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杂志社的实习还算顺利。为了争取能留下正式工作的机会，也为了节省路费，我主动请缨，春节留守社里，不回老家。
独自一人在老家过年的母亲显然不理解这样的决定，电话里横七竖八地唠叨着。等糊里糊涂地挂完电话，就已经要跨年了。
我准备关机，煮碗泡面加两个蛋，就当自己过了这个年。
电话却突然响了。
是厚朴。
“抱歉啊，那段时间没接你电话。”这是厚朴接通电话后的第一句话。
“你后来怎么没来北京？”
“我没钱，不像你那样会规划着赚钱，你知道我野惯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和我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被劝退离校时，整个学校围观着送别的场景。“我把行李拖着，拖到校门外，然后你知道怎么了吗？我坐在校门口开了个小型个人演唱会。整个学校掌声雷动，可惜你不在现场。”
说完这个故事厚朴像是突然累了一样，一下子泄了一口气：“和你说个事，你别告诉别人。”
“怎么了？”
“我觉得我生病了，脑子里一直有种声音，哐当哐当的，好像有什么在里面到处撞击。”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打鼓打多了？”
“不是的，是从离开学校开始。离开学校后，我试着到酒吧找工作，但是，你知道我唱歌不行的。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打鼓了，就来来回回住在几个朋友家里，蹭口饭吃。”
我一下子确定了，厚朴在那段时间过的是如何的生活：因为外部的挫折，他越来越投入对梦想的想象，也因此，越来越失去和实际的现实相处的能力。
“你不能这样的，要不我让谁帮忙去和学校说说话，看能不能回学校把书读完，这段时间你也学我攒点钱，来北京。”我以为，我在试图让他的生活回到正轨。
厚朴突然怒了：“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像大一那样去工地抡石头啊？我不可能那样去做了，我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把我当失败者，因为我活得比他们都开阔。我们是不是好朋友，不要假装听不懂我的话，你能不能出钱让我来北京看病，你愿不愿意帮我？”
我试图解释：“厚朴，正因为我把你当朋友我才这样对你说，这一趟来北京的钱不是问题，问题是……”
话没说完，他电话就挂了。
我再打过去，就直接关机了。
我说不上愤怒，更多的是，我清楚，目前的自己没有能力让厚朴明白过来他的处境。
我一直在想象厚朴的生活，他已经用那些激烈的方式，把自己抬到那样的心理预期，不可能再低下身，扎到庸常的生活里去了。他不知道，最离奇的理想所需要的建筑素材就是一个个庸常而枯燥的努力。
他显然也隐隐约约感觉到，失败者这个身份似乎即将被安置到他头上来。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他能想象到的瑰丽生活去与现实抗衡，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紧张、敏感地去抗拒一切质疑和暗示。
或许厚朴在那之前不接我电话的原因还在于，他敏感地觉得，现在的我，是映照他失败的最好对比。
同学们都不知道厚朴的确切消息，只是断断续续告诉我，他偶尔突然偷溜回学校，抨击一下学校和大部分人的庸碌，调戏下小学妹，拉大家喝几瓶啤酒，就又再消失。有人在某个酒吧看到过他，也有人看到过他在马路边弹吉他，想获得些资助。
我从辅导员那里要到厚朴父亲的电话，希望他能向厚朴分析清楚这世界的真实逻辑。然而那位厚朴一直念叨的乡村英语老师，讲话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腔调，像老外在说中文一样。他告诉我：“没事，就让他闯闯，失败了，也当作是让他发泄发泄，他得把内心的欲望抒发完成啊，要不这一生就浪费了。”
我一下子明白，为什么厚朴有着那么着急、仓促，同时强烈而又真挚地拥抱世界的想象——这样的父亲帮不了厚朴。
实在没有办法，我最终试图找王子怡帮忙。她淡淡地说：“哦，厚朴，好几个晚上拖着把吉他在我家小区里半夜唱歌，发酒疯说他如何爱我，被我父亲叫警察把他带走了。他真是个——”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我不想听到那个词语，在她还没说出口前，赶紧挂了电话。
对厚朴的担心，很快被每天日常琐碎的各种滋味淹没。
在正式毕业前，我如愿地被杂志社录用。为了参加毕业典礼，我回了一趟大学。希望这次回去，能见到厚朴。
打开以前宿舍的门，里面确实出乎意料地干净。听同学说，厚朴在临走前，擦拭干净了每一个角落。他们不解厚朴的这个行为，其实我也不理解。
让人意外的是，除了带走一把吉他，厚朴把整套乐器都留下来了。他跟同学们说，这是留给以后来这所学校，同样怀有梦想的人。
我大概能感觉到，要离开学校时，厚朴内心里那复杂的滋味。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总觉得这城市格外的小，就是一条主干道，衍生出几条功能迥异的路。然而，当它藏住一个人的时候，就变得格外的大。
整座城市就只有酒吧街上那几个酒吧，也只有九一路上那两三家乐器行。厚朴藏身的地方确实不多，但直到回北京前，我依然没能找到他。
然而生活必须继续，就像是个话剧演员，我必须在中场休息时间结束后，继续扮演起在现实生活中苦苦争取来的角色。
我就这样告别了那座城市，告别了学校，也告别了厚朴。
北京果然像只巨兽，从飞机一落地开始，就有各种触须攀爬而来，把你卷入一个个事件、一个个挑战、一个个故事和一场场悲喜中。这众多事件，这众多悲喜，厚厚地、一层层地包裹着你，让你经常恍惚，觉得似乎除了北京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生活了。
作为师范大学的学生，我和厚朴的大部分同学都留在家乡当起了老师，偶尔有些来北京进修或者补习的。我作为唯一一个扎根北京的人，自然成了他们的驻京接待处。
我没再刻意去打听厚朴的消息，但来的人总会有意无意地说起——事实上我和许多同学说不上熟悉，只是偶尔说说一些陈年旧事和另外一个共同认识的人的故事，勉强证明，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彼此身上花时间的原因。
据说厚朴流浪到最后，没有朋友收留了，借公共电话亭打了个电话，就被他父亲来城市接了回去。
为了他的事情，厚朴的母亲和父亲吵了很凶的一架，最终母亲的主意占了上风。在母亲的努力下，一些关系得到疏通，厚朴被安排到三明一个很小的村庄里去教书。教的课据说很杂，有语文、政治和音乐等。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经常会在忙到大脑快抽筋的时刻，突然想象，在一个小村庄里带着一群小孩唱歌的厚朴。在我的想象里，他还是那样激情四溢，还笑开着两颗小虎牙，而村子的阳光，能把他的脸再次照出那种动人的透亮感来。我总会边想象，边自己开心地笑。
仿佛过上这样生活的，是我自己。
糊里糊涂地，我在北京已经待了两年了。一个很平常的晚上，大学时期的班长给我打来电话：“你这周末能回来吗？一起去趟三明。”
“为什么去三明？”我没反应过来。
“厚朴死了，班级组织同学们去探望他家。想说你们是最好的朋友，要不要也去送送他？”
我当即脑子一片空白，犹如被人重击了一般。
班长还在讲述这几年厚朴经历的种种，那是和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到村里教书的厚朴，一开始有些寡言，但也称不上什么问题，但慢慢地，他不断和家里人说，脑子里有个声音，哐当哐当的，像是有只怪兽，就住在他脑子里到处冲撞。一开始，还只是在晚上隐隐作痛，渐渐地，会突然毫无征兆地发作，他一开始只是喊头疼，后来竟发展到拿自己的头去撞墙，撞得头破血流。
课最终是上不了了，他的父亲带着他到处去检查，并没能查出什么问题。
自杀的前一周，他对父亲提了最后的要求：我能去北京看病吗？
他父亲拒绝了。
这几年，已经耗尽了这个家庭的最后一点积蓄，也耗尽了这个父亲最后的耐心。
班长还在感慨：“我们要多珍惜彼此了，生活是个漫长的战役，他是我们当中阵亡的第一个人……”
我已经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
厚朴的父亲不知道，同学们不知道，王子怡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住在厚朴脑子里的怪兽，是他用想象喂大的那个过度膨胀的理想幻象。我还知道，北京不只是他想要求医的地方，还是他为自己开出的最后药方。
一种难以形容的悲伤，迅速在胸口膨胀。张了张口，试图想发出点什么，却始终没有一点声音。我这才意识到，这几来年，对自己的管控太成功了，以至于在这个极度难过的时候，还顾虑着大声宣泄会惹来邻居的非议。
大学四年，毕业工作两年，我一直控制着自己，没学会抽烟，没学会喝酒，没让自己学会发泄情绪的一切极端方式。要确保对自己一切的控制，要确保对某种想象的未来达成，要确保自己能准确地活在通往目标的那个程序里。
然而我要抵达的到底是什么？这样的抵达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
不想哭，内心憋闷得难受，只能在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不断来来回回地到处走，然后不断深深地、长长地叹气。仿佛我的胸口淤积着一个发酵出浓郁沼气的沼泽，淤积着一个被人拼命咀嚼，但终究没能被消化，黏糊成一团的整个世界。
也就是在那时候，我突然察觉，或许我也是个来北京看病的人。
或许，我和厚朴生的是同一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