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已经隐约意识到，与其向西，向北，还不如向南，向南。
大宋在西夏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人民就必须忍受物价飞涨的痛苦。一个如宋朝这样的文明国家，与其它国家打传统的大陆战争，至少在短期内，是绝不可能赢利的。打仗就是以财富换安全。但是宋朝的海船水军若要在凌牙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灭国之战，莫说汴京，但是两浙、广州的粮价，都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输了动摇不了国家的根本，赢了国家就能享受利益，或者这样的战争，更适合大宋。
但是，标榜为汉、唐的继承者，代表着华夏的正朔，大宋的君臣们，绝大多数都不可能将自己的目光从西夏与辽国身上移开。更何况，这两个国家的存在，还代表着边境的威胁与不安全。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太祖皇帝的名言，大宋几乎是家喻户晓。忍气吞声这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彻底扭转乾坤，一洗耻辱的时候，岂能轻易放弃？！
赵顼是为什么要变法图强？！
在皇帝赵顼的心中，还有更深的隐痛——这个伤疤尽管整个大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也从来没有人敢提起，但直到雪耻的那一天，它永远是宋朝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最耿耿于怀的耻辱。
大宋的太宗皇帝，是在与辽军的战斗中受伤，疽发崩驾的！
欲图契丹，当先灭西夏。
赵顼的决心不可动摇。祖宗的耻辱，必须用胜利来洗雪。
“卿不必多言。便是砸锅卖铁，朕亦要打赢这一仗！”皇帝如此向他最重要的臣子们如此宣布着，“汉唐故土，绝不能久染膻腥！”
“陛下英明！”崇政殿中，所有的臣子都拜了下去，高声附和着皇帝的豪情壮志。只有司马光屹然不动，目光平静从容地望着皇帝。
赵顼亦不以为意。他早已习惯他这些臣子的脾气。平心而论，赵顼称得上是史上少有的能优容大臣的君主。他将目光转向他的枢密使与枢密副使们。
文彦博微微躬了下身子，沉声道：“陛下，枢密会议商议的结果，臣等已具表上呈。”
“朕已读过。”赵顼点点头，由年高德勋的军中宿将、元老们组成的枢密会议，是一个没有决定权的参谋机构，专门就军事方面的问题讨论，提出建议供皇帝参考决策。枢密会议对于伐夏有种种意见，但有一点却是统一的：天予弗取，反受其咎。
但是身为枢密使的文彦博，在伐夏的问题上，内心却有点矛盾。他非常懂军事，但却并不是一个武人，而是一个名臣。所以，一方面，他有着与司马光同样的担忧，担心无法速战速决，久拖不下，使国家陷入泥潭；另一方面，曾经久历西事的文彦博，与枢密会议的那些元老宿将们一样，亦无法放弃这样的天赐良机。
这样的机会，一百年间也只会有这么一次。
况且，文彦博也明白，宋军是有很大可能打赢这一仗的。宋朝为了这场战争，准备了许久了。熙宁十一年以来，陕西路通过种种手段陆续储存了四百多万石粮食，导致司马光所说的熙宁十二年两浙、湖广米价居高不下的原因，这亦是其中之一。这四百多石军粮，可供十余万军队，数十万丁夫半年至十个月之用(当年石越在赵顼面前，还是说了外行话，他大大低估了运输的耗费；而司马光亦低估了这个数字).只要前期军粮有充足的保证，以宋军现在的战斗力，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种种准备，战争就大有希望。
仿佛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文彦博继续说道：“陛下已决心一战，抵定西北。臣等不敢不切实言之。以军费而论，臣以为一千万贯的开销是决然不够的。虽然大军在外，利在速战，但若期以一年必胜，只怕不切实际。臣以为，朝廷至少需要有打上两年的准备。除与西夏外，对契丹亦不可不防，开封黄河以北地区的堡寨，不能停工，与辽国接壤地区，尚须继续修葺城池，保持警戒，以防有不测之变。禁军之未整编部队，亦当加速整编——在西夏作战的军队，未必不需要援军。此外，每次胜利之后的犒赏费用，亦不能省。朝廷不能奢望着前线的将士们节省着打仗。”
无论如何，文彦博都必须先将困难指出来，做鸵鸟是打不赢战争。
“此外，至熙宁十二年为止，朝廷在延绥行营有步军四万二千、马军一万八百；环庆行营步军一万五千、马军九千；秦凤行营步军三万九千、马军一万二千六百；熙河行营步军一万二千、马军一千八百；长安以陕西内地驻军步军二万四千、马军三千六百。全部禁军合计步军十三万二千、马军三万七千八百。这还没有计算陕西路的厢军、蕃兵、沿边弓箭手的数量。西夏虽经屡败，兼之内乱，但控弦之士，附翼于梁氏者，亦不下二十万，其余各种势力，更不可不防。朝廷欲期以必胜，不能仅以西军之众伐灭人国。枢密院以为，河东路之飞武军第三军、飞骑军亦当参预伐夏之役。而自殿前司诸军中，当调遣拱圣军、骁骑军、宣武第一军、第二军、铁林军为助。再遣使招董毡助战，如此，方能保持对西夏之绝对优势。故此，在计算军费的时候，臣以为宁可高估一点。”
文彦博将兵力配置向众人一交底，司马光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一千万贯！他实在是远远低估了这个数字。这样规模的战争，一千万贯能支持一年之用，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但是若能平定西夏，这笔开销是值得的。”吕惠卿看了一眼皇帝的脸色，插道：“朝廷养兵之费，每岁至少在五千万贯，多则六千万贯。其中大半耗费在陕西。若能平定西夏，则朝廷无复西顾之忧，大力裁兵，归兵为农，单一岁所节省之军费，便不止一两千万贯。此乃万世之功业。臣以为为大臣者，当目及长远，不可锱铢必较。”
“吕相公说得轻易。”司马光读出了吕惠卿话中的讽刺，立即反唇相讥，“休说战无必胜之事。便有必胜，治理西夏的开支，又岂能少了？无大军威慑，只怕军队前脚方走，立时便有变乱。在西夏驻军，转运之费，未必下于战争之费。要使群羌心服，谈何容易？只恐我大宋更无裁军之日。”他又转向皇帝，亢声说道：“陛下，臣不敏，亦知圣主当修德以徕远人。设使大宋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国强兵练，夏国与契丹又何敢犯境？纵有扰边，我击破不难。何必如此耗费根本，大兴兵戈，使天下之民，未见其利，先受其害？为子孙除害，立万世之功，此汉武之托辞，前汉衰败之由也。臣不才，待罪侍奉三朝，不敢不冒死直谏：真正的圣主，不是那些开疆拓土、耀武扬威之主，而是能让天下百姓丰衣足食，使外敌不敢冒犯之主。愿陛下三思之。”
身为户部尚书，皇帝与整个朝廷暗中对于伐夏的决心与所做的准备，司马光是非常清楚的。虽然明知道无法阻止整件事情的发生，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已当尽到自己的责任。为这个庞大的国家管理了几年的财政之后，司马光对自己的一些观念更加坚持，而另一些观念，却也同时发生也不易觉察的改变。他更加坚信，灵武、燕云，不应当成为宋朝的历史包袱，汉唐有汉唐的特征，但是大宋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他全力支持军队的改革，一只更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保障大宋的安全。但是，若有希望谋求与西夏、契丹的和平相处，便没有必要选择战争——毕竟，现在宋朝对西夏与契丹，都不必支付那耻辱性的“岁赐”了。他致力追求的大宋，是一个政府能力行节俭，人民能丰衣足食、享受教化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是司马光理想中，不逊于三代之治的社会；这样的国家，只会让远方的蛮夷们羡慕向往，而绝不敢轻易侵犯，纵然受到侵犯，大宋也有能力给予有力的回击。冒着财政破产的危险，打一场必要性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战争，身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司马光更相信朝廷是被历史蒙住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