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作者:阿越

  几乎同一时刻,董太师巷司马光府内。

  相比起司马光的地位,他书室内的陈设,简朴得有些寒酸。一张书桌,一张琴桌,一张木椅,一张凉床,一架书橱,还有一座屏风,所有家生,都是汴京坊市中随处可见的东西。书橱内整齐有致地摆满了书籍卷轴;书桌上的文牍、笔砚、炭笔、石笔,分bbs.fhzw.烽火中文网门别类地摆放着,一丝不苟;书橱与书桌都没有任何雕工可言,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它旁边的屏风上面只有四边有简单的文饰,中间空白处用炭笔写满了蝇头小楷,似乎它并不是一个装饰品,而是一本备忘录。整个书室中,惟一值钱的东西,便只有琴桌上摆着地那把唐代古琴,它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琴上还小心地用一块黄绫盖着,前面则供着三柱檀香——表示这把琴乃是皇家的赐品。

  此时,司马光正端坐在那张木椅上,听司马康说着益州路的情况,“……自熙宁十四年起,西夷南大乱,朝廷派兵进剿,三年之间,禁军屡战屡败,州县失陷,百姓无辜惨死,各地盗贼趁势猖獗,于是益州一路之兵逐年而增,有进剿之兵,有守备之兵,有捕贼之兵,至熙宁十六年,仅前成都府路境内,凡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已增至十二万余众,其中泰半用于守备各地,防御西南夷、盗贼之寇掠。仿佛五十年前陕西之事,复见于今日。而蜀地易出难进,转运艰难,则远甚于陕西。故凡征战用度,十之七八皆自本路征调,然统计前成都府路之户数,即便算上叛乱诸州之户口,亦不过八十六万余户。是这两三年间,蜀地竟是以七户供一兵!先帝治平时,国家主客户一千四百余万户,兵员共计一百十六万二千,其中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以十三、四户养一兵,当时天下太平,天下财力犹几殚竭,况益州西南,已是遍地烽火!转运之费,又数倍于此。”

  “况且,蜀中其实也没多少存粮——石越抚陕,密谋伐夏,为筹集粮草,事先曾向蜀中买粮;而各地常平仓之挪用亏欠又是常事,熙宁十四年时,蜀中官仓存粮本就不足,吕吉甫以为西南夷反手可定,亦未先作准备,事到临头,只好行和籴之法。然自孟氏以来,虽有‘扬一益二’之谓,然益州之赋役亦素重于他路,富者固有之,而下户亦极多。朝廷虽屡有严禁,不得擅自向下户和籴征调,和籴需由自愿。但一旦涉及军需,地方官征不上粮草,便要丢乌纱帽……”说到这里,司马康忍不住讥刺道:“——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何况这竟是要丢乌纱帽的?哪里由得你百姓自愿不自愿?和籴转而变成科索,有良心的官员,一手交粮一手给钱;次一等的官员,先交粮后给钱;最劣者,则是籴粮之后,给你一张欠条而已,朝廷拨放之钱钞,反入了这些贪官之口袋。况自古以来,地方官吏皆是欺善怕恶之辈,朝廷远在汴京,地方豪强却是近在眼前,几道诏令,怎管得住他们欺上瞒下?自然和籴也是中户与下户来承担。”

  “用兵则不免于征粮征夫,征调则百姓愈加困乏,百姓愈困苦则所征调之物愈少,征调之物愈少则官吏征调愈急,愈急则百姓逃匿,或聚为盗贼,于是治安愈乱,需兵愈多……而益州路诸司或媚附吕吉甫,或惧其威势,多方隐匿,报喜不报忧,有几个据实上报的,反被斥为主官无能——别州无事,惟他这一州便有事,这不正是你无能么?事后这些官员便都被降级甚至贬斥。若非自三月以来成都粮价突然一路暴涨,几个月内由一贯每石攀升至交钞两贯,朝廷还被蒙在鼓里!”

  “这不过是他们再也瞒不住了。”司马光异常平静地说道,“但朝廷便算知道,亦无良策。”司马康一怔,诧异地望着他的父亲。便听司马光又淡淡道:“我是户部尚书,朝廷家底,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自仁宗朝以来,汴京积畜之粮草,多则七年,少则五年。然熙宁七年起大灾,国家大大小小水旱灾害,便也没稍停;紧接着是又是用兵,先是西夏后是西南,亦未曾停过。皇上是仁君,爱惜民bbs.fhzw.烽火中文网力,救灾用兵的粮草,多半用的都是存粮。汴京的存粮,这十年来,断断续续用得差不多了。今年汴京的存粮只够一岁之用,这是再也不能少的了。你去汴河、黄河、蔡河、广济河看看,到处都挤满了漕船。去年两淮、两浙是大熟,两湖,两江亦是丰年;今年也看情形也是丰年。为防谷贱伤农,朝廷在东南各地买粮,又想方设法把粮食送到京师、陕西、河东、河北,一是补足京师存粮,二是保证边郡军粮。尤其河北是天下根本之地,却连连灾害欠收,元气刚刚恢复过来,军粮供应,还是要仰赖东南。但是一条运河每年只能运这么多粮食,如今已是到了极限,凭谁也没有本事将东南的粮食一下子全搬到京师、河北、西北、益州来——若非石越当年倡议,修葺了自江陵至京师的河道官道,使蔡河分解了汴河之压力,便是眼下的局面也难以维持。漕运运粮,平均每运米百万石至京师,需费三十七万缗钱——这还没算上漕船、漕兵以及疏运河道之成本。若让粮食走陆路,从东南运到汴京,便是天价。这几年从汴京运粮到两北,朝廷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司马光低声叹了口气,抬头望着司马康,苦笑道:“你道我没有想过运粮进蜀么?我与吕吉甫虽然不和,但我却宁肯吕吉甫得个好名声,亦不愿看到川中局面败坏!”

  “去年冬我便已经感觉到益州不对了,亦略做了些准备。”听到这里,司马康在心里默算了一下,那正是司马光给皇帝的三封奏章都被留中之后的事情,当时连他都不知道司马光的奏折里写的是什么。他心中一凛,又听他父亲充满无奈地说道:“……然我终亦是束手无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纵使不顾两北塞防,将增运之粮菽全部运给益州,陆路困于蜀道,水路困于三峡,能运进去的粮菽不过是杯水车薪,而把运费加上,又足以让西南之支出翻倍。何况,两北塞防,关系国家之根本,亦不得不顾。除非有两三年的时间——但看现在之局势……”自做了这个户部尚书以来,司马光为了改善国家之财政而锱铢必较,每日休息时间不过两个时辰,累得几度吐血,这般劳心劳力,归根到底,其实也是为了民富国强,但他却再也料不到,眼见着大败西夏,收复灵夏故土,在刚刚看到这个国家将要走向一条康庄大道之时,却冷不防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中。身为同时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比这个国家任何一个人都明白,现在益州路的局势,究竟意味着什么!

  “君子非不见用,小人亦得侧身其间!君子非不见用,小人亦得……”司马光喃喃自语,他不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应该遵循自己以前的想法,君子小人势不两立?还是应当肯定他这些年来的选择,尽心竭力地匡扶朝政,为有所为而不惜与小人共事?

  他所能预见到的局面,让他不自禁地怀疑起自己这几年的努力,但是,回想他这些年来为这个国家所付出的心血,司马光又觉得并非一文不值。这几个月来,一个念头不断地在他心间萦绕——也许,没有竭尽全力将小人赶出朝堂之中,才是他最大的错误。君子与小人的确是势不两立的。但是君子也应当不惮于站在朝堂之上,与小人斗争到底,而不是消极地“言不用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