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一阵子了，我们经过一块又一块的招牌：药房、服装店、专卖药品、车行、咖啡馆，路标在一点点减少，也变得越来越简单了：三英里、二英里。我们在小山顶上重新爬上大车，这时候，我们看见烟雾平平地贴在低地上，在无风的下午显得懒洋洋的。
“那就是吗，达尔？”瓦达曼问。“那就是杰弗生镇吗？”他也掉肉了，像大家的脸一样，他的脸上也有一种不自然的、做梦似的憔悴的神态。
“是的，”我说。他抬头看着天空。它们悬在高空，盘旋着，转的圈子越来越小，像烟一样，形象和目的有外在的相似之处，却没有透露行动的方向，看不出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我们再次爬上大车，卡什躺在木盒上，他腿上的水泥已经裂成一块块的了。两头瘦骡子拖着吱吱嘎嘎响的大车朝山下冲去。
“咱们必须送他去看医生，”爹说。“我寻思也没别的办法了。”朱厄尔衬衫背后贴肉的地方泛出了油腻的黑印。生命是在低谷里形成的。它随着古老的恐惧、古老的欲念、古老的绝望升到山顶上。因此我们必须一步步走上山，这样才可以坐在车上下山。
杜威·德尔坐在车座上，报纸包着的包裹放在膝上。我们来到山脚，路平坦地伸入两排夹墙似的树林之间，这时候，她开始不声不响地打量着路的左边和右边。最后，她说：
“我得下车。”
爹看着她，他的憔悴的侧脸上显示出他既预料到又很讨厌这件麻烦事儿的神情。他并没有勒住骡子。“干啥？”
“我得到树丛里去一下，”杜威·德尔说。
爹没有勒住骡子。“你就不能等到进了城再说吗？现在连一英里都不到了。”
“停一下，”杜威·德尔说。“我得到树丛里去一下。”
爹在路当中停了下来，我们看着杜威·德尔从大车上爬下来，还带着那个包裹。她没有回头看。
“你干嘛不把蛋糕留下？”我说。“我们会给你看好的。”
她继续往下爬，没有看我们。
“要是等咱们进了城，她怎么知道该上哪儿去方便呢？”瓦达曼说。“你进了城准备上哪儿去方便，杜威·德尔？”
她把包裹从车上拿下来，转过身子就消失在树木和矮树丛里了。
“尽量别多耽搁，”爹说，“咱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她没有回答。过了一会我们连她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咱们应该照阿姆斯蒂和吉列斯皮说的做，捎个口信到城里去让人先挖起来准备起来，”爹说。
“你于嘛不那样做呢？”我说。“你本来可以打电话的嘛。”
“干嘛要打？”朱厄尔说。“在地上挖个坑谁不会呀？”一辆汽车翻过小山顶。它开始摁喇叭了，一边把速度降下来。它换了低速档挨着路边往前开，靠外面的轮胎都进了路沟了。它经过我们继续往前走。瓦达曼看着它一直到它消失为止。
“现在还有多远，达尔？”他说。
“不远了。”我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咱们应该那样办，”爹说。“我只不过是绝对不想欠任何人的情分，她的亲骨肉不在此例。”
“在地上挖个坑谁不会呀？”朱厄尔说。
“用这种方式谈她的坟墓是对死者的不敬，”爹说。“你们全都不懂。你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她，你们任谁也没有。”朱厄尔没有回答。他坐得直僵僵的，背部凹成一个弧度，脱离开了衬衫。他那涨得红红的下巴支了出来。
杜威·德尔回来了。我们看着她出现在树丛里，拿着那个包，爬上了大车。她现在穿的是她星期天穿的好衣服，珠链、皮鞋、长袜，都一应俱全。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得把好衣服留在家里，”爹说。她没有回答，也不看我们。她把包裹塞进大车，自己也坐好了。大车往前走了。
“现在还剩下几个小山包啦，达尔？”瓦达曼说。
“只剩下一个了，”我说。“翻过这个马上就进城了。”
这座小山是红沙土的，路两边布满了黑人的小木屋；前面的天空横着密密麻麻的电话线，法院的大钟从树梢间露了出来。车轮在沙土里低语，仿佛脚下的大地也要我们进城时保持肃静。山坡开始上升时，我们爬下大车。
我们跟在大车和嘶嘶作响的轱辘后面，经过一所所小木屋，一张张脸突然出现在门口，只见到一对对的眼白。我们听见了突然发出来的惊喊声。朱厄尔原来是两边调换着张望的，现在他头直直地对着正前方，我可以看见他的耳朵气得通红通红。三个黑人走在我们前面的路边上；他们前面十英尺有个白人在走着。我们经过那些黑人时他们的脑袋突然转了过来，脸上显出大吃一惊和本能地大怒的神情。“老天爷呀，”其中的一个说，“他们大车上运的是什么东西？”
朱厄尔飕地转过身去。“狗娘养的，”他骂道。骂声出口时他正好和那个白人并排挨齐，那个白人也就停住了脚步。那情况好像是朱厄尔突然之间瞎了眼，因为他转过身去对着的正好是那个白人。
“达尔！”躺在大车上的卡什喊道。我揪住朱厄尔。那个白人退后去一步，他脸上的表情仍然是放松的；紧接着他的下颚抽紧了，牙关咬得紧紧的。朱厄尔俯身对着他，下巴上的肌肉变白了。
“你方才说什么来着？”他说。
“嗨，”我说。“先生，他不是存心的。朱厄尔，”我说。我揪住他时他正朝那人扑过去。我拽住他的胳膊；跟他推推搡搡。朱厄尔一眼也没有看我，他想把手臂挣脱出来。我再朝那个白人看去时，他手里已经拿着一把打开的折刀了。
“别动手，先生，”我说；“我这不是在拦住他吗。朱厄尔！”我说。
“以为自己是个城里人就这么神气，”朱厄尔说，一边喘着粗气，想从我手里挣脱出来。“狗娘养的，”他说。
那人挤了过来，他开始挨近我的身体，眼睛盯着朱厄尔，刀子放低紧贴胁腹。“谁敢这样骂我，”他说。爹从车上爬下来了，杜威·德尔也搂住朱厄尔，把他往后推。我放开朱厄尔，转向那个人。
“等一等，”我说。“他不是存心的。他病了；昨天晚上他让火烧伤了，他头脑不大清楚。”
“不管火不火的，”那人说，“我不许别人这样骂我。”“他以为你说了他什么了，”
我说。“我什么也没跟他说。我根本不认得他。”
“老天爷啊，”爹说，“老天爷啊。”
“我知道的，”我说。“他不是存心的。他收回就是了。”
“那么让他说他收回。”
“你把刀子收起来，他会说的。”
那个人看看我。他看看朱厄尔。朱厄尔现在安静下来了。
“把刀子收起来，”我说。
那个人把刀子折了起来。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爹说。“看在老天爷的份上。”
“告诉他你不是存心的，朱厄尔，”我说。
“我方才以为他说了些什么话了，”朱厄尔说。“正因为他是——”
“行了，”我说。“跟他说你不是存心的。”
“我方才不是存心的，”朱厄尔说。个人的体验
“他最好还是小心点儿，”那人说。“骂我是一个——”
“你以为他不敢骂你吗？”我说。
那人瞅了瞅我。“我没这样说，”他说。
“你连想也别这样想，”朱厄尔说。
“别说了，”我说。“走吧。开路吧，爹。”
大车往前移动了。那人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朱厄尔没有回过头去看。“朱厄尔可以把他揍扁的，”瓦达曼说。
我们接近山顶了，那些街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汽车在这里来回飞驰；两头骡子把大车拉上山顶，进入街道。爹勒住牲口。一条街往前延伸，通向开阔的广场，在那里，法院前面矗立着一座纪念碑。我们再次登上大车，遇到的行人都转过脸来，带着我们熟知的那种表情；只有朱厄尔没有上车。大车已经启动了，他仍然没有上来。“上车呀，朱厄尔，”我说。“快点。咱们离开这儿吧。”可是他仍然不上车，却把一只脚搁在后轮转动着的车轴上，一只手攀住车顶棚柱，车轴在他脚底下顺溜地转动着，他又提起另外一只脚，整个人蹲在那儿，笔直地瞪着前方，一动不动，瘦骨嶙峋，脊背直挺挺的，仿佛是从一块窄木板里刻出来的半蹲的人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