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如同一个淡红西瓜挂在远处的山边上，身后那些层层叠叠的群山，都变成了一片紫褐色，便如同唐康此刻的心情一般阴郁。在高遵惠看见唐康的那一刻，唐康也看见了高遵惠！他原本极为兴奋的心情，在那一刹那，恍如掉进了严寒的冰窟中。但也只是一瞬间，唐康便恢复了镇定。他勒住奔驰的战马，向同行的田烈武、赵隆简单地交待了一声，便掉转马头，迎着高遵惠走了过去。田烈武与赵隆对视一眼，也都随着唐康走了过来。
离高遵惠还有三十步的时候，唐康在马上见着高遵惠已经下马等候，他不敢失礼，连忙翻身下马，牵着马快走过去，远远便抱拳揖道：“高大人，下官有礼了。”田烈武、赵隆也连忙紧随着下马拜见。对唐康这样的后起之秀，一贯谨小慎微当官的高遵惠是绝不敢怠慢的，忙上前几步，回了一礼，笑道：“康时，不意在此邂逅。”又扶起田烈武、赵隆，和蔼地笑着问道：“恕某眼拙，这两位将军是？”
唐康连忙替田烈武与赵隆引见，“这位是致果校尉田烈武，这位是翊麾校尉赵隆，皆是种太尉的爱将。”
“失敬，失敬！久闻田将军是天子门生，灵州城前，威震西戎，某素仰威名，不料今日在此邂逅，也算是有缘……”高遵惠拉着田烈武的手，称赞不已，田烈武连连谦谢。高遵惠又望向赵隆，笑问道：“这位赵将军可是秦州人，字子渐的？”
赵隆不料高遵惠竟也听说过自己，不由一怔，忙抱拳道：“正是末将。”
高遵惠转头对宋象先哈哈笑道：“象先，这便是上回姚君瑞大人提到的赵子渐将军了。当年姚君瑞随故王襄敏公开熙河，君瑞为大将，出战，被重创，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当时亦是黄昏，而泉近贼营，一军当中，无人敢往，惟子渐将军独身潜往，渍衣泉中，为贼所觉，子渐将军且斗且退，竟全身而退，持衣裂水以饮君瑞，君瑞因此得活。常谓西军当中，义勇双全，首推秦州赵子渐。”
宋象先忙笑着上前拱手道：“赵将军，学生宋象先，久仰将军威名。”又分别向唐康、田烈武见礼。唐康一面还礼，一面拿眼神瞥赵隆。他自然知道高遵惠口中的姚君瑞是便赫赫有名的“二姚”中的姚麟，而“王襄敏公”便是在几年前病逝的名将王韶，“襄敏”乃是他死后的谥号。唐康原不知道赵隆的事迹，此时听高遵惠说起，心里不禁要对此人另眼相看。他又看看高遵惠，心里更是暗暗叫苦，这三言两语中透着的精明，表明这个高太后的从叔，高遵裕的从弟，绝非只是个糊涂可欺的勋戚。
高遵惠听到“田烈武”三个字之时，心里早已是雪亮。“原来唐康时是去找田烈武了！”但他心里还是禁不住有几分诧异，须知擅调禁军绝非小事，唐康与章惇倒也罢了，这两人他虽没有多深的交往，但自传闻中也颇有了解，这二人行事，说得好听一点，那是“刚毅果决”，若说得难听点，那是“鲁莽妄为”！都是胆大包天之徒。唐康在戎州的所作所为，当初就没少被弹劾，甚至还与益州路四司衙门都打过嘴皮官司。若非唐康的背景实在太硬，早没了好下场。但唐康与章惇皆可不提——这二人擅调禁军，既不是图谋不轨，也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最大不济也就是个某州编管、某州安置的罪名，天塌下来也就是流放边疆，而若是赌对了，被皇帝赏识，则又是青云路上一颗大大的法码——可田烈武，还有他们的军法官护营虞侯，冒的却是处死的风险！不见兵符擅离防地，是朝廷最为忌讳之事，纵然有功也不可能赏赐。田烈武与那个护营虞侯如何敢拿他一生的功名甚至是生死，来冒这个奇险？！高遵惠以己度人，在心里只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他也没有多少心思在这个问题纠缠太久——唐康、田烈武擅调禁军，若是他没有碰上，自然皆大欢喜，他高遵惠也无心挡唐康、章惇们的路，但天公不作美，竟让他在这堠子镇遇上了，且是人多眼杂，他高遵惠却也不敢装瞎子、聋子。否则的话，这中间的干系，他又如何逃得掉？
一时间，高遵惠也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装聋作哑，已不能够；若是与之同谋，他高遵惠却也不敢；但若是阻止，非只是得罪唐康、章惇，耽误国事，而且他自己同样也脱不了干系——将来追究起责任来，谁知道这是不是一条罪状？制度国法能容他，可这情理如何能容他？明明能及时镇压渭南兵变的，却因为他高遵惠尸位素餐，蝇营狗苟，导致坐失战机——朝议，清议，只怕都不能容他……这短短一瞬间，高遵惠脑海中转过无数的念头，但归根结底，却只能有一个结果——他不想找麻烦，却被麻烦找上他了。无论他怎么样做，前面竟都有个罪名在等着他。高遵裕败事后，做高氏族长的希望，竟在一瞬间，变得遥不可及起来。
他脸上堆满了笑容，若无其事地与唐康、田烈武寒喧着，背上却早已是冷汗直冒，把内衣都打湿了。
高遵惠心中激烈地交战着，唐康心里也同样地忐忑不安。石越常对他说，国家制度往往溃于蚁穴，须得时刻防微杜渐，居上位者更应当尊重、维护国家礼制。可石越也说过，为国者无暇谋身。一个谨小慎微、奉制度为金科玉律、不敢逾雷池半步的人，要怎么个“为国者无暇谋身”法？便以眼前的渭南兵变而言，若要尊重国法制度，那么他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祸乱蔓延，更多的陕西百姓家破人亡……唐康早年时常在白水潭听课，听那里的大儒们议论“法”的问题，除了那虚无飘渺的“三代之法”以外，历代之法也罢，祖宗之法也罢，当世之法也罢，竟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唐康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完美无暇的制度，正因为如此，当世的学者们，无论是王安石也好，吕惠卿也好，甚至是石越与司马光，都说过“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法”之话，或是承认过这样的事实。对唐康而言，既然国家制度是有问题的，那么他便绝不会被所谓的“制度”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他永远记得大程先生给学生们讲儒家的“经权说”时说过的话：用权而不知守经，是为妄人；守经而不知用权，则是腐儒。正是这段话让他茅塞顿开——大程先生说的“经”，便是王安石、司马光说的“法”，亦即是石越所说的“制度”——太平无事时守经不变，有事之时则须讲究权变之术。
解除了这层心结后，唐康的胆子便大了起来。知戎州时，他擅杀一千多西南夷，一举抵定戎州局势，事后不仅被御史弹劾他“专杀”、“使朝廷失信于蛮夷”等十余项罪名，而且还得罪了益州路的上司，但因为朝中有人替他说话，反而因此受到皇帝嘉奖。自此以后，唐康更加无所顾忌，他在戎州所行之事，十之八九，是未及请示的，多是先斩后奏。益州路四司衙门都看他不怎么顺眼，但因为他所做之事最后都颇见成效，又有本事直达天听，却也拿他无可奈何。唐康也因为在戎州政绩卓著，屡次受到嘉奖，西南夷大乱之后，他在戎州的政绩尤其引人注目。此番晋升，除了石越的因素外，他唐康的政绩也同样是无可挑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