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态却意想不到地恶化了。
“算了吧！”堀木歪着嘴巴说道，“就连我也竟然和这种穷光蛋的女人……”
他就像是困窘至极似的交叉着双臂，目不转睛地盯着常子，苦笑了。
“给我酒，我身上没有钱。”我小声地对常子说道。我真想喝个烂醉。从所谓的世俗眼光来看，常子的确是一个不值得醉汉亲吻的、丑陋而贫穷的女人。我感到自己就像是意外地遭受了雷击一样。我喝呀，喝呀，从没喝过这么多酒，一直喝到烂醉如泥，与常子面面相觑，悲哀地微笑着。经堀木那么一说，我真的觉得她不过是一个疲惫不堪而又贫穷下贱的女人，可与此同时，一种同病相怜的亲近感却又油然而生（我至今仍旧认为：贫富之间的矛盾尽管貌似陈腐，但却是戏剧家笔下永恒的主题之一）。我发现常子是那么可爱，以至于我生平第一次觉察到自己萌发了一种虽然微弱但却积极主动的恋爱之心。我吐了，吐得不省人事。喝酒喝得不省人事，这还是第一次。
醒来一看，常子坐在我的枕边。原来我是睡在了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说过‘钱一用完，缘分就断’，我还以为是开玩笑来着。莫非你是真心说的？要不，你干嘛不来了？要断绝缘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难道我挣钱给你用，还不行吗？”
“不，那可不行。”
然后女人也躺下睡了。拂晓时分，从女人的口中第一次迸出了“死”这个字眼。她早已被人世的生活折磨得精疲力尽，而我一想到自己对人世的恐惧和生存的烦忧，还有金钱、女人、学业、运动等等，似乎就再也无法忍耐着活下去了。于是不假思索地赞同了她的提议。
但当时我却并没有真正作好去“死”的思想准备。其中的确隐含着某种“游戏”的成分。
那天上午，我和她双双徜徉在浅草六区，一块儿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各自喝了一杯牛奶。
“账你先结了吧。”
我站起身，从袖口里掏出小钱包皮，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三块铜币。一种比羞耻更凄烈的情愫一下子攫住了我。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是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房间，那个只剩下了学生制服和被褥，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进当铺典当的荒凉房间。除此之外，我所有的家当就只有此刻穿在身上的碎花布和服与斗篷了。这便是我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看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那女人也站了起来，瞅了瞅我的钱包皮问道：
“哎？！就这么点钱？！”
尽管这句话有口无心，但分明有一种疼痛感穿透了我的骨髓。这是我第一次因自己所爱的人所说的话而体验到痛苦。三枚铜币说到底算不得钱，它带给我从未咀嚼过的奇妙的屈辱感，一种没脸再活下去的屈辱感。归根到底，那时的我还尚未彻底摆脱有钱人家的纨袴子弟这一种属性*吧。也就在这时候，我才真正地为一种实感作出了去死的决定。
那天夜里我们俩一块儿跳进了镰仓的海面。那女人嗫嚅着“这腰带还是从店里的朋友那儿借来的呐”，随即解了下来叠放在岩石上面。我也脱下斗篷放在了同一块岩石上，然后双双纵身跳进了海水里。
女人死掉了，而我却得救了。
或许因为我是一个高中生，再加上父亲的名字多少具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效应吧，情死的事儿被当做一个重大事件登载在报纸上。
我被收容在海滨的医院里，一个亲戚还专程从故乡赶来，处理种种后事。故乡的父亲和一家人都勃然大怒，有可能就此与我断绝关系，那个亲戚这样告诉我以后就回去了。但我哪有心思顾及这些，我只是想念着死去的常子，禁不住潸然泪下。因为在我迄今为止所交往的人中间，我只喜欢那个贫穷下贱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里面是她写下的五十首短歌。这些短歌的开头一句全都是清一色*的“为我活着吧”这样一种奇特的句子。护士们快活地笑着到我的病房里来玩，其中有些护士总是在紧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转身离去。
在这所医院里检查出了我左肺上有毛病。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为名带到了警察局。在那里他们把我作为病人对待，收容在特别看守室里。
深夜，在特别看守室旁边的值班室内，一个通宵值班的年迈警察悄悄拉开两个房间中央的门，招呼我道：
“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到底还是舍不得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吧。”
接着他渐渐摆开了架势，俨然一副法官的样子装腔作势地问道。
“最初和那女人搞上关系是在哪儿？”
他当我是个小孩子，摆出一副审讯主任的派头，为了打发这个秋天的夜晚，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什么近于猥亵的桃色*新闻。我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拼命地强忍住想笑的神经。尽管我也知道，对警察的这种“非正式审讯”我有权拒绝作出任何回答，但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添一点兴致，我始终在表面上奇妙地表现出一片诚意，仿佛从不怀疑他就是真正的审讯主任，以至于刑罚的轻重彻底取决于他的意志似的。我还进行了一番适当的“陈述”，以多少满足一下他那颗色*迷迷的好奇心。
“唔，这样我就大体上明白了。如果一切都从实回答。我嘛，自然会酌情从宽处理的。”
“谢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真是出神入化的演技。这是一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卖力表演。
天色*已经亮了。我被署长叫了过去。这一次是正式审讯。
就在打开门走进署长室的当口，署长便发话了：
“哦，真是个好男儿啊。这倒怪不了你。怪只怪你的母亲，生下了你这样一个好男儿。”
这是一个皮肤微黑、像是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署长。听他突如其来地这样一说，我不禁萌发了一种悲哀的感觉，就像自己是一个半边脸上长满了红斑的、丑陋的残疾人一样。
这个署长的模样就像是一个柔道选手或者剑道选手，他的审讯方式也显得干练而爽快，与那个老警察在深夜所进行的隐秘而执拗的好色*审讯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整理送往检察局的文件，一边说道：
“你得好好爱惜身体呐。你吐血了吧？”
那天早晨我有些反常地咳嗽。一咳嗽，我就用手巾掩住嘴巴。只见手巾上就像是降了红色*的霰子一般沾满了血。但那并不是从喉咙里咯出来的血，而是昨天夜里在我抠耳朵下面的小疙瘩时流出来的血。我突然意识到，不挑明其间的真相或许对我更为有利，所以只是低下头，机敏地回答道：
“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说道：
“至于是否起诉，得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还是得用电报或电话通知你的担保人，让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总该有一个吧，诸如你的担保人或监护人之类的。”
我突然想起，一个曾经经常出入于父亲的别墅、名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是我学校的担保人。这个叫涩田的人，和我们是同乡，常常拍我父亲的马屁，是一个长得又矮又胖、年届四十的独身男人。他的脸，特别是眼睛，与比目鱼十分相似，所以父亲总是叫他“比目鱼”，而我也跟着那么叫惯了。
我借助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请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没想到“比目鱼”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说起话来竟然装腔作势的，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喂，那个电话话筒还是消一下毒为好。没看见他吐血了吗？”
当我回到特别看守室坐下之后，听见署长正用大嗓门吩咐警察给电话话筒消毒。
午饭以后，我被他们用细麻绳绑住胳膊，与一个年轻警察一起乘坐电车向横滨出发了。尽管它们准许我用斗篷遮住捆绑的痕迹，但麻绳的一端却被年轻警察牢牢地握在手中。
不过，我并没有丝毫的不安，倒是对警察署的特别看守室和那个老警察依依不舍。呜呼，我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呢？被作为犯人捆绑起来，竟然反而使我如释重负，万般惬意。即使此刻当我追忆当时的情形时，我也不由自主地变得心旷神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