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将领，“他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深知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将事情做到极致。然而，他却在贫病交迫中死去，这是万历十五年刚过。而我们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良好时机，最后被努尔哈赤的八旗军所吞没。
可以发现，古来优秀的将领总是被排挤或不得好死，这是由于大时代的环境所限，也突显出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愚痴和狭隘，人们心里容不得优秀人才的存在，而那些人却正好掌握了人事任命乃至国家的实权，就算没掌权的也可以通过煽动社会舆论，不断递送弹劾的奏章，断送一个优秀人才的前程和命运！呜呼哀哉，真是历史性的悲剧，也折射了我大中华传统的封闭和狭隘。
作者在文章中不时说出了真相，即以道德代替法律，整个国家缺乏明确的法律和制度，也没有实施的条件；文官以儒家学说控制国家，武官式微、不受重视；社会凝固、封闭，止步不前；社会制度的根源问题。
即使是某段时期出现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俞大猷等这样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好官，纵他们心中对帝国的建设和改革有千万种美好的构想，却无法扭转整个帝国都想没落的局面，因为仅凭他们的一己之力无法与整个传统封建的权利集团抗衡，而他们亦无法形成自己的队伍，找到与他们一样优秀或志同道合的人与现金的权利集团对抗。
这个道理古往今来皆同。
至于今日，即使很多优秀的青年有很美的理想很大的抱负，若社会环境不允许，他则难以实现他的理想。然而，庆幸的是，我们所生的社会相较于王朝时期开明和开放了许多，我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然而，很多民族“劣根性”的问题还是与千百年前一样，难以根治和去除。比如中庸之道的深入人心，至今仍然是政府机构运作和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所依靠的主要原则。儒家思想在冥冥中和潜移默化中已经成为我们骨子里的“铠甲”亦是相当致命的“软肋”！
中国的人情社会关系、动则以道德要求他人、人际关系中提倡的中庸之道、注重集体利益、要求牺牲系我顾全大局等思想也是千百年来的文化流在我们血液里的印记。我们倾向于安稳、传统、封闭，渴求稳定，惧怕不稳定，害怕冒险和创新等等，都是我们的弱点。
然而，究其原因，每每总以一句：“哎，这是时代的问题”，或者说“这是社会的环境所致”。的确，有时候，我们皆被社会的环境、风气和意见所左右，而不能自由独立地做自己，我们归咎于社会的大时代环境，是没有错，至少百年后，我们后来的历史学家亦会这样总结前面的历史经验。然而，我们是否能从这历史中学到什么？还是一遍遍地重蹈覆辙，以至于自身和社会的堕落甚至“毁灭”。
小学课本上所宣扬的那些感人事件：黄继光舍身炸碉堡、最可爱的人、孔融让梨等等，无一不在潜移默化中让我们成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以至于我们在成人后也很容易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别人而很少反省自己，这也是一种思想的洗脑和强奸，以至于我们所有人中很少有人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时至今日，凡有争议之事发声，道德就时时被人提起，然而法律却是陌生的。
我们很少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道德却成了人们口中的舆论导向和判断是非的标准，由此观之，这和几百年前的万历十五年又有何不同呢？
我们在无意之中也可能助长了这个社会不良风气，这也是一种罪恶。
回忆过去，有许多不堪的历史，如大屠杀、如文革等等，当权者有充分的理由来屠杀百姓或者处死一个官员，然而，在这之后，群众的盲信和妄下断言是否助长了这些悲剧的波澜呢？
我们从古代的智慧和传统中学会了明哲保身，学会了保护好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就可以，学会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然而在读圣贤书的过程中，是否能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还是被圣贤所教导，成为又一个平庸的儒学生？
儒学的“仁义礼智信”，确有教益之处，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学会明辨是非，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做个社会的良民，而不是“暴民”。愿你我都能以史为鉴，审视自身和社会，拥有独立的人格和正确的判断，不做随波逐流的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