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谁能相信？”中年男子神情促狭，在他面前缓缓的踱着步，目光却炯炯的望着他，但里面没有一丝同情，全是得意。
“我没有降敌！”他咬起牙，但不知为何，全身却松驰了下去，软弱无力的道：“我也不会降敌！”
“谁会相信？”中年男子残酷的反问，他抬起手，一叠报纸飞散开，铺满了空阔的房间，“你看看吧！”他冷酷的紧抿着唇，转身离去。
“我没有降敌，我没有，”他喃喃的重复着，不知说了多少遍，最后口里吐出的，只是自己也不理解的没有意义的字眼，他俯下身子，撕掉了一张又一张报纸，仿佛这样做可以令一切不复存在，可是报纸铺天盖地，他不知撕了多少，也撕之不尽，甚至，一点也没有减少，最后，那些报纸上的黑色大字，竟一个个的跳出来，对他嘲讽地狰狞地大笑大叫：“文焕投敌，该死，该死！”
他终于绝望了，他跪倒在地，不停的颤抖，最后蜷曲成一团，他的头深深的埋在他的膝里，可是这一切，无法躲避那些尖锐而冷酷的声音：“文焕投敌，文焕投敌！”
“文焕投敌！”那声音，似乎汇集了千人万人，似乎已经成为了声音的海洋，冲击着他早已痛苦不堪的心。那声音，带着百折不挠的信念，仿佛一定要将他催毁掉方才甘心。
“我没有投敌！”他撕心裂肺的大叫，可是这声音，敌过不千人万人的声音海洋，转瞬就湮灭得他自己都听不见了。
在这一刻，所有肉体的痛苦都消失了，因为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的深渊，在那里——无尽的黑暗令世间最大的痛苦都只能遁形。他在深渊里沉沦，心中只有最初那一片延绵的绿，他忽然间想起：那是汴京的郊外。那纵马豪语的人，是自己，那从小立志的，是自己，可为什么，一切会变成如今这样呢？
他想起那一箭，那痛楚，那些报纸……
在这一刻，他忽然觉得，他愿意在那绝望的深渊中继续沉沦，不再醒来……
……
石越默默地站在床边，望着昏迷不醒的文焕，什么都没有说。
“他若就这样死了，他不会甘心的。”仁多保忠沉声说道。
石越没有应声，但他在心里也在说着：“你若这样死了，实是在太不值！”
跟在石越身后的一个判司文书安慰着仁多保忠，“我们会尽全力的。文将军福大命大……”说到此处，他似乎是又想起了文焕不过是个叛臣，觉得自己的话有点不伦不类，立时闭嘴不语。
石越回头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道：“走吧。好好安排人照顾文将军。”
说罢，又转身对仁多保忠道：“方才所说，还请将军三思。接下来的事情，将军可先与丰参议他们谈妥。”
“是。”仁多保忠欠身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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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
亚欧大陆东部的心脏。
掌握着人类最富庶的国度的皇帝，正在崇政殿召开一次相对秘密的御前会议。受诏参预此次会议的人数并不多，但是却都是大宋最具份量的大臣。
“朝廷收入不可谓不多，但支出更为可观。”户部尚书司马光的声音平稳而严威，几乎让人只听他的声音便无法置疑他所说的话的权威性，“熙宁八年，朝廷岁入折合缗钱共计六千九百八十一万四千二百三十一贯七百四十三，结余二百万贯。熙宁九年，朝廷岁入折合缗钱共计七千二百万六千贯五百一十二，虽然朝廷收入增长，且厉行节俭，但是许出支出仍然继续增加，整编军队的花费加上几处灾情的额外支出，结余反而只有三百二十万贯。熙宁十年，朝廷岁入继续增加，折合缗钱达到七千四百二十一万六百二十贯九百三十四，但此年朝廷在陕西用兵，兼之数路再遭天灾，整编军队与军队换装速度加快，朝廷在熙宁十年的结余是净负二百万贯。熙宁十一年岁入与熙宁十年相当，然各路水旱灾情不断，兼以整编禁军之花费剧增，结余亦不过二百余万贯。熙宁十二年是财政收入最好的一年，岁入七千八百六十四万四千九百贯三百五十七，又无大灾害，节余达到六百万贯有余。但是，臣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收入，还包括了自熙宁十年八月以来至今，累计发行的交钞六百五十万贯。”
相当一部分人自动忽略了司马光其他的话，而是对熙宁十二年的财政状况感到欢欣鼓舞。虽然这也是大家早有耳闻的事情，但即便是这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人，除了吕惠卿等少数人外，也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司马光证实。大宋有多少年没有这么好的光景了？
“臣还想提请皇上与诸位大臣注意，因为连续大规模用兵，兼之不断发行交钞，铜钱与交钞大量流行于民间，今年京师的米价，官价已经达到石米一贯，市价更高。既便是去岁大熟的湖广与两浙路，米价亦已达到石米七百，几乎与仁宗对元昊用兵时的米价相当。朝廷熙宁十一年军费耗费之巨，亦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物价上涨。如若朝廷决意在西北大举用兵，便以十万之兵计，一兵当三夫转运，则至少当有四十万人有赖供食。而陕西之兵，便已不止十万，臣以为一旦有事，至少须计算六十万人之粮供给，便以人日食二升计算，一年之支，至少需四百二十余万石。(注二)陕西虽薄有军蓄，最多亦只能勉强以当一岁之供给。而战事一兴，则不可期之骤胜，日后军资，皆需由他路转运，路途遥远，耗费更多。西夏打上两年，朝廷至少要耗费一千万石以上的米——一旦如此，则物价沸腾绝不可避免。以此计算，伐灭夏国，以臣之见，朝廷至少要预备一千万贯的军费，并且要尽量希望战争在一年内结束，最多不能拖过两年。”
司马光缓慢而又清晰地说出这些让人几乎无法反驳的数据。所有的人都明白司马光的潜台词：这场战争，一旦打起来，很可能会耗尽大宋的家底。如果能期以必胜，保证必能灭亡西夏，或者超过一千万贯的投入还有价值。但是战争是没有人可以打保票的，一旦失败，或者久战不定——特别后者，简直便是财政上的噩梦！
“除此之外，”司马光加强了音调，“我们最好还要祈祷上天，这两年不要再闹出什么大灾大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汴京每岁要从东南六路运米六百万石，而陕西还需要数百万石，每岁汴河能真正能运输的时间只有那几个月，汴河上的船只有限，运量亦受限制，能否同时保证陕西的军粮供应与汴京的粮食供应，这是极大的难题。而如何平抑淮浙一带的米价，更是大难题……臣愚钝，实不知伐夏之事，所得何足以偿所失？若将这一千万贯的军费，用于国内之建设，用之于学校，则可使上百万之孩童读书识字；用之于湖广开发，则朝廷不出数年，又得一大粮仓；用之于减税，则天下咸受此利！臣请陛下三思之。”
司马光可谓言辞恳切。从为天下理财的角度来看，身为户部尚书的司马光，对与西夏的战争始终无法表示支持。在他与以他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看来，这种战争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不能给人民与社稷带来任何好处，是典型的忘本逐末的做法。相反，对于薛奕统率的海船水军在海外的扩张，司马光等许多大臣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相比大宋朝要向西部与北部扩张所要遇到的阻力与付出代价而言，此时宋朝海船水军在凌牙门以东的海域，轻轻松松就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谋求这种优势不仅不扰民，还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海外贸易的税收已经超过全国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