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烈武一怔，迟疑了一下，回道：“是下官假造枢府文书……”他话未说完，便听到外面有人高声道：“下官武经阁修撰、翊麾校尉、护营虞侯李浑求见！”
高遵惠瞥了一眼田烈武，“田将军先起来罢。”一面道：“有请！”
顷刻，便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关西大汉掀开帐帘，弯腰走了进来。见着高遵惠，已抱拳拜了下去：“李浑拜见高大人。”
“请起。”
“谢大人。”李浑站起身来，望着田烈武，笑道：“致果，看来你我运气不太好啊！”田烈武苦笑不语。李浑又玩世不恭地笑道：“致果可不能一个人将罪过全担了，这可是扬名天下的大好机会。”说完，见高遵惠正看着他，忙转过头来，正色道：“高大人，擅调禁军之罪，下官这个护营虞侯也有份。若要治罪，下官绝不敢混赖。然下官殿前侍卫班出身，全族皆蒙皇恩，未能报国效忠而以罪论死，虽死不能瞑目。求大人成全，只要平定了渭南那些叛军，下官便当自缚至大人辕门前请罪，李浑九泉之下，亦感大人恩德。”
高遵惠早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绝难瞒过护营虞侯——枢府公文是那么好伪造的？唐康再胆大妄为，也不敢做这种冒天下之大韪的事情。真要做了这种事，别说石越、文彦博，便是皇帝本人也保不了他。高遵惠或许会相信田烈武能抱着必死之心去平定渭南兵变，但他绝不会相信唐康也会如此。他本以为田烈武或做了什么对护营虞侯不利之事，却没料到这个李浑竟是同谋。不过，更让他惊讶的是，是李浑竟是殿前侍卫班出身——卫尉寺军法官，做到从九品以上，便要调入大内诸班直充宿卫三年，才能放出继续晋升；又或者，是在大内诸班直服役五年以上，由皇帝亲自派到讲武学堂一年，再至诸军做指挥一级以上单位的军法官。这是为了保证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但据高遵惠所知，殿前侍卫班的侍卫，是绝少出任军法官的。这殿前侍卫班是所谓的“羽林孤儿”，三千五百余名侍卫，全是烈士子弟，在殿前诸班直中地位特殊，放至诸军中，一般便直接任指挥使以上武官，这些人，极少有愿意出任军法官的。
“田将军，李将军。”高遵惠沉下脸来，他心中犹豫难决，田烈武、李浑义不畏死，他不能不有所触动，而左右取舍中的利害抉择，更让他无法立即做出决定。他的语气甚是无奈，“君辈只知要某成全，却叫谁来成全我？！君等行事，情理虽可谅，国法却是难容。我若不管，又是置国法于何地？”
“高大人。”唐康在旁边默然观察许久，听到这几句话，更是断定高遵惠心怀犹豫，他计算利害，便知道此时非把高遵惠拉下水不可，“然而大人纵是管了，他日要奈朝议、清议何？休说渭南、陕西的百姓，国家今日之局势，高大人难道看不清楚么？”
“康时！”高遵惠仿佛被刺到，霍地转身，望着唐康，冷冷道：“只怕你也脱不了干系。”
“祸福荣辱，下官早已置之度外。”唐康毫不退缩，直视高遵惠，亢声道：“但下官亦知道，士大夫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渭南兵变，本不足虑，然如今整个益州路，竟无异于一个大火药桶。西南夷叛乱此起彼伏，兵祸连结。州县被叛夷攻陷，汉人、熟户死者数以万计。朝廷镇压叛乱的军队在益州屡战屡败，若不及时调兵入蜀平乱，只恐西南诸州数千里，非复朝廷所有！而益州路百姓之困苦，更让人望之心惊，小股百姓逃匿山林聚啸为盗，已非一宗两宗，若不能尽快息兵，使百姓稍得休息，王小波、李顺之事，便要复见于今日！大军入蜀，非止为平叛，亦是为震慑心怀叵测之徒。当此之时，绝不能让他处再出乱子了。渭南兵变，必须尽快平定，否则朝廷兵力聚于陕西，则益州必然空虚，只恐便要有不堪言之事。高大人于戚里中，素称贤者，若为一人之得失，而坐失战机，以致祸延西南，将悔之何及？！”
“果……果真有百姓逃匿山林为盗之事？”高遵惠被唐康所说之话震惊了。益州局势，难道真的败坏到了这种地步？
“我岂敢乱传谣言？”唐康苦涩地说道：“事关考绩，地方官多隐而不报。大人应当知道这几年间，朝廷发行了多少交钞！朝廷为供应军需，在益州和买粮食物品，征用民夫，交付的都是交钞。成都一面是粮食奇缺，一面是交钞泛滥，官价和买，八百文交钞一石米，而成都市面上交钞两千文，才能买到一石米！多少地方百姓，连糠都没得吃。”
高遵惠长叹了一声，默然不语。物价上涨，并非只是益州路的个别现象，包括陕西路、河东路、京东西路、汴京、两湖甚至是河北，都有不同程度的物价上涨。他在汴京的朋友私下里写信对他说，朝廷每年收的锐，都是逐渐地铜少钞多，到了去年，几乎全变了交钞，朝廷每年自各铜矿开采出来的铜，铸成铜钱发行后，便完全收不回来了。朝廷现在发行之交钞，他怀疑根本都是在无本发行。所以听说朝廷中已出现议论，要求在征税中实行（铜）钱（交）钞五五制，以缓解危机。而让高遵惠大惑不解的是，朝廷没有铜钱，可陕西市面上，竟然也很少见到铜钱……铜钱都到哪里去了？不过，不管怎么说，高遵惠已然相信唐康没有撒谎。他不懂“钱法”，弄不清交钞、铜钱这码子事，但是却明白粮价之重要。并非灾年，成都却石米两贯，已是极为严重的事情。而且，益州路不仅没有存粮去平抑粮价，反而还要不断的供给军用……到了这个地步，如果朝廷再分兵陕西，导致益州兵力不足，那真是将要有不堪言之事了！
“高大人，恕下官无礼。公将为大臣，将为戚里？”
“大臣如何？戚里又如何？”
“大臣者，以天下为己任，要担当的，乃天下之兴亡、社稷之存否、百姓之祸福。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戚里者，不过为家族之祸福，一姓之私利，其贤者，不过谨小慎微，自全其家而已。大臣虽贫贱困苦，然天下之人无不景仰；戚里虽富贵尊荣，然上至公卿士子，下至贩夫走卒，视之不及商贾，遑论尊之重之？”他望着高遵惠，动容道：“大人虽素有贤名，然戚里之贤，孰若大臣之贤？本朝戚里之家数百，称贤者亦有数十。大人以为皇上是愿意多一位谨慎守法的戚里，还是愿意多一位为国尽忠的贤臣？！”唐康虽然是游说高遵惠，其实也是说的自己，高遵惠固然是“戚里”，可他唐康，却也逃不脱“衙内”的身份。这种身份，对于庸庸碌碌的人来说，自然是一种幸运，但对于抱负远大的唐康来说，有时候却也是一种负担。
这些不太顺耳的话，同样也击中了高遵惠的心坎。他一生谨小慎微，持家守身，所能谋求的，不过是做一个守法的外戚，不至于贻至后世史家之讥而已。以他外戚的身份，终其一生，都极难入两府，所以他所指望的，亦不过是做到高家的族长而已。
“某只要能做一个守法之外戚，于愿已足。”高遵惠自嘲道，“鸿鹄之志，非燕雀所能知也。不过，我也断不至于为一己之得失，而败坏国事，成为天下之罪人。君等为国家百姓，义不顾身，遵惠何不能成人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