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姚晶同你，熟到什么程度？”
“她是我的过房女儿。”
我又问编姐：“那是什么？谊女？”
编姐点点头。
“几时的事？”
“那年她十八岁。”
“我们知道她有两个不同父亲生的姐姐。”
“是的。她母亲先嫁一个小生意人，后来再嫁姚晶的父亲。”
“她父亲干什么？”
“没有人关心。”还是不肯说。
“姚晶在内地做些什么？”
“念书。”
编姐意外地说：“不可能！她的英语说得那么好。”
“人聪明、肯学，你以为她是普通人？她桂林话说得多好，上海话亦琅琅上口。”
“为什么要学桂林话上海话？”我问。
“你这小姑娘，”朱老伯不以为然，“她夫家是桂林人，还有，当时电影界大享全是江浙帮，讲广东话，老板懂勿？勿懂依自家吃亏。”
至此我便向往姚晶的气质，不禁一阵心酸。
“这么冰雪聪明的女子……”朱老伯摇头，“一代不如一代，你瞧瞧现在的女明星，个个像十不全。唉，我看够受够。”
我们三个人都静下来。
“姚晶还剩下多少私蓄？”朱老伯问。
我反问：“你也知道她没剩下多少？”
“一个人赚，那么多人花，能剩多少？”
我冲口而出，“朱伯伯，你这么爱她这么了解她，她有事为什么不来同你商量？”
朱老伯长长吁出一口气，“要面子呀，吃了亏，打落牙齿和血吞。你以为是现在这些女人？同男人到酒店开房间睡觉也可以说出来。”
也不必像姚晶这般活受罪。
我看着自己的一双手，叹息着。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早应说出来，思量解决的办法。顶多离婚，有啥事大不了，以现在的标准，没有离过婚的女人简直不算生活过。
也许姚晶是落后了，价值观及道德观皆比人过气二十年。
我说：“张煦是爱她的。”
朱老伯嘲弄地笑：“是吗？”
“何以见得不是？”
“嘴里说说就有用？过年过节送一打花？真正的男人，是保护女人的男人，一切以她为重，全心全力照顾她心灵与生活上的需要。”朱老伯圣洁地说。
哗，我举起双手投降，幸亏男人听不到这番话，否则谁还敢娶妻，我与编姐再过八十年也销不出去。
这一对谊父母彻底的落后。
“怎么，”老先生问我，“你不认为如此？”
我摇摇头，“反正我也没打算全心全意地对待他，大家做一半已经很好，要求降低一点，就少点失望，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对配偶抱着那么大的寄望是太过幼稚天真了，朱伯伯，你不会赞成我这番话吧？”
“那么难道你们嫁人，不是想终身有托吗？”他大为震惊。
我说：“托谁？我的终身早已托给我自己。唉呀，朱伯伯，你不是想告诉我，咱们活在世界上，除了自己，还能靠别人吧？”
“那么结什么婚？”朱老伯听到现代妇女的价值观，惊得发呆。
“伴侣，伴侣也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人，他不是爱的奴隶。”
朱老伯受不了这样的刺激，哺哺说：“要是阿晶像你们这样看得开，就什么事都没有。”
我还想说什么，编姐已以眼光阻止我。
老佣人走过来同我们说：“两位小姐吃过点心再走好不好？”
编姐说：“我们不吃，谢谢。”
朱老先生的双眼又回到银幕上。
编姐说：“我们告辞了，朱先生。”
他才转过头来说：“不送不送。”
他的神情困惑，像是小学生见到一百题大代数家课时般神色。
到大门口，编姐抱怨说：“他是老式的好男人，你一下子灌输那么多新潮流给他，他怎么受得了，你把他的元神都震散了。”
“我还想说下去呢。”
“我知道你，”编姐说，“你非把男人斗垮斗臭你是不算数的。”
“错。”我说，“我只是反对‘杜十娘，恨满腔，可恨终身误托负情郎’这种情意结。”
编姐为之气结。
“恋爱呢，好比吃冰淇淋，要活人才能享受得到，爱得死脱，也根本不用爱了，死人怎么爱？”
“你这个人，什么本事都没有，独独会嚼蛆。”
我们坐车子进市区，一路上但见夕阳无限好，满天的红霞，天空远处，一抹浅紫色的烟雾。
姚晶会喜欢这样的天色，她古老不合时宜，认为嫁不到好丈夫便一生休矣。
她浪漫到苍白的地步，死于心碎。
我抚摸自己强壮的胸膛，寻找我的心。
有是肯定有的，不过只为自己的血液循环而跳动。
真不敢相信，就在十年之前，三千六百五十多个日子而已，女人的情操会得孤寡到像姚晶。
“你在想什么？”编姐问。
“没什么。”我咬手指头。
“你有没有发觉，朱先生有很多话没说？”
我莞尔，“我希望多听听他与赵飞追女孩子的掌故。”
“他最喜欢说那些故事，说得很精彩生动。”编姐说。
“你们常常听？”我很羡慕。
“也不是，我只听过一两次，他说那时候在上海，大热天都穿白色哔叽西装，爱哪位小姐，就请那位小姐把缝旗袍剩下的料子，给他一点去做领带。”
“真的？”那么发噱。
“真的，很罗曼蒂克，很傻。你知道，那时有首诗叫我是天边的一朵云……”编姐笑道，“真是一套一套，叫人吃不消的。”
“我要知道更多关于姚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