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布已经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石越对新党所持的有限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新党不足以依靠，旧党更不用说……虽然一腔热血，想要改变历史的转轮，但是此时的石越，也只有回到自己的计划之上，慢慢的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
石越偶尔也会想到，曾布们可能是由于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们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的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们由此也变得格外的护短，因此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能有所助益。但是他终于不敢冒这个险……须知古今中外，政治立场是只能站一次的，一次站错，终身皆有污点。倘若自己成为新党的一员而无法改变王安石，那么自己想要反出新党，不仅旧党难以相信自己，而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对付起自己来肯定格外的不遗余力。这种把命运寄托在一个靠不住的人身上的做法，实在不是石越的性格。
而与王安礼的交游更是坚定了石越的决定。因为王安礼行事谨慎、顾虑周详、议论明辩，便是石越都有点自叹不如，二人谈论古今大事，许多地方都很相契。王安礼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么把握做得到。记得自己曾读书，说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话说到“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这样的份上，摆明了针对吕惠卿，可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一点警惕的意思都没有，这样的性格又岂是别人劝得话进去的？
在曾布面前因为试探性的话题而感到失望的石越，由此刻意装出一种淡然的样子。读历史的他自然知道西方有史学家曾经把大约是古中国春秋战国一段时间称为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现代文明的主要思想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代奠基的，而自轴心时代之后，就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了伦理社会。而在古代中国，伦理更是被强调到了一个过份的高度，在这样一个社会，崇高的道德声誉能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而淡泊功名无疑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道德素质。石越深深的明白，相对于才学，道德上的声誉更能够保护自己，并为自己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其实就是在之前三十年以内的时间，便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当今的宰相王安石就是依靠道德声誉与才学声誉，二者互相作用，才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所以皇帝才会一再超拔他。
石越也许已经决定，他将向王安石学习一下成名之道。以他表现出来的才华——虽然依赖的是超出千年的知识积累，但不论如何，在当时，足够支持他赢得更多的声誉了。“我需要比王安石做得更出色，因为我不能学他等上三十年。”
此时的石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名声这么快就传到了皇帝的耳里。他的确不需要学王安石般等上三十年，三月份的殿试完全超出他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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