么话说吧。”
“我刚那个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实在不想把这对话继续：“晚安吧。”
他着急地嚷着：“别挂电话啊——”在电话挂断前，我听到他在那兴奋地狂嚷着：“这样的青春才有意思啊，才有意思啊——”
即使我没怎么去学校，还是听说了厚朴足够夸张的事迹：一周换三个女朋友；在学校外的饭店里和人打架；在上当代文学课时，直接把老师从课堂里轰下来，跳上讲台演唱自己写的歌……甚至，还有一次在宿舍里当着一群人的面和一个男同学接吻，用那种一贯的宣誓口吻说：我想尝试世界的各种可能。
学校辅导员终于忍不住了，打电话到厚朴山区里的那个家。没想到的是，厚朴的父亲，那个著名的乡村英语老师，听到这一番描述，只是哈哈大笑。
我不禁开始揣测，或许厚朴是他父亲自认为未尽兴的青春，在新一个肉体上的延续。
最后辅导员找到了我，希望我从未来的角度劝说下厚朴:“谁没青春过啊？但得有个度。你比较成熟，知道这样下去厚朴的档案里有这些，他以后会吃苦头的。现实的生活就是很现实的……”我知道辅导员的好意，他说的话我也认为在理。但我知道自己劝说不了厚朴，我们能成为好朋友，或许正因为我们是相反的人。
然而，厚朴再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闹哄哄的厚朴突然安定下来了。更想不到，让他安定下来的女孩会是王子怡。
王子怡在学校里也算是名人，有名的原因不在于她多漂亮或者她多出格，而在于她的父亲——据说是市委秘书长。这样的传说，没有人当面问过，但是学校的老师，在她面前也总是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
对这个学校的人来说，王子怡始终是面目模糊的。除“秘书长的女儿”之外，她似乎害羞、傲慢，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歪着头，似乎看不到任何人。许多人本来是那么笃定，王子怡应该是与厚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王子怡所属的世界，充满着的，应该是家里也同样握有权势的继承者，或者钻破脑袋想往上爬的凤凰男。王子怡似乎就应该属于同学们心目中又土旧但又让人嫉恨的圈子。
但王子怡却成了厚朴的女朋友。
得知这个消息，我确实也吃了一惊。但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这也是厚朴。有些人确实一门心思突破一切想抵达所谓的新世界，但转头一看，却发觉，他们只知道用老的规则来衡量自己；才发觉，其实他们彻头彻尾地活在旧体系里了。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所有人都误解了，厚朴不是能带着大家找到新世界的人，他其实还是活在旧世界的人。不过这一点，或许厚朴也不自知。
在我看来，厚朴和王子怡的恋情非常容易理解：厚朴以为通过拥有王子怡可以证明自己又突破了什么，而王子怡以为通过厚朴完成了对自我所拥有的一切的反叛。其实王子怡才是比厚朴更彻底的反叛者，或者说，来神游阁的其他人，其实都比厚朴更知道自由的世界是什么。
无论如何，这段恋情确实揭发了厚朴。自从王子怡搬到神游阁后，来的人就少了。那些人以为自己不愿意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来自旧世界”的王子怡，以为王子怡身上老土的腐朽感污染了自由世界，但或许他们心里清楚，他们只不过是察觉到了厚朴身上的另一个部分。
当时的我也意识到一个名叫张静宜的女孩在向我示好。她来自和王子怡同样的“世界”：她的父亲是市文化局局长。她收集着我发表在报纸副刊版的诗歌和小说。
我搬到出租房的第三天，她就不请自来了。没说什么话，但是眼睛总是骨碌碌地转，到处认真地搜索。停留没一会儿，就走了，下午再来的时候，带来了一床棉被、一副蚊帐、一个枕头、一个熏香炉和一支笔。我愣在那，来不及拒绝，她就已经把这些东西布置好了，好像它们天然就应该在那。
然后她坐下来聊天，说，她父亲一直让她寻找有才华的男孩子。她说，父亲交代，不要看一个人的出身，要看一个人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家族能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也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能力。”
我一下子明白她是什么样的女孩，虽然我一直看似功利地在努力测算和安排自己的未来，但骨子里头是那么厌恶这样的计算。从得失的角度，我应该把握这个女孩。而且她确实是个好女孩，没有娇养的气息，没有功利感，她在试图成为一个传统的、考虑到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女人。但我听了她的这些话后，竟然觉得异常的不舒服，我慌乱地、笨拙地催她离开。
等静宜离开后，我突然想打电话约厚朴出来喝酒。我们刚好成了有趣的对比，而我们各自都是对自己有误解的人：他以为自己做着摧毁一切规矩的事情，但其实一直活在规矩里。我以为自己战战兢兢地以活在规矩里为生活方式，但其实却对规矩有着将其彻底摧毁的欲望。
但我最终没打这个电话，我没搞清楚，是否每个人都要像我这样看得那么清楚。我也没把握，看得清楚究竟是把生活过得开心，还是让自己活得闷闷不乐。
我没预想到，厚朴在学校里，形象崩塌的速度会这么快。大三一开学，厚朴似乎就变得无人问津。许多当时聚集在神游阁的人，偶尔还会私下讨论，怎么当时会崇拜这个其实没有任何实在东西的人。他们甚至会回溯：“你看，当时他是因为组乐团开演唱会而让许多人欣赏的，但其实他乐队的歌我们并没有任何印象，最蹊跷的是，他明明不会唱歌，怎么当时就糊里糊涂地欣赏他了。”
王子怡似乎比厚朴更不甘接受这样的结果。她逼着厚朴和乐队更加疯狂地练习，还从父亲那儿要到了资助，为乐队添了一些更专业的乐器。然后，在大三期中考前，“世界”乐队又要开唱了。
这次的演唱会显然专业很多，地点是在学校大礼堂——王子怡出面找学校申请的，宣传就如同大明星的演唱会一样，多层次全方位——学校电视台、广播站不断播放着演唱会的消息，铜版纸印刷的海报张贴在所有看得到的宣传板上，并由学生会的干部在各个超市和食堂的门口摊派。
海报里厚朴站在中间，其他队员分列两侧，“世界”乐队的字放得大大的，演唱会的主题是：“关于理想，关于青春”。海报上厚朴还是笑出两颗小虎牙，但可能是有化妆，脸上看不见那种透亮。
演唱会的那天，我因为在报社加班，最终缺席了。听同学说，状况奇差：能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就坐了两三百人，这其中还有被要求到场来支持的学生会干部。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看到宣传栏上贴着的海报被人打了个大大的×，上面还留着一句话：“官养的乐队有劲吗？”
王子怡没理解到的是，学校里的这种乐队，贩卖的从来不是音乐，是所谓“自由的感觉”。或许厚朴也没理解到。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履行此前搬家时对厚朴的承诺。演唱会后的第二天，我兼职的这份报纸刊登了厚朴和“世界”乐队半版的报道。但采访不是由我来做的，我求着报社的一位老记者操刀，因为我知道我会忍不住问一些让厚朴不舒服的问题。
报纸里，记者问：你为什么把这个乐队取名为世界？厚朴回答：因为世界比任何想象都要宽广和复杂，世界是没有限制和规矩的。
报纸出来，作为登上报纸的人厚朴的受欢迎程度似乎又有所上涨。而王子怡也像打了场大胜仗一样，炫耀般和厚朴在各种公开场合缠缠绵绵。
这当中我零零散散地听说，其实厚朴和王子怡并没有那么顺利。王子怡的父亲似乎把王子怡的一切过激行为视为厚朴的“带坏”，并到学校投诉。而这所保守的师范大学，一来不愿意提倡这种“激烈的恋爱行为”，二来或许不愿意得罪“领导”，对厚朴提出了一些处罚，比如停止助学金补助，不让厚朴入党等等。
与此同时，王子怡对厚朴也开始百般挑剔起来。我常听到王子怡用这样的一个句式对厚朴说话：“你本来不应该是——”。比如，你本来不应该是完全不在乎学校领导的吗，在这难受什么？你本来不应该是很大气潇洒的吗，少了助学金会死啊？
当时的我也完全顾不上这些了。按照我的规划，大四开始我就要去实习了，大四虽然有整整一年，但据我所知，一般而言，在一个地方必须实习至少三四个月，才会有单位下决心留你，而一年就只有三次“四个月”，也就是说我只有三次机会。何况，为了支撑这一年的实习，我必须攒够经费。
为了让大四能有宽裕的时间，我甚至提前到大三下学期就开始撰写毕业论文。剩下的时间，偶尔和静宜止乎礼地吃吃饭，散散步。
大三下学期，德国某钢琴大师来这个小城市开演奏会，这一下子成了城中名流的盛事。我被静宜正式邀请了，她还问我什么时候有空逛街。我问她，逛街干什么？她红着脸说：“想拉你去买衣服。我们家族主要的长辈都会出席的。”
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和静宜的关系到底要如何发展，我确实在很理性地考虑。让我经常愧疚的是，我不是把她单独作为一个原因来考虑，而是把她纳入我整个人生的计划来考量，思考到底我是不是要选择这样的人生。
最终我很顺从地和她去逛街了，让她帮我挑了她觉得适合的衣服。但买衣服的钱我坚持自己付。当时我认真地想，这是我必须坚守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