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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明于《三代之治》中倡议天下普设学校，立图书馆，欲使天下人皆得读书识字。然则自古士农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为士，可得乎？”苏轼虽然是杰出之辈，脑子里却未免还是有那些等级观念。
“在下闻孔子曰：有教无类。未闻孔子以士农工商而有教与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农也，故有耕读之家。工、商之间，亦未必无贤者，陶朱贾人也，傅说工人也，二者非为不贤。君以为工商不得读书乎？以为读书不可以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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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所以问难辩析便成了家常便饭。而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便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准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殊不足道。但是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据说皇帝就曾经很认真的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王安石敛容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矣。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又有人在皇帝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的答道：“此石越欲离间于君王与士大夫也，其心实可诛。”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且不管这种种议论，当《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虽然他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引以为嫌，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他长得如高大，看起来也像是个北方人——至少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可以相信得多，况且这个石越的确也是很有才学的，他又是司马光等人举荐过的，从私交上来讲，大家对他更无恶感。所以在旧党中，普遍也没有人刻意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诏——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旧党是不以然甚至极度反对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当时新党与旧党对于征诏石越的任命并无阻扰，不过是因为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关于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上去了，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致莫名其妙的树敌。而同时石越表现出的才学，也足够构成朝廷征诏他的理由了。
所以在五月份，宣诏使者再一次来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虽然皇帝的诏书比上一次更加恳切，而对石越的评价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回答。而最夸张的是走之前那个宣诏使者说的话都和上次那个人说的一模一样……当然，他口袋里也不免装了一贯钱。
苏轼和王安礼不约而同的来桑府，苦口婆心的劝石越出山，结果发现“其志甚坚”，也就无可奈何，只是万难死心。而石越则拿出了正在写的几本书的草稿，很快就把二人给吸引过去了。
略略看过之后，王安礼问道：“子明，这些奇技淫巧之说，虽然颇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苏轼也点头，显见二人有同样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经典：“伏曦造琴瑟，芒作纲，芒氏作罗，女娲作笙簧……”这是《作篇》里面的内容，讲叙的是上古圣贤发明创造的事迹，任何一个历史系学生应当都不陌生——因为这是必修课的内容。
好不容易背完，石越才说道：“奇技淫巧，若为无用，则伏曦、女娲、黄帝、舜、禹等古之圣人，为何皆有发明？此非奇技淫巧也，此圣人之事，何得谓之奇技淫巧？今者以为此等事不过小人之学，君子鄙之，此所以今之不如古也。”
虽然觉得石越未免有点不通，但是《世本》中的确有这一篇，讲古之圣人发明创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二人虽然都是辩才无碍的人，但是对于石越的这种观点，倒也一时想不到哪里有什么不妥。
王安礼温厚的一笑，说道：“子明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也真让人难以驳难。只是把工人之事当成圣人之事，只怕士子们不太服气。且这些东西，甚至不是工人之事，而是杂学。”
苏轼爽声笑道：“杂学便杂学，古之君子，于经典之外，骑射博物、天文算术之学，无所不通。身兼数家之学的，今日也未必没有。只是如子明这般博学，似乎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又如此年轻，真是所谓生而知之者。”苏轼有这等见解，其实并不奇怪，今人因为偏见，往往以为古代的儒生连算术都不会，其实中国古代，便是到明清八股横行的时代，许多的儒生对于天文地理、算术植物以及占卜算卦，都是颇为精通的，只是他们受“君子不器”的影响，大部分人不愿意以全部的精力去钻研这些，只是当成一种业余的修养，这一点上，和石越的立意就大有不同了。
让苏轼如此夸赞石越的几本书，被后世称为“石学”，也称为“杂学”，这几本书分别是《算术初步》、《几何初步》、《地理初步》、《逻辑初步》，这四本书加上其后的《物理初步》、《化学初步》、《生物初步》，并称“石学七书”，陆续在熙宁三年的六月份出版。
这几本书的内容可以说相当的浅薄，其可贵之处是提出了一些理论要点，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科学技术进行理论性的总结与归纳。当时宋代的技术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各种技术发明让现代人都瞠目结舌，有些现代人出于傲慢与偏见，以为中国人第一个发明了火药而没有用于战争——但实际上，在宋代的兵器谱上，火药兵器数以千百计！其他种种发明与创造，几乎让人怀疑那是一个现代社会——但是独独缺少的，是科学理论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在这方面的天生性缺陷，也可以说是历史没有给中国文明这个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中国文明和现代科学之间隔着一扇门，那些门的钥匙叫“科学理论”，那么此时石越无疑是告诉了中国人那扇门的存在，告诉了他们打开门之后所会发现的世界，告诉了他们钥匙制造的关键，接下来的，就是中国人凭自己的聪明，去制造钥匙，推开那扇门了。
这就是“石学七书”的意义所在。从此中国的科学家们不再全部把精神致力于解决一个个的技术问题，而是开始去总结发现科学理论，再以理论来指导技术的创新……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学习过“石学七书”，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你只是知道了一些“杂学”，看起来并无用处，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在科学领域达到一定高度的来说，无疑是让他们眼前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