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欠谨慎！”——户部尚书司马光的额头上，几乎就差直接刻上这四个大字了。
“若是发行，日后想要多少钱就可以印多少钱……”尚书右仆射吕惠卿心中的想法，也不经意地从嘴角的笑容中流露出来。
而余下的宰辅们，有几位被这前所未有的大胆计划所震撼，脑海中短暂性出现空白的现象；其他尚属清醒的大臣，则在心中反复衡量着韩维提出来的计划的利弊——包括对大宋朝的利弊，也包括对自己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一时之间，竟然难以下出判断。
韩维提出来的计划，表面上真的是充满了诱惑力。
但是抛开派系之间的立场不提，政事堂中许多大臣，还是从这种诱惑当中，直觉的感受到了危险，虽然他们并不清楚究竟会有何危险。
“旁门左道！”司马光心中十分地排斥发行交钞这种危险的想法。他始终相信，真正理财的王道，就是朝廷的君臣厉行节俭，轻徭薄赋，使百姓们种好地，生产出足够的粮食，这样国家自然会上下富足。其他所有的理财方法，在本质上，都是属于歪门邪道——“天下的钱财有限，不在官便在民，官多自然民少！”虽然司马光并不懂得什么叫做“零和游戏”，然而他却固执的保持着这样的信念：其他所谓的“理财之术”，都不过是“零和游戏”而已。
而吕惠卿犹疑的，则是提出这个计划的人——韩维是众所周知的“石党”！他的计划便是脱胎于石越的构想，他有必要替风头正健的石越再添新功吗？石越与高遵裕在陕西取得胜利让朝野为之振奋，一时间誉声如潮，但是真正要为补给、财政操心的，却是他吕惠卿！吕惠卿心中颇觉愤愤不平。
当然，他自动忽略了司马光等人的工作。
吕惠卿望了各怀心事的政事堂宰辅们一眼，似乎感觉过于长久的沉默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便轻轻咳了一声，说道：“诸位大人以为此策如何？”
“某以为不妥！”司马光丝毫不留情面地说道，“无论金、银、铜、钞，皆为无用之物。于世间有用之物，乃是粮食与绢布。天下农夫每岁所耕之地不变，则所产之粮不增多；天下农妇所种之桑麻棉不变，则所织之布不增多。而朝廷却要发行所谓‘交钞’，此是以此无用之物，夺天下农夫农妇所产之粮布，与加税又有何异？”
户部尚书所说的，是一种朴素的经济道理，立时赢得在座大部分人的认同。
但是太府寺卿显然也有他的道理，韩维立时向司马光欠身说道：“非也！某以为，司马公所言，只见其一，不见其二。”
“愿闻其详。”说话的是尚书右仆射吕惠卿。虽然韩维与石越本质上都是他的政敌，但相比而言，他更愿意见到有人让司马光难堪。
自从司马光入朝之后，吕惠卿与司马光之间在皇帝面前公开的互相攻讦，就超过三十次；至于在政事堂的互相批评，更是家常便饭。然而奇怪的是，虽然吕惠卿曾经数次用计，试图激怒司马光，逼性情刚强的司马光主动请辞，但是司马光却似乎颇觉其意，哪怕在政事堂争得面红耳赤，却绝不肯辞职。吕惠卿自然不知道司马光有多重的原因，不敢轻易言退——一方面，因为受到太皇太后的重托，让忠君观念极强的司马光有了一种肩负重任的感觉；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当年王安石虽然与司马光政见不合，但是司马光潜意识中，对王安石还有一种信任，怀着一种侥幸认为王安石也未必不能成功，但是对吕惠卿，司马光却是认定了他不过是一个奸佞小人，司马光自认为如果自己离开朝廷，将会成为国家的罪人，因此虽然屈居吕惠卿之下、哪怕与吕惠卿争得怒发冲冠，司马光始终不敢放弃自己的责任。
但是司马光的这些心理，却是吕惠卿所不能理解的。所以吕惠卿始终希望借用一切机会，来拔掉政事堂的这根眼中钉。
韩维并不知道自己此时已经成为吕惠卿打击司马光的工具，他注视司马光，朗声说道：“司马公当知庆历间事，庆历之时，江淮之地便有钱荒，其因便是朝廷需调集铜钱应付西夏元昊之边患。直至熙宁以来，东南钱荒，依然如故。熙宁二年吕相公便曾建议坐仓收购军兵饷粮，而令东南漕运粮改纳现钱，当年司马公曾上章论之，以为如此则会加剧东南钱荒……”他这句话说出来，政事堂中吕惠卿与司马光都表情尴尬，冯京、吴充等人却面露笑容。韩维没有觉察到自己失言，兀自继续说道：“此后朝臣论东南钱荒者甚众，直至熙宁九年夏，张方平相公亦曾言东南六路钱荒，道‘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万商束手。’且言‘人情日急’。是故石越为杭州守牧，便曾上章论之，请朝廷于秋收之时，许农夫纳米不纳钱，以免使农人同时卖米，加剧米贱钱贵，重伤农夫。后其入朝，又数论之，天子恩德，于熙宁九年秋颁诏许之，天下称颂之声，今日尤不绝于道。然则东南钱荒，却并未完全解除。”
韩维说到此处，连司马光都暗暗点起头来，因为韩维提及的，实是宋朝经济领域面临的一个死结！大宋君臣，对此都束手无策。果然，便听韩维继续说道：“天下钱事，一面是东南钱荒，致使米贱伤农，百货不通，万商束手；一面却是铜贵钱贱，铜禁未开之时，天下销钱铸铜器者已不可胜数，自王介甫相公开铜禁后，更是风行天下。盖销镕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即可获利五倍甚至十倍，天下谁不愿为？遂使钱荒愈重。石越论及此事，以为以铜铸钱与以铜铸器，利润相差如此，是铜钱之值贱也！若依常理，则既有钱荒，则当钱贵，钱贵则铸钱监当有重利，而今日之事实，却是各地铸钱监，因铜价贵于钱价，若能不亏，已是万幸。”
韩维说的，的确是当时的怪现象，一方面东南钱荒，流通市场缺少铜钱，导致钱贵米贱，伤害农业；另一方面，却是铜钱的市场价值低于它的实际价值，导致官府铸铜钱不能获利甚至是亏本，而同时，却有大量的铜钱被铸成铜器，以及流出海外——因为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数倍于它在本国的购买力！由此更加剧了钱荒的现象。
这是宋朝人难以解释的现象，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他们铸造的铜钱，既是贵的，又是便宜的！哪怕就在缺少铜钱的东南诸路，也是如此，那里的铜钱一方面缺少，一方面却除了伤害到米价之外，并没有导致物价暴跌，甚至是米价，也处于一个相当的水准，所以使得铜钱不断的外流——曾经有来自倭国的商船，一夜之间将一座城市的铜钱全部买走！也有非法的海商，载着满船满船的铜钱出海，去海外购买超过这些铜钱在大宋境内的价格一百倍的货物！
这也许可以解释成宋朝政府在平准物价方面做得多么出色——哪怕是亏本，也在不断的铸造铜钱，使得东南地区虽然看起来永远都在缺钱，但是至少不是不断的缺钱，流入量抵销流出量，从而维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也可以解释成因为宋朝的经济水准远高于她的邻国，所以宋朝的物价哪怕在缺少铜钱的状况下，依然远高于她的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