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技术之不及。”这是《万历十五年》一书倒数第二段的前两句，也是对于本书所探讨的问题的一个总结。
书的第一页这样写道：“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期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于是我带着好奇和疑问循着作者的笔触来探寻：这一年发生了些什么？这些事对后来有什么影响？为什么作者说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却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至此，本书的正文部分已经看完，但是并没有作者所说的那种：“微小之事的积累导致了改变历史的结果”的感觉。
遵循本书的内容，这一年可以归纳为：万历皇帝日趋荒于正事，消极怠工，不再对国事励精图治；首辅申时行想要维护王朝的稳定却力不从心，最终卸职归田；张居正在大刀阔斧的改革关节眼却去世，其身后却被参劾，以致子孙发配边疆；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清正廉洁，行使严正却遭排挤，被迫退休；军事将领戚继光 “他从来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做到至矣尽矣”，一代将领却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哲学家李贽在狱中自刎，却在污血之中挣扎了两天才死去……这一切表明着王朝已经几近倾覆，王朝覆灭的必然性见诸文章。
作者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细致读了许多文献，引用了许多史实，从各方面将万历十五年的景象还原，从细处着笔，娓娓道来，使人如读一部小说般了解万历十五年的前前后后。然而，还原当时皇帝、大臣的生活、工作和所发生的历史大事件并非作者的目的。作者是从细处着笔，写出他的大历史观，探索王朝覆灭的原因和必然性。
读罢全文，我认为王朝覆灭的必然性也是本文开头所摘录的，亦即以道德代替法律，社会发展受到限制，整个社会封闭而凝固，止步不前，技术又没跟上，人才亦由于体制问题而得不到施展，文武大臣皆无力回天，王朝的覆灭是为必然。
万历皇帝八岁登基，以首辅张居正大人为师，全国事务多由张居正代为拟批。前期的万历，受儒学教育影响，遵守礼仪，算是“励精图治”，至少算是合格的皇帝，对于国事是有热情的。
但是在万历十五年前后，皇帝发现自己不过是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工具和代言人而已，只要他的言行不符合文官心目中皇帝的形象，就会被文官的奏疏所“参”，虽然是温和的口吻，但也把他生活中一些即使是琐碎的生活习惯都指出来，并要求他改变，否则就是愧对祖宗的基业，有损于皇帝的威信。渐渐地，万历看透了这一切，自己虽然贵为天子，但却生来就没有了自由，甚至和自己的母亲都要以君臣相称；对自己最为心爱的女人，他都无法使她在死后与他安葬在一起，甚至是他们的儿子也无法当上太子，为立储一事，多次受到百官的劝诫。
万历发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只是在文官集团控制下的一点权利，只要他的决策危及文官集团的利益，便会被各种奏章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万历十五年之后，他对国事不闻不问，既不反对，也不应允。一概采取消极的态度对之。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尚且如此，这个王朝还能走多远呢？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死，死后又被大清算，家产抄了，儿子革职，之前加诸他身上所有的至上的荣耀都被剥夺，甚至差点开棺戮尸。
一个厉行改革的大官，曾一度掌管着举国的重大决策的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之前有多荣耀多尊贵，现在就有多卑微，多惨淡。由于王朝制度尚未健全，一切皆以道德和礼法代替法律和制度，因而，每个人，无论官阶多高，只要生活不检点，或者言行不一，如张居正提倡厉行节约，却自己很奢侈，则成为最后百官弹劾他的主要着眼点，以至于磨灭了他身前所有的功绩，而将其一生涂污。
这也是封建社会的毒瘤之一，即无论你身前做了多大贡献，只要你一犯错，就会被敌人揪住用以将其置于死地，甚至是已死之人概不能免，古时，开棺戮尸之举见诸史文。
张居正死后的反张大潮，也使我深深地认识到：虽说儒学对人的修养有所裨益，但是若太过推崇，必然生“毒瘤”。
比如中国人向来推崇中庸之道，在于“树大招风，风必折之”，要“韬光养晦”，不要“锋芒毕露”，否则一定是“枪打出头鸟”。
张居正所厉行的改革，总的来说，对王朝还是好的，但是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欲除之而后快，奈何，张公对朝廷贡献之大，只能等到世间再无张居正，才终于掀起一股倒张的浪潮，使其尸骨未寒，便受到参劾。若张公泉下有知，应当心寒吧。
也说明，位极人臣，若不懂得收敛，危及君主和其他大官的权利，必将“不得好死”，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位高权重的大臣几个能得善终？
精明的君王都畏惧这种手握重权的大臣，必然是要想方设法除掉的，如韩信、如鳌拜、如年羹尧。所以说，一起打江山容易，一起享富贵却难！
“海瑞确实是一个公正而连接的官员，具有把事情办好的强烈愿望，同时，还能鞠躬尽瘁地去处理各种琐碎的问题。”这是作者对海瑞的评价。
海瑞一生清贫廉洁，厉行节约，用这样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可以，但是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别人就不高兴了。于是，清官海瑞非但不被待见，反而屡次被参，落得个凄惨晚年的下场。或者将有才能的人置于闲职，使其不得施展才能，无法干预政事。晚年的海瑞，请辞七次，才得批准。最终在万历十五年岁暮死去。
与之相似的是戚继光，明朝著名的抗倭将领，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但是在武官不受重视、不掌实权的明朝，处处受到文官的牵制和排挤。
俞大猷也是当时出色的将领，他的军事构想具有创新性，却脱离现实，因为，当时那个僵化的社会并不允许军事上的发达和创新，文官集团的唯一愿望就是保证王朝的稳定而已，却不鼓励驱逐蒙古族的进犯，他们惧怕武官掌握实权，同时也认为王朝的核心是保持稳定，以儒家的道德自律来管理国家，至于军队嘛，只要不危及王朝的生存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