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偏执狂，究竟是不是如此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熙宁四年，王安石已经是真正的权相了，反对党中敢为仗马之鸣的或贬或谪、或罢或逐，留在汴京的人已然不多。或者有人认为我可以向皇帝进言稳重的推行新法，一府一路的试点而行，学着我那个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法而行，但是对于熟悉历史的我来说，却是深深明白这种进言适足以为自己招祸。连韩琦这样的丞相、欧阳修这样的名臣，都斗不过王安石，我又有什么本事来说服神宗呢？所谓的试点，其实王安石在其短暂的地方官任期中，已经做过一些试验了，没有先例可引，就不具备说服力，人家只会认为你是多此一举。
熙宁四年，在大宋与西夏的边境，发生了军事冲突。但是这与远在京师的人们并无太多的关系，在消息传到京师的那个月，士子们中间最流行的话题，是汴京民智印书馆开始大规模发行由当今皇帝亲自作序并且做为礼物赠送属国与邻国国君的《资治通鉴》，也借由这个机会，我认识了司马光。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保守派的名臣。
另一方面，则是历史上本来应当在下半年才发生的事情提前发生了——皇帝诏令天下，《春秋三传》再一次成为明经科的考试课程，而诗赋取士则被废止。我不知道这件事多大程度是受王安石的影响，又有多大程度是受我大力发行《春秋三传》的影响，但是我参预了历史的进程，则是第一次如此明显的表现出来。
在此鼓励下，我在东京创办了第一家真正意义的大学——白水潭学院。这个名字如此的平凡，仅仅因为学院的所在地曾叫白水潭，便以地名命名了。
学院并未分系，只是学员们除了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外，还得学习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五门课程中的任意三门。这些教材由我亲自编写，第一次把阿拉伯数字和标点符号引入了中国。坦率的说，除开地理和生物外，数学、物理和化学三门学科，我的知识不超过高中的内容，而真正有条理连贯的，则仅仅是初中的内容罢了，其他的则全部附于书后，供那些有兴趣学习者去研究。我很小心的避开了天文学，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代研究天象，是要冒相当的风险的。
在最初，白水潭学院并未吸引到什么人来报名。当时的智识阶层无不以当官为唯一的出路，我这些“奇技淫巧”，顶多是做为一种证明自己博学的见闻来学习。但是我很聪明的率先低价发行了所有这些教科书，当那些读书人看到这些书的时候，所受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宋代是我国传统文明的高峰，中国的技术在当时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点，各种各样的发明层出不穷，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超越时代。然而却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来归纳，并通过理论的研究来进一步促进技术的发展。
我的几本教科书——
《数学初步》是由我口述，雇了几个儒生写成的；这本书里表达了我所知道的全部数学知识，给当时一些博学的人带来的冲击只能用震憾来形容！他们无法想象数千年算术知识，在我这里简直如同小儿科，我所能解决的问题比他们复杂得多，我所面对的问题也不知道要深几个层次……坦率的说，宋人并不固执，特别是宋代的读书人，对于和儒家经典并不冲突的自然学科，他们能有自己的智慧来接纳这一切。
《物理初步》在这本书里我用无可置疑的权威阐述了一些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并且把一些我不能回答的问题列于其后。当人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都可以用一些定理来解释之时，他们的佩服马上就可以写到脸上。
《化学初步》则是最晦涩的一本书，因为我无法和人们真正解释清楚分子的概念。但是原子的概念却由此而深入人心，当然其原因仅仅是因为我在另几本书中树立起的权威形象让人们自然而然认为我这里也是对的。这本书自出版后不断的修正，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版本坚持过两年而不被修改的。
《地理概述》，这本书出版后，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新山海经》、《水经注》，但是其影响却是如此之深。因为凡是他们经验所及的，我都是对的。这本书关于中国的地理，却是由当时的儒生们所写，我仅仅是审议一下。
《生物学》，我对生物学一直有特殊的兴趣。所以这本书我写得相当的完美，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由我口里说出来，却仅仅只是一种猜想，并且由此引发了读书界的一场大争论。无数人的指责，亦有个别杰出的辩护，唯一无可置疑的，则是本书真正开创中国的生物学。
仅仅这几本书就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人们以看待一个奇才的眼光来看待，好学的神宗皇帝甚至亲自接见，要我本人向他解释这些书中所提及的概念。坦率的讲，虽然有些地方他并不能接受，不过皇帝基本上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很快接受了一些概念，并且对我提出的标点符号方案深以为然，下令在全国强制推行。喜欢写序的皇帝给这几本书做了一个总序，使得这几本书成为了钦定教材，甚至为太学所采用。
第一期的学员我招到了八百人，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规模。官方的学府，学生们上学是有津贴领的，而在我这里，却是要交钱的。这一进一出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却仍然有如此多的人来上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们到我这里来读书，以显摆自己也是个读书人。
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总比没有好吧。就算拿他们培训教员吧，那些“新学”的教员，就是那几个帮我编写教科书的儒生，虽然经我解释，明白得比别人多一些，也有些勤于实证的，懂得可能更多一点，但是总不是很专业的。这些少爷们，正好给他们实习。
然而让我想不到的却是，因为学院是公开授课，结果那些“新学”的课程，来旁听的人竟然是人山人海……来得晚一点，就绝对没地方站。还有一些人，则是很不服气，特别跑来学院找我辩论的，我当然很少亲自参加，而是由那些教员和学生中的积极者来应辩。我为此特意腾出一间大厅做为辩论厅，任由那些人和我的教员们辩论，并且每七天中规定一天时间就是用来辩论的。于是这一天成为大宋读书人和爱看热闹的百姓最高兴的节日，他们每七天就等这一天来创造一个新话题以为谈资。茶馆里人们一坐下来，多半就是在谈论上一个“辩论日”谈的是什么，下一个“辩论日”又会有什么新的争论。
而辩论的话题，则由新学的真伪，渐渐扩展到儒学的经义，但是我绝对不愿意卷入新党旧党之争，所以严禁在我的学院辩论朝政得失，明确的说“非所宜言”，这种鲜明的态度很受皇帝和王安石的赞赏，而旧党也觉得我这个人很懂“人臣之道”。
只是这种辩论的火种既已种下，就根本无法控制。读书人若是闲着无事，没有不喜欢议论的，而知识分子不谈论政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朝政的辩论，在白水潭学院没有发生过，不等于在别处不发生，而我在皇帝面前，也是委婉的为这些行为解释着，让他觉得不宜防民之口，又让他觉得辩论把问题找出来，也并非一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