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米娅和珀尔搬进温斯洛路那套小小的出租屋时，理查德森太太（她是实际上的房产所有人）和先生（是他把钥匙交给房客的）都没有多想，但他们知道米娅·沃伦没有丈夫，还知道她三十六岁，这是她租房时提供的密歇根州的驾照上面写着的。他们注意到米娅左手上没有戒指，右手却戴了好几个：食指戒指上镶着一块巨大的紫水晶，小指戒指是银勺子柄打成的，至于大拇指上的那个，理查德森太太怀疑那是情绪变色戒指。无论如何，米娅本人看上去足够和蔼可亲，她女儿珀尔也是如此，是个文静的十五岁小孩，有一头深色的发辫。米娅掏出一摞二十美元的钞票，支付了押金和头几个月的租金，然后就开着她那辆棕色的大众“兔子”小型车——那时候她的车就已经相当破旧了——离开帕克兰路，朝西克尔高地的最南端驶去。那儿的房子与房子之间距离更紧凑，院子也更小。
温斯洛路很长，两侧全都是两户在一起的联排房屋，但站在马路上是看不出这一点的，因为每套联排房屋的两家住户共用一个前门、一盏门灯、一个信箱和一个门牌号码。你或许会发现屋外有两个电表，但依照本城的规矩，电表都被隐藏在房子后面靠近车库的地方，非常不显眼。只有当你推开前门，进入室内的走廊时，才会看到两户的内门：一扇通往楼上，另一扇则是楼下住户的家门，这扇门也连着两家共用的地下室。所以，尽管温斯洛路上的每座房子都住着两家人，但从外面看却像是只有一家。这样的设计颇有深意：首先，居民不会因为住在联排房屋（而且都是出租屋）里而感到不好意思，避免了许多尴尬；其次，有利于规划者维护市容，使得“出租屋多的街区环境都不怎么好”的坏名声有所改善。
这就是西克尔高地的面貌。当地的规则不少，包括你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搬进新家以后，米娅和珀尔开始慢慢地学习和适应。比如，她们学会了如何写新地址——“温斯洛路18434号信箱（上户）”，“上户”两个字相当重要，能保证她们家的邮件不会被下户的杨先生误收；她们学会了称呼人行道和大街之间的细长草皮“树草坪”，因为那里种着挪威槭树，每家门口都有一棵，正是由于这一优雅树种的存在，环卫工人才不会把每周五上午收集一次的垃圾桶搁在树草坪上，而是放在屋后，以免影响房前的景观。处理垃圾的时间一到，会有穿橙色工作服、骑大号小轮摩托车的男人四处穿梭，收集各家屋后的垃圾桶，拖进游荡在街头的大卡车的车斗里。刚搬来的那个周五，首次目睹如此景象的米娅几个月后仍然对那一天印象深刻，因为她吓坏了：喷涂成火焰色的宽大摩托车就像某种速度奇快的高尔夫球车，引擎发出震撼的咆哮，箭一般从她家厨房窗外飞掠而过。最后她们还是习惯了这一幕，就像她们习惯了使用两家相邻的车库那样，同样为了避免影响街景，两家车库并排位于房屋后侧，而且学会了雨天时举一把伞下车，免得在跑进家门的路上淋湿。后来，到了七月，杨先生出门两周探望他住在中国香港的母亲，她们才知道，假如不及时修剪草坪，会收到市政部门发来的谴责信（但措辞很有礼貌），提醒她们草的长度超过了六英寸，如果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市政人员将在三天内代为修剪，但要向她们收取一百美元的费用。当然，还有很多需要她们去学的规矩。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潜规则，然而米娅和珀尔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以“房子该漆成什么颜色”为例，市政部门曾经发布过一份说明，将本地房屋的建筑风格分为三大类：都铎式、英式和法式，要求居民根据不同的建筑风格选择适当的颜色。比如，“英式”房屋只能漆成石青色、苔绿色或者褐色（深浅可以不同），从而确保每条街道的审美和谐；“都铎式”房屋外墙的灰泥必须涂成某种特定深浅的奶油色，木框部分则油漆成特定的深褐色。总而言之，在西克尔高地，一切皆有定规。1912年，设计师规划城市布局（这里是全国第一批预先规划然后建设的城镇之一）的时候，特意把学校安排在学童无须穿过主要马路就能到达的位置。为了交通方便，所有次要街道都与主街相连，犹如百川归海，可以让乘轮渡过来的通勤者迅速进入克利夫兰市区。实际上，这座城市的座右铭就是“经过规划的才是最好的”，背后的潜台词：任何事物都可以——也应该——被规划，从而避免出现不恰当、不愉快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不过，搬到这里的最初几周，也能发现一些不错的事。比如，在打扫房子、重新粉刷和行李拆包的过程中，她们熟悉了周围街道的名字：温切尔街、拉迪摩尔街、林恩菲尔德街，知道了去海因超市该怎么走。米娅认为，顾客在那里得到的是贵族般的待遇。例如，顾客无须亲自把购物车推到停车场，一位身穿熨烫平整的衬衫、衣服上别着工号牌的小伙子会发给你一只红白相间的标签，顾客把标签挂到自己的车窗上，另一位小伙子会把你买的东西推出去，整整齐齐地打包好，放进你的后备厢，而且拒绝收小费。
她们知道了最便宜的加油站在哪里——洛蒙德路和李路的交叉口，单价总是比其他加油站便宜一美分；知道了各处杂货店的位置，哪家可以领到双重优惠券；了解到附近的克利夫兰高地、沃伦斯维尔和比奇伍德的居民会像其他人一样把不要了的东西丢在马路沿上；知道该去哪里买锤子、螺丝刀、油漆和刷子，这些都能在西克尔五金店找到，但只能在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六点间去买，六点钟店主会让员工回家吃饭。
对于珀尔来说，更多的发现来自于房东家的孩子们。
穆迪是第一个游荡到温斯洛路出租屋的房东家的小孩，因为他听母亲对父亲描述了他们家的新房客。“她是个艺术家呢。”理查德森太太告诉丈夫。理查德森先生问是哪种艺术家，她开玩笑地说：“艰苦朴素的那种。”
“别担心，”她向丈夫保证，“她给了我一笔押金。”“这并不意味着她会付房租。”理查德森先生说。但他俩都知道，这点房租不算什么——楼上的房子出租，每个月的租金最多只有三百美元——他们肯定不会只靠这笔小钱过活。理查德森先生是辩护律师，理查德森太太在当地报社《阳光日报》社上班，温斯洛路的房子对现在的他们而言无足轻重，不过是理查德森太太的父母在女儿小的时候投资的一点儿私产。然而，当年正是这房子的租金帮她支付了丹尼森大学的学费，后来，理查德森太太还是初出茅庐的小记者的时候，房租又成了她每月生活的“贴补”（这是她母亲的原话），然后她嫁给了比尔·理查德森，成为理查德森太太，两人在西克尔高地贷款买了一栋漂亮的大房子（正是如今在她眼皮底下烧掉的那一栋），又主要依靠这笔钱还清了每个月的房贷。五年前，理查德森太太的父母在几个月内相继去世，她继承了温斯洛路的房子。她父母在去世的前几年早就卖掉了老房子，住进护理中心，但温斯洛路的房子得以保留，因为需要用租金支付他们的护理费，当然，现在理查德森太太之所以没有卖掉这座房子，只是想要留作纪念而已。
所以，租金无关紧要，楼上楼下加起来也不过每月五百美元，只够支付理查德森一家的度假费用。去年他们用这笔钱去了马撒葡萄园岛旅游，在那儿，莱克西的仰泳技术突飞猛进，崔普迷倒了一大群当地女孩，穆迪晒爆了皮，至于伊奇，在家人的胁迫下，她终于同意到海滩上去转转——然而衣着保守，脚上套着马丁靴，面有愠色。话说回来，即便没有这笔房租收入，理查德森家也有足够的钱度假，而正由于房租并非他们的生活必需，理查德森太太才特别介意房客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她希望自己出租房子是在做好事，父母从小就教她与人为善。他们每年都会给动物保护协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并且经常参加当地的慈善募捐，在扶轮社的无声拍卖会上，还为女儿拍下过一只三英尺高的玩具熊。理查德森太太将租房子这件事看成慈善之举，租价定得很低，虽然克利夫兰的房地产价格便宜，但好社区——比如西克尔高地——的公寓相对贵得多，她只租给那些她认为有资格租住这套房子的人——其中就包括那些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得到命运垂青的好人，这让她有种替天行道的成就感。
杨先生是她继承出租屋后迎来的第一位房客，他是来自中国香港的移民，在美国举目无亲，讲英文时磕磕巴巴，口音浓重，尽管已经来美国许多年，他的口音依然没有减弱。和他说话时，听到似懂非懂之处，理查德森太太只能点头微笑，但她觉得杨先生是个好人：他为劳雷尔学院——附近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开校车和打杂，工作十分努力。仅靠那点微薄的收入，他永远无法住进这样的好社区，只能到偏远的巴克艾路找一处不起眼的灰色小公寓，或者（更有可能）去东克利夫兰的那片绿化不足的三角地碰运气——那里经常被误认为是唐人街，房租异常低廉，到处都是被遗弃的旧房子，警笛每晚至少会响一次。况且，杨先生把温斯洛路的出租屋当成自己的房子来爱护，他会亲自修理漏水的水龙头，修补门前的水泥地，还把那个简直比邮票大不了多少的后院整治成了郁郁葱葱的小花园。每年夏天，他都会把自己在园子里种的“中国瓜”分给她，仿佛缴纳十一税，虽然理查德森太太不知道这种异国瓜果——绿玉色的皮上布满皱纹和令人不安的细小绒毛——该怎么吃，但她赞赏他的体贴。总之，杨先生正是理查德森太太想要的房客：心地善良，值得她以善良回报，也同样会感念她的善意。
为楼上的房子找租客的过程却没有那么成功，而且几乎每年都要换一次房客：第一位来租房子的是个刚刚被音乐学院聘为教师的大提琴手，第二位是个四十多岁的离婚女人，然后是一对刚从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毕业的年轻夫妇。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儿符合她心目中的理想房客的条件，然而没有一个待得久的：大提琴手应聘克利夫兰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的职位失败，黯然离开，去了别的城市；离婚女人只谈了四个月的恋爱，闪电般地再婚，和新丈夫搬进了莱克伍德的崭新公寓；而那对看上去彼此深爱的年轻夫妇，却在十八个月断断续续的争吵之后分道扬镳，先后离开出租屋，他们不仅违反了租约，还摔碎了好几个花瓶，在墙皮上留下三处摔花瓶造成的裂痕，其中一处竟然在天花板上。
理查德森太太决定接受教训，这一次，她会更加小心地选择房客。她请杨先生修补了楼上的墙皮，然后开始慢慢地寻找满意的租客。温斯洛路18434号信箱（上户）足足空置了将近半年，她才迎来了米娅·沃伦和她的女儿。米娅是单身母亲，谈吐文雅，还是搞艺术的，女儿也让她教育得彬彬有礼，看上去既可爱又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