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会闭眼的娃娃呢？它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蓝色的，”麦卡洛太太的腿不由自主地交叉起来然后分开，“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玩具店里的娃娃大多数都是金发碧眼的，我是说，不都是这么设计的吗？”
“都是这么设计的。”艾德·林重复道。麦卡洛太太觉得自己应该是说错了话，但不知道哪里说错了。
“这当中并不存在种族歧视，”她坚持道，“设计师不过是想表现一个小女孩的形象，每个人都会喜欢的那种小女孩。”
“可是，也有一些人和这样的娃娃长得并不像，对不对？比如它们和美玲就不像。”艾德·林突然站起来，在大家都坐着的法庭上显得异常高大，“美玲有亚洲人形象的娃娃吗？就是长得像她的娃娃？”
“没有——可是，等她长大一些，我们会给她买中国芭比的。”
“你见过中国芭比吗？”艾德·林问。
麦卡洛太太脸红了。“好吧——我从来没去找过这种娃娃，但是肯定有这样的。”
“根本没有。美泰没做过这样的娃娃。”艾德·林的女儿莫妮卡现在读高三，女儿很小的时候，他和妻子就发现，根本买不到长得像她的娃娃。十岁时，莫妮卡开始把娃娃邮购目录当成一本书来翻看，里面的娃娃十分昂贵，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还穿着历史风格的服装。“珍妮·科恩有一个这样的娃娃，”她指着那个酷似珍妮·科恩本人的金发娃娃说，“珍妮的妈妈还给她妹妹莎拉买了一个红头发的，作为光明节的礼物。”莎拉·科恩的头发像火一样红，是夏日骄阳下的一美分硬币那种颜色。然而，整本邮购目录中，没有一个娃娃是黑头发，更没有长得像莫妮卡的，艾德·林去了四家玩具店寻找中国娃娃，无论价格如何，他都会买下来，但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东西。
他给美泰公司写信，询问他们是否有中国芭比娃娃，他们回答说有，给他寄了一本“东方芭比”的小册子，他翻看了很长时间，发现里面的娃娃不仅衣着风格杂乱，而且不是红发就是金发，连一个长得像中国、日本或者韩国女孩的都没有。我来自中国香港，小册子上的一张娃娃照片旁边是这样拟人化的介绍，它在东方，属于远东。在东方，人们去露天市场买东西，市场里卖的东西有鱼、蔬菜、丝绸和香料。一年前，他和妻子带着莫妮卡去香港旅游，看到的景象震撼了他：那里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摩天楼，他在一座巨人般的玻璃幕墙购物中心里买了一件鸽灰色的羊毛衫，寒冷时穿着十分保暖。欢迎你到东方来，这里非常有趣，充满异国情调。
最后，他忍无可忍，把小册子丢掉了。他从孩子年纪更小一些的朋友那里听说，现在也有昂贵的亚洲娃娃出售了——少数几款是黑头发的——但他从未亲眼见到这样的娃娃。莫妮卡现在已经十七岁，早就过了玩娃娃的年龄。
艾德·林在法庭上踱着步子，“那么书呢？你给美玲读了什么书？”
“嗯，”麦卡洛太太想了想，“我们给她读过许多经典作品，《晚安，月亮》《兔子帕特》——她很喜欢这本——《玛德琳》《爱洛依丝》《萨尔的蓝莓》。我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把自己喜欢的书珍藏起来，和米拉贝尔分享它们，这样做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你有没有描写中国人物的书？”
麦卡洛太太对此早有准备。“有的，我们有一本《五兄弟》，这是一本由中国民间故事改编的名著。”
“我知道那本书。”艾德·林再次笑道。这一次，理查德森先生绷紧了肩膀，看到艾德·林的笑容，他会变得格外警惕，谁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理查德森先生暗忖。接着他又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如此害怕对手，不由得脸红起来。“书里面的五个兄弟是什么样的？”艾德·林问。
“他们——他们都是画里的人物，彼此长得很像，感情也很好，没有人能把他们分开——”麦卡洛太太磕磕绊绊地说。
“他们都有辫子，不是吗？戴着苦力的那种帽子？眼尾向上倾斜？”没等麦卡洛太太说完，艾德·林就替她回答，他女儿二年级时在校图书馆看过这本书，回家后心情郁闷地问他：爸爸，我的眼睛也是那样的吗？“我可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在1998年时还觉得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形象，你认为呢？”
“不过是个很老的故事而已，”麦卡洛太太坚持道，“他们穿的是传统服装。”
“还有别的书吗，麦卡洛太太？描写中国人物的？”
麦卡洛太太咬着嘴唇。“我没有刻意地去找，”她承认，“我没考虑到这一点。”
“我来帮你总结一下，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时间，”艾德·林说，“因为时间本来就不多。美玲没有长得像她的娃娃，没有描写长得像她的人的书。”艾德·林又踱了几步。十多年后，人们会把这样的玩具和书籍称为认识自己的“镜子”和“窗户”，多年前他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并且反复宣讲，现在已经懒得再讲。你们怎么现在才意识到呢？
艾德·林在麦卡洛太太的椅子前停住脚步。“你和你丈夫不会说中文，不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根据你自己的证言，你们根本没有考虑过美玲的种族身份问题。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说，美玲和你们一起生活，会与她出身的文化完全脱离呢？”
麦卡洛太太的眼泪夺眶而出。刚刚收留米拉贝尔的那些日子里，麦卡洛太太每隔四小时喂孩子一次，孩子一哭就把她抱在怀里，看着她的小身体慢慢长大，定期给她称体重，蒸熟豌豆、土豆和新鲜的菠菜，搅拌成泥，用小小的勺子一口一口地喂她。米拉贝尔发烧时，是她给孩子冷敷毛巾，把自己的嘴唇贴到小脸上试体温，后来发现耳朵感染是发烧的罪魁祸首，她又给孩子喂抗生素糖浆，一滴一滴地送进米拉贝尔粉红色的小嘴，让孩子像小猫那样舔食。每当弯腰亲吻宝宝的时候，她简直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爱这个孩子，仿佛孩子就是她的亲骨肉。因为发烧，米拉贝尔不被抱着摇晃就睡不着，她一整夜都抱着孩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天亮时，她估计自己走了将近四英里。是她在早餐后、洗澡前和睡觉前逗弄米拉贝尔柔软的小肚子，让其咯咯大笑；是她扶着米拉贝尔帮其站直；米拉贝尔感到痛苦、害怕或者孤独的时候，首先会向她伸出小手索要拥抱；在漆黑的深夜，只要听到她的声音，触摸到她的手，甚至听到她的呼吸声，闻到她的气味，米拉贝尔就会安静下来。
“这并非必要条件，”她坚持说，“我们没有必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专家，唯一的必要条件是，我们爱米拉贝尔。我们的确爱她。我们想给她更好的生活。”她继续抽泣起来，法官让她下去了。
“没关系，”理查德森先生对在他旁边落座的麦卡洛太太说，“你做得不错。”内心深处他却产生了深深的动摇。米拉贝尔当然会在马克和琳达家获得更好的生活，这点毫无疑问，但她的人生会不会有所欠缺？理查德森先生突然间热切地同情起了米拉贝尔，如此幼小脆弱的灵魂，竟要承受如此复杂沉重的负担。
法院门口的台阶上，有记者拦住了他们，他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表达了自己对庭审的信心，但并没有透露任何关键信息。“我完全信任莱茵贝克法官，他会衡量所有因素，作出公正的判决。”他说。
麦卡洛夫妇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在言辞方面的微妙变化——在早期的发言中，他十分明确地指出，麦卡洛家应该得到监护权，因为他们会给米拉贝尔最好的生活，她显而易见地属于麦卡洛夫妇（他坚持认为她是麦卡洛家的人）。现在，尽管报纸上刊出了题为《养父母的辩护律师志在必得》这样的文章，但理查德森先生心中却是七上八下，十分不确定。
当天晚上吃饭时，理查德森太太问他聆讯进行得如何，他只简单回答了几句。“琳达今天出庭作证了，”他说，“艾德·林对她穷追猛打，看起来不妙。”讲到这里，他突然冒出一个主意，他可以给报社的朋友打电话，借艾德·林的态度做一下文章。第二天早晨，《实话报》上会登出一篇文章，批评艾德·林采用“侵略”战术，对麦卡洛太太纠缠不休，逼得她当庭痛哭失声。文章暗示说，像他这样的男人，不应该丢失自己的风度——虽然文中并未提到“像他这样的男人”指的是男律师还是别的群体，但理查德森先生清楚文章的弦外之音——愤怒的亚洲男人形象并不符合公众的预期，因此令人不安。亚洲男人应该是谦虚礼让、与世无争的，像电影人物董龙德那样，至少不应该有威胁性，能像成龙扮演的滑稽角色那样就更完美了，总之，他们不能生气，更不能咄咄逼人。说得大概都对吧，理查德森先生不安地想。文章出来之后，不少原本态度中立的人选择支持麦卡洛，有些原本支持贝比的人的热情也冷却下来。
当然，现在这个想法刚刚在他脑中形成，他只说了一句：“我们继续看吧。”
“我为她感到遗憾，”饭桌另一头的莱克西突然说，“贝比，我是指。她的感受一定很糟糕。”
“不好意思，”伊奇说，“请问一下，你刚才说的贝比是你上个月骂过的那个‘不称职的母亲’吗？”
莱克西脸红了。“她确实应该更好地照顾宝宝的，”她承认道，“可我怀疑她抛弃孩子是脑子一时糊涂作出的决定。”
“所以说，怀孕这件事应该慎重对待。”理查德森太太插嘴道，“听见了吗？亚历珊德拉·格蕾丝？伊莎贝尔·玛丽？”她端起盘子，舀了一勺青豆，“生孩子意味着生活的巨大变化，贝比显然还没有准备好，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这也许是应该把孩子判给琳达和马克的主要理由。”
“只因为犯了一个错，就得把她的孩子送人？”莱克西说，“虽然我还没准备好要孩子，但假如我——”她迟疑了一下，“假如我怀孕了，你也会逼我放弃孩子吗？”
“莱克西，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你不会那么不理性。”她母亲把盘子放回餐桌中央，叉起一颗青豆。
“哎呀，今天某人的小心眼比过去大了三倍呢。”伊奇对莱克西说，“你被鬼附身了吧？”
“胡说，”莱克西说，“我只是说，这个案子很复杂。”她清清嗓子，“布莱恩说，连他的父母之间都有分歧。”
穆迪翻了个白眼。“这个案子要把克利夫兰的家庭撕成两半了。”
“约翰和德波拉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理查德森先生说，“这张餐桌上的每个人也是如此。”他扫了一眼整个房间，“崔普，听说昨天有人在球赛上玩帽子戏法？”
尽管如此，晚餐结束后，理查德森先生依然心事重重。“你觉得，”他一边和妻子清理桌子一边问她，“马克和琳达真的知道该怎么抚养华裔小孩吗？”
理查德森太太盯着他看。“我认为，这和抚养其他小孩是一样的。”她生硬地说，把盘子放进洗碗机，“不会有任何差别。”
理查德森先生拿起另外一个盘子，把盘底残留的鸡蛋面刮进垃圾桶，将空盘递给妻子，“主要的步骤当然是一样的，”他承认，“但我的意思是，等女孩长大了，她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她是谁？来自哪里？她会想要了解本族的文化。他们有能力在这些方面教导她吗？”
“资源到处都是，”理查德森太太轻蔑地摆摆手，无意间把几滴肉汤挥到了柜台上，“他们可以陪她一起学习中国文化，而且，这样岂不是可以更加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她清楚地记得琳达小时候哄玩具娃娃睡觉的情景，她比任何人都清楚琳达·麦卡洛多么想要孩子，多么渴望扮演母亲这个令人敬畏的伟大角色，而那个米娅就明显忽视了瑞恩夫妇盼望孩子的迫切心情，否则也不会带着珀尔跑掉。想到这里，理查德森太太擦掉花岗岩柜面上的肉汤，开口道：“老实说，我觉得这对于米拉贝尔来说非常重要——她将会在一个完全没有种族分别的家庭中长大，他们根本不在乎她长什么样。我时常会想，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她激动地说，“也许我们都应该试一下，每个家庭都尝试收养一个不同种族的儿童，或许如此就能彻底解决所有的种族问题。”
她用力关上餐具抽屉，离开餐厅，抽屉里的盘子还在簌簌发抖。理查德森先生拿起一块海绵，擦净黏稠的台面，有些后悔刚才对妻子提起这个话题：她和琳达的私交太好，无法做到客观公正，意识不到自己视野的狭隘。在她看来，事情再简单不过：贝比·周是个不合格的母亲，琳达·麦卡洛是好母亲；前者不守规矩，后者老实本分。但他深知，所谓规则只是对“正确”和“错误”的简单划分，而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情况并不简单，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选边站队的做法更是行不通。他向来羡慕妻子心中那份纯粹的理想主义——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更有秩序，甚至可能达到完美的境界，然而今天他第一次开始怀疑，也许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