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好处在于往往言人所不到，发人新见。我们多习惯以鸠毒比如爱情，把痴情不悔说成是含笑饮鸠酒。而《诗经》里则以桑葚比喻爱情。桑葚是甜的，斑鸠吃多了容易醉醉；爱情是美好的，人太迷恋则易上当受骗。至于后面那几句：“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这几句话，我一直认为是男女纠缠的至理明言，甚至还是我对《氓》印象深刻的关键原因。
可见这女子受害之深，不是血泪的教训，也说不出这样警辟的道理来。
从桑叶青青到桑叶黄落，不仅说明了女子年龄增长，容颜由盛到衰，更暗示了时光的推移。“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一般以为女子嫁过去三年，但另有一种解释：“三岁，多年。按‘三’是虚数，言其多，不是实指三年。”不管是哪种解释，女人都不可能老掉牙，实际上是说女子嫁过去好几年，为男人忙得心力憔悴，未老先衰，所以色衰爱弛。夫妻关系渐渐不和，终至破裂。女子不得已又坐着车子，渡过淇水，回到娘家。她反覆考虑，自己并无一点差错，而是那个男子“二三其德”。在这里女子以反省的口气回顾了婚后的生活，找寻被遗弃的原因，结果得到了一条教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只有痴心女子负心汉！
诗的第五章用赋的手法叙述被弃前后的处境，前六句承上章“自我徂尔，三岁食贫”，补叙多年为妇的苦楚，她起早睡晚，辛勤劳作，由于她的辛苦操持，使得男子再无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在外做事。可惜，“贵易友，富易妻”，日子富有了丈夫便饱暖思淫欲，开始喜新厌旧，变得暴戾冷酷。“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这个“暴”字可使人想像到丈夫的狰狞面目，以及女主人公被虐待的情景。
后四句写她回到娘家以后受到兄弟们的耻笑。《诗集传》释此段云：“盖淫奔从人，不为兄弟所齿，故其见弃而归，亦不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归咎哉，但自痛悼而已。”朱熹说女主人公“淫奔”，是道学家的古板气息，我们可以嗤之以鼻；但其他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她当时所受到的精神压力和由此而产生的内心矛盾。
《氓》中女子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情与礼的矛盾，以及夫权对女子的压迫。古礼认为女子嫁人，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这位女子开始时是在集市上与一平民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的，后来又乘垝垣相望，显然与礼有悖，终遭丈夫的休弃，受尽兄弟讥讽。她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与礼教产生直接的冲突，最终导致了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白居易诗里的女子也一样。她跟随男子到了夫家，以为是找到依靠，追寻了自己要的幸福，不料却因为是私奔而为人所不耻。她的公公婆婆轻贱她：“聘则为妻奔是妾”，说的够直白，够伤人。甚至说她不配主持祭祀，给祖宗献祭，因为这样不知廉耻的女子祖宗不会喜欢，我们家也不承认有这样的媳妇。可就是这样，那女子受尽委屈，却没有胆气说什么，一直在忍，直到忍无可忍。原因正在于，她离了这男子就没有生存的地方和能力——“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
为礼教所缚，一旦离了男子，便是千夫所指，无疾而死。所以即使这男人再不中用，有了他在人前也好像有了块遮羞布——你毕竟是个有人要的女人，而不是没人要的人。亦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那时的女子宁愿守着一个男人一辈子当怨妇，也不愿被休下堂当弃妇，而且一旦被休就好像性命攸关的大事那样。
白诗的开头，女子用比兴的手法来说明了自己与丈夫的感情危绝到不可挽回——“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接着，女子追忆起当初年少时一见钟情的美好时光。《氓》则把追忆放到了最后，最后一章赋兼比兴，在抒情中叙事，回忆当初他们相恋时，有说有笑；男子则“信誓旦旦”，表示白头偕老。可是他还未老时就产生怨恨，而且无法挽回。这里用了两个比喻：浩浩汤汤的淇水，总有堤岸；广阔连绵的沼泽，也有边际。言外之意是，我的痛苦为什么竟没有到头的时候？
必须要赞的是。《氓》充分运用了赋比兴交替使用的手法，时时注意情与景的结合，它首先让我们窥见古代集市贸易的一个侧面，然后又让我们感受到古代嫁娶的简单礼俗，特别是将一条淇水作为背景贯穿全诗，显示了构思的严密与巧妙。如“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写相恋时的依依不舍；“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写被弃后再涉淇水返回娘家的情景；“淇则有岸，隰则有泮”，则以生活中所经历的印象最深的场景兴起内心的感情。同渡一条淇水，随着主人公前后处境的不同，心境是随之变迁的。此情此景应了那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大凡先好后坏的境遇总让人有不堪回首之叹。昔日的妙龄少女，竟成下堂妇，被一个不堪的男人，一段不堪的婚姻磨折掉的，何止是青春而已，同时被摧毁的，还有对未来的信心。
实事求是的说，在那样一个时代，是很难要求一个平民女子勇敢地站起来，闯出一片新天地的。
《诗集传》云此段“兴也”，其实更准确的说它是比中有兴。诗人运用这两个比喻，强烈地抒发了一腔怨愤，诉说了弃妇无边无际的痛苦。我并不觉得《氓》完全是首弃妇诗。“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在二三其德的男子面前，“士贰其行”后,这个妇人不是忍气吞声，不是低眉顺眼，也不只是哀伤痛悔，却说“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既是你变了心，咱们的关系就此断了吧。她决然而去，是怎样的刚烈和坚强。
然而她果真能做到吗？方玉润认为：“虽然口纵言已，心岂能忘？”（《诗经原始》）。是的，从这女子一贯重情的性格来看，她对男子不可能在感情上一刀两断，起码一时三刻绝对做不到。令人欣慰的是，她能够这样认识，已比《诗经》中其他的弃妇强太多。
《氓》这样一首真挚的诗，自汉代以来，却为学者所不耻，那些经学儒生不在意女子所受的苦，却多以道德规范来观测此诗，认为是“刺淫奔”之作，朱熹甚至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并进一步引申说：“士君子立身一败，而万事瓦裂者，何以异此？可不戒哉！”
朱熹的话我看了就生气，老是掉长了老脸道貌岸然，“淫妇”长“淫妇”短的，好像全天下人都要如他所宣扬的从封建礼教出发，要求妇女乃至读书人树立强烈的节烈观，否则就是“淫丧”。也不知道他青春发育期受了什么刺激，思想如此的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