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天，刚满十八岁的米娅·赖特从伯特利帕克高中毕业，前往纽约美术学院就读，此前她从未离开过宾夕法尼亚，离家时她带走了两只行李箱和弟弟的爱，却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
直到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她才告诉父母自己申请了艺术学院。当然，父母对此早有预感，因为她从小就对那些别人根本不会注意的东西着迷。“整天就知道胡思乱想，”她母亲经常这样说，“坐在婴儿车里时候，你会望着外面的草坪出神。在浴缸洗澡时，你会拿两只杯子，舀着水倒来倒去，如果我不叫你，你会这样玩上一个小时。”米娅记得，婴儿车里的她是在观察青草的嫩叶，它们摸上去像天鹅绒，而杯子边缘的水流会被切断成水滴。她发现每种东西的形态都能变化，在清晨的阳光下，后院里的两块大石头有时会变成泛着白光的“银块”。她读过的书里面，每条河流都有一位河神，每棵树都有树精，每个老太太都是法术强大的仙女，每块鹅卵石中都包裹着一个迷失的灵魂。总之，任何事物都有变形的潜力，她认为这是艺术的真谛。
似乎只有弟弟沃伦理解她看待事物的古怪方式，而且这种理解自他出生前就开始了。母亲怀着弟弟的时候，米娅会拿一根手指敲敲母亲的肚皮，对着他说话：“我的宝贝。”沃伦会在里面踢腿回应。和母亲去杂货店买东西，米娅会指着她的肚子告诉店里的陌生人：“这里面是我的宝贝。”沃伦出生，父母抱着他回到家，米娅立即宣布弟弟归她所有。
“我的小鹌鹑。”她这样叫他，不仅因为“沃伦”这个名字拗口，还因为这样叫很适合他，因为他刚出生的时候就像一只警觉的小鸟，喜欢歪着脑袋，两只眼睛又亮又专注，在房间里搜寻她。他哭的时候，她知道用什么玩具能够安抚他。他不肯午睡，她就躺在他旁边，把毯子团成鸟窝的样子，给他唱歌，拍着他的小脸，直到他睡着。他从单杠上摔下来，会首先哭着找米娅，米娅拿出碘酒和绷带给他包扎。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他妈妈。”他们的母亲曾经说，半是抱怨，半是叹服。
他俩还有彼此间的秘密语言：出于连他们自己也已经忘记的原因，姐弟俩把黄油叫作“奶酪”，把栖息在树梢的鹩哥叫成“冰鸟”。“别告诉法国来的人。”向沃伦透露某个秘密之前，米娅会如此含蓄地提醒他。沃伦的回答则总是这样的暗语：“连野生长颈鹿都收买不了我。”
后来，十一岁的时候——即将满十二岁——米娅爱上了摄影。
沃伦那时刚刚十岁，不仅喜欢上了运动，而且已经变得十分擅长。他夏天时打棒球，秋天玩橄榄球，冬天打冰球，篮球则是从事三种项目之间的调剂。虽然他和米娅依然很亲密，但他经常需要拿出许多时间来搞训练，所以米娅自然会寻找适合自己的兴趣。
在镇上的旧货店，她在角落里发现了一台老式的柯达布朗尼相机，闪光灯和颈带已经不见了，但店主保证相机还能用。当米娅掀开银色的镜头盖，看到整座店堂都收进了取景框的时候，立刻想将它据为己有。她拿出小猫储蓄罐里存着的零花钱买下了它，然后带着相机四处转悠。但她只听从直觉来拍照，从来不按照说明书上的建议使用它，还给柯达公司出版的书《怎样拍摄好照片》写信提意见。她用母亲的旧丝巾做了一条颈带，将相机挂在脖子上，开始到处拍摄奇怪（至少她父母是这么觉得的）的照片：倒塌的破房子、生锈的汽车、丢在路边的垃圾。“你拍的东西真有意思。”有次为她洗照片时，冲印店的店员告诉她，那一次她在连续三天的时间里拍了三张照片，拍摄对象是一只躺在人行道旁的死鸟尸体，店员时常怀疑这个赖特家的女儿脑子可能有点儿毛病。
但对于米娅而言，摄影只是她表达自我的方式之一。她很快又对改造照片产生了兴趣，比如把墨水和洗衣液之类的东西涂抹在上面观察效果，还会用相机给改造过的照片再次拍照。布朗尼相机都具有虚化拍摄的功能，也有避免多重曝光的快门锁——说明书认为，这个功能给使用者提供了便利，你只需要看着取景器，按下快门，就能得到一张照片。可米娅偏偏喜欢玩花样，她喜欢从不同的高度和角度取景，还会用半透明的蜡纸遮住镜头，她尝试过在大雾和暴雨中拍摄，也会跑到烟雾弥漫的保龄球场休息室里寻找素材。
“浪费钱。”当米娅带着一沓又一沓的或模糊或清晰的照片回到家时，她的母亲如此评价女儿的爱好。
随着经验的积累，她开始精通拼凑照片之道：该怎么拼，不该怎么拼，何种程度的夸张与扭曲才算是恰到好处。虽然当时她尚未意识到，但所有这一切练习都是在为她将来成为独一无二的摄影师作准备。一筒胶卷只能拍十二张照片，她学会了谨慎构图，相机没有光圈控制和自动对焦，她学会了以创造性的方式操纵镜头和摄影对象。
赖特家的邻居威尔金森先生住在附近的小山上，他发现米娅有时会一连几周带着相机在附近游荡，不时地拍拍这个，照照那个。米娅和沃伦只知道威尔金森先生是个玩具采购商，他的工作是参加各种玩具展销会，研究参展的商品，给总部打报告，指出哪些玩具有商机。每隔几个月，威尔金森太太会召集邻居家的孩子们，把他积攒的玩具样品分发给他们。这些玩具都是精品：制作圣诞装饰的模具套组、土星花纹的弹力球、戴头巾的金发娃娃、一盒装在小拇指大小的玻璃瓶里用于调配的香水。“这是为了清理我家的地下室。”威尔金森太太笑着说。她会保证每一个孩子都分到点什么，哪怕是只悠悠球。威尔金森家的儿子那时已经长大成人，住在马里兰州的什么地方，不再需要玩具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是米娅对威尔金森先生的唯一印象：介于马可·波罗和圣诞老人之间，喜欢用宝藏填满他的家。但是在她刚过完十三岁生日不久，一天下午，威尔金森先生站在他家的前廊里，一脸严肃地叫她过去。
“我发现你在这一带晃荡了快一年了，”他说，“我很想知道你究竟都在干些什么。”
米娅吓了一跳，第二天早晨，她把一摞照片带到威尔金森先生家去。除了沃伦，她从没把自己拍的东西给别人看过，沃伦自然会夸张地表示赞美，可威尔金森先生是个成年人，她几乎不认识他，他也没有理由无缘无故地赞赏她的作品。
米娅按响威尔金森家的门铃，威尔金森太太领她走进书房，威尔金森先生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用一部奶油色的打字机打字。看到米娅进来，他把搁打字机的架子一转一拉，折叠起来推进书桌里面的小柜子，打字机仿佛瞬间被书桌吞进了肚子里。
“好了，”他把挂在脖子上的半月形眼镜架到鼻梁上，米娅紧张得膝盖打战，“我们来瞧瞧。”
原来，威尔金森先生本人就是个摄影师——但他更偏向于风景摄影。“我不喜欢风景照里出现人物，”他告诉她，“比起拍人，我更愿意拍树。”每次出差他都会带着相机，抽出旅途中的半天时间进行探索，他从一只文件夹里掏出一沓照片：黎明时的红杉林、河流蜿蜒穿过露珠晶莹的草地、三角形的湖泊一隅探入远方的深林……米娅意识到，威尔金森家走廊里挂的那些照片全部都是他的作品。
“很敏锐，”威尔金森先生说，“你有出色的眼光和出色的直觉。看到这张了吗？”他点了点最上面的那张照片——沃伦坐在一棵梧桐树的矮枝上，背对镜头，在天空的大背景上留下逆光的剪影，“这张很不错，你是怎么学会构图的？”
“我不知道，”米娅承认，“我只是觉得这样做才是对的。”
威尔金森先生眯起眼睛审视另一张。“很好，保持下去，相信你自己的眼睛。”他又翻出一张照片，“看到这个了吗？你想抓拍那只松鼠，对不对？”米娅点点头，当时松鼠沿着篱笆顶部向前跑，弯曲起伏的体态和灵动的尾巴让她看得着了迷，毫不犹豫地按下快门，但拍出来的效果很模糊，对焦在篱笆上，而不是松鼠，松鼠反而变成了模糊的一团。米娅想知道威尔金森先生是怎么猜出她的意图的。
“我觉得就是。你需要更好的相机。你那台更适合初学者或者生日派对和圣诞节的时候用用，不适合你。”他敞开柜子，在一堆旧外套和肥大的连衣裙里翻找起来，“因为你想要拍出真正的照片。”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只盒子，“所以需要真正的相机，而不是玩具。”
那是一台尼康F，银黑相间的小巧机身，拿在她的手里却结实沉重。米娅摩挲着机壳上的纹路：“可我不能要。”
“我不是送给你，而是借给你，你想不想要？”不等她回答，威尔金森先生就拉开书桌上的一只抽屉，“反正我也不用它了，但别的人可能用得到。”他从抽屉中取出一筒胶卷，扔给米娅，“况且，”他说，“我很想看看你是怎么用它的。”
那天下午米娅回家的时候，已经学会了如何将胶片卷到相机内部的卷轴上，如何对焦，如何调整镜头，那些奇怪而令人生畏的新词在她头脑中旋转：光圈值、孔径……她一次又一次地举起相机，透过取景器向外窥视，纤细的十字准星对准的地方，每一件东西仿佛都会变形。
威尔金森先生教她如何从相机中取出胶卷冲印，米娅喜欢上了显影剂营造的效果，他还教她如何通过观察胶片表面的银色光泽来判断显影是否完成。如同驾驶战机练习俯冲拉杆的飞行员，她会刻意拍摄不对焦的照片，选择错误的快门速度或者错误的感光度，看看会发生什么。就像音乐家了解乐器的复杂性那样，她学会了通过控制光源和相机来获得想要的效果。
“可是，怎么才能……”拿冲洗出来的照片与心目中期待的理想作品相比较时，她总会这样问。起初威尔金森先生答得出来，比如“偏移镜头”“虚化背景”“调整焦距”什么的，但是，很快她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他不得不去查阅书架上的《摄影技术》杂志。
“年轻的女士需要更大的景深，”一天下午，他自言自语道，那时米娅已经十五岁了，“年轻的女士得换一台大画幅相机。”
米娅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相机，但是，过了不久，她就拿出所有打工收入（在迪金森药房做收银员和在汽车餐厅端盘子的收入），准备买新相机。她会捧着威尔金森先生的相机产品目录和摄影杂志研究，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
“你在选相机上投入的时间比拍照的时间还多。”威尔金森先生揶揄她，但她最终选定了一台心仪的——Graphic View Ⅱ——连威尔金森先生都佩服她的眼光。
“这台机器很可靠，”他说，“物有所值。好好爱护，它会陪伴你一生。”Graphic View Ⅱ（米娅从邮购目录上买的二手货）送到了，像一把小提琴那样包裹在精致的盒子里，米娅立刻意识到威尔金森先生说得没错。
对她的父母来说，这台相机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你花了多少钱买的？”她母亲问，她父亲则在一旁摇头。在他们看来，这东西就像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董，安置在细长的三脚架上，皱巴巴的机身像一台手风琴，米娅用它拍照时还得躲在一块黑布后面。她试图向父母解释相机的工作原理，但一提到“偏移”和“倾斜”之类的术语，他们就会开始走神，连她心爱的沃伦也听不进去。“我不需要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他表示求饶，“我只想看到你用它拍出来的照片。”自此，米娅意识到，以后的摄影之路都得她一个人走了。
她拍过公园里的树林、夜晚的街灯、园林工人砍倒被雷电劈中的橡树。她拖着大画幅相机，到市中心拍摄一座横跨三河交汇处的生锈的大桥。她拍过沃伦的橄榄球赛，从看台俯视球场，球员们就像火车模型里的微型人偶。“那是我？”沃伦凝视着其中的一个小人偶问。“就是你，小鹌鹑。”米娅说。她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女巫，对着球场魔杖一挥，少年们就变成了豌豆大小的塑料娃娃。
第二天，她把这张照片拿到威尔金森先生家，准备给他看，可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威尔金森先生的儿媳。“黛拉昨晚去世了，”儿媳扫了一眼米娅脖子上的相机和手中的照片，问她，“你有什么事吗？”葬礼结束后，威尔金森先生的儿媳和儿子劝说他搬到了银泉的退休之家，因为那里离他们住的地方更近，米娅甚至没有机会和威尔金森先生道别，更不用说给他看照片了。她背着她的相机，又成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