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问起其他几个作者，吕惠卿便一一说起。忽又想起一件事，他想讨皇帝高兴，也没深思就说了出来：“这几个作者，除开石越和桑充国之外，另四人皆是参加今春省试的举子，而且其才学果然也不错，揭名之后，臣见这四人皆得殿试，名单早已呈了上来，皇上届时可以留意。”
“哦？真有此事？此事也足以称为一段佳话了。”皇帝心情甚是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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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醉在春风得意之中的吕惠卿在皇帝面前做了个顺水人情送给唐棣等人，而唐棣他们的心情此刻也相当不错，一边享受着进入殿试的兴奋，一边呆在桑宅帮石越写另一部更为惊世骇俗的著论。
这一段时间来拜访桑府的人更加多了，而且身份也高了许多，苏轼毕竟是主考官之一，还要避嫌，因此只邀石越上他府上谈论过几次。而如曾布、王安礼等人就没什么顾忌的，这等人物上门，把桑俞楚唬得不行，他家到他这一代为止，所见过的最大的官不过是知府。石越却当没事人一样，只照着普通朋友一样的接待，那曾布和王安礼毕竟不是俗人，对此丝毫不以为意，反而觉得石越此人果然不是凡品。
石越深知曾布和王安礼都是与新法关系相当密切的人物，一个是王安石最坚定的支持者，新法的干将；别一个则是王安石的弟弟。虽然他早就知道变法必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处于他的境况，都会希望自己能够给王安石一点意见，帮助王安石摆脱变法失败的宿命。因此在和曾布、王安礼的交流之中，旁侧斜击的了解新党核心层的真实想法，是石越最用心的事情。
而曾布因为石越在《论语正义》中表现出的大胆与革新的思想面貌——虽然言必称三代古圣，但是其新的思想与内容是任何有识之士都能感觉到的。曾布私下里就对王安石说：“这是托先王之名行立法之实。”所以对于石越，他是抱着一种争取的态度来的，他希望帮助王安石招揽这个人才。在石越面前，曾布毫不忌讳的大谈王安石的抱负与才学，几乎把新法的大致设想合盘托出，希望凭此折服石越。
在桑府后花园的水榭之上，石越和略显瘦小的曾布把酒论政，桑充国等人则在一边作陪。
“石公子《论语正义》见解非同一般，在下冒昧，敢问足下以为方今天下大势如何？”酒过三巡，曾布不免要投石问路。
“诚如王相《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所说，现今大宋，隐患重重，若励精图治，则是贤臣良佐大有为之日，非守成之时也。”石越小心的回答着。
“噢，那么以石公子之见，励精图治当以何为急务呢？”
“在下浅见，以为本朝之弊有三：冗兵、冗官、吏治。自当以此三者为急。”
“石公子所见未远，若依下官之见，则其关键只在理财。”这自然是王安石的论调，“夫国家不可以无兵无官，若有善理财之人，则财政之入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石越并不想争论，只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反问道：“曾大人，吏治的问题亦可依理财来解决吗？”
“吏治国家自有成法，只须依法而行，并无大碍。”曾布不以为然。
“然而在下却听说，要治理一个国家，就需要有贤臣，如若地方官长与各司主管不贤，虽良法不能行。”
“不错，这一个问题其实石公子与王相所见相差无几，石兄可知王相用什么法子解决的吗？”曾布故意问道。
石越苦笑问道：“这个在下倒是不知。”
“王相派遣四十多个提举官风行天下，地方官岂敢执行不力？”曾布洋洋得意的说道。
石越心里微微一叹，“靠四十个人就可解决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吗？”口里却勉强笑道：“果然是高见。”自古以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石越和曾布相交未深，他决然不以肺腑相托的。
唐棣却是有侠义心肠的人，他在旁边忍不住冷言问道：“曾大人，这四十余人若是有一二奸邪之人，与地方奸吏上下其手，那么一路百姓，岂不要遭殃了吗？况且学生在江湖市井之中，也听闻地方官吏专以苛刻为急务，只怕有违王相本意……”
“毅夫，不过以偏概全。”石越见他还要说下去，怕他因言惹祸，连忙喝止。
曾布摆摆手笑道：“无妨，唐公子说的也是不错的。奸人自古皆有，不过以王相之明，他用的人，断不会有奸邪之辈。况且还有监察御史……”
“王相的才学，可与孟子相俦呀，而皇上是英明之主，与王相君臣相得，千古以来，唯刘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曾布口沫横飞，大夸了一通王安石的学识。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那是出了名的有学问，当然也不算吹牛，说到精彩之处，也能让唐棣、李敦敏等人赞叹不已，只是石越这个现代人，对这些却天生免疫。
……
其后曾布又和石越做过几次长谈，虽然在私交方面来说，曾布对石越佩服之意越来越深，但是新法方面，终于只能貌合神离。石越小心翼翼提到的种种建议，曾布虽然表叹，却无不表示王安石以相当简单的手法“解决”掉了，面对这个对王安石崇拜到骨子里去了的人，石越也只能无话可说了。
石越故意装做不经意的说到自古以来变法，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依时势的不同而不同，有时须猛有时须宽，宽猛相济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一边赞同，一边却丝毫没想到是在说他们用法太“猛”了。石越又说到朝中旧党的阻力，应当想办法调和关系，才能让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则马上说要用“征诛”之术去四凶，新法方得大行于世，又自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旧党不足道也，对于妥协，根本没有想过。
石越心里虽然大不以然，却终于不敢强辩，他知道自己立足不稳，此时要么附和王安石，要么就表示中立，否则的话难免终身受到打压，再无出头之日。若是一意表示反对，新党便是找个什么借口致他于死地也并非难事，毕竟他是没有功名的人。
此时眼见曾布这样的新法核心，无论你怎么敲醒，却绝无半点自省之意。你说新党内要小心有奸人，他们马上就认为有奸臣意图污蔑他们，是找借口攻击新法；你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吧，他们就说这是“流俗”，实在不足道，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你说士大夫反对新法吧，他们就说这是“顽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知道曾布将来会是保甲法的倡议人之一，就试探着对他说保甲法有可能会增加农民的负担，因为保甲法要求农夫经常组织训练，本来农民就要不少事情要做，平时还要做的点别的事才能补贴家用，何况有时候还要应募役之征，并不是到农时，要组织起来训练，就会让农夫们非常不方便了，何况还要担心小吏们趁机给农民找麻烦以勒索财物，还要考虑到农时繁忙的季节农民根本没有时间等等情况。石越说得非常的委婉，不料曾布却只不以为然的笑道：“子明过虑了，这等事情，只要立法周详，其利远大于弊，断不可因噎废食的。”看他的样子，是绝无多少认真考虑的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