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康时自戎州来，曾详细与在下分说益州局势，益州一路，交钞泛滥，物价暴涨，官府催科不休，官逼民反，盗贼蜂起。更可恨者，官吏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使朝廷不能知西南之情实。西南之患，蛮夷实不足道，可惧者实是内患。将益州带到如此局面，蜀中长吏，虽百死莫赎其罪。下官以为，朝廷当早下敕令，锁拿益州转运使方紫严、益州提刑使李鲁仲、益州监察御史王直卿入京，另委贤能替之。”章惇直视吕惠卿，言辞慷慨，咄咄咄逼人。
“章大人是说益州一路官员，上下勾结，欺瞒朝廷？”吕惠卿撇撇嘴，道：“这只是唐康时一面之辞。唐康时在戎州之时，便刚愎自用，与上司不合。焉知不是他因为自己得罪，为求脱罪，故意危言耸听？”
“相公这是诛心之论吧？某正想问吕相公，唐康时究竟犯了何罪？”石越本来还想观望一阵，但吕惠卿的矛头指向唐康，他便再也不能安坐。
“子明奉敕编修律令，怎会不知？”吕惠卿倒并不想得罪石越，但章惇既然抬出唐康来，他也没有退路了，这时针锋相对，半步也不能轻易退让。
石越见众人都望着自己，他缓缓起身，凝视吕惠卿，亢声说道：“以某之见，唐康无罪！”
“无罪？！”
石越一句话，顿时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许多人都不可思议地望着他。连吕惠卿都呆了一下，半晌，方哈哈笑道：“子明，你与康时虽有兄弟之情，但国法无亲……”
“某敢问相公，唐康到底犯了哪一条律令？”石越毫不客气地打断吕惠卿。
“《建隆详定刑统》，擅发兴：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徙一年；百人徙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绞！”吕惠卿白着脸，与石越对视着，冷冰冰地回道，“唐康时与田烈武、李浑擅发禁兵千人以上，当处绞刑！虽其本意为国除奸，但国法无亲，其罪如此。纵有恩敕，当自上出，岂得谓无罪？”
“大宋刑统，确有这么一条。但是诸律令条文，是否皆有疏议？”石越淡淡反问道。
吕惠卿见他胸有成竹，心里暗暗犯嘀咕，他虽然博学，但毕竟是士大夫出身，宋朝之刑法便是多年的法官，也未必便能熟知所有条文疏议，他更是不用说。但是所有法律条文，必有相应的法律解释与判例，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毕竟很多的案子，一旦有争议，就必须根据法律解释与判例来定罪。
“这是自然。”
“那么敢问诸位大人，《唐律疏议》，是否可以为解释之依据？”
这时厅中有部分的博学之士，心里已是恍然大悟。冯京便即捋须笑道：“宋承唐制，《建隆详定刑统》，虽出于周，然其源便在《唐律疏议》，虽然不可事事皆依《唐律疏议》，还需以事论事；但《唐律疏议》，确可以做为解释之依据则无疑。”
石越点点头，环视众人，高声道：“《唐律疏议》卷第十六擅兴，释此条云：‘谓无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辄发兵者’。疏议曰：其有寇贼卒来入境，欲有攻击掩袭；及国内城镇及屯聚兵马之处，或反叛；或外贼自相翻动，内应国家。如此等事，急须兵者，‘得便调发’——谓得随便，未言上待报即许调发。虽所在人兵不相管隶，急须兵处，虽比部官司亦得调发，掌兵军司亦得随便给与，各即言上。此所谓‘急须兵处，不容先言上者’。”
“又云：若不即调发及不即给与者，准所须人数，并与擅发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若有逃亡盗贼，权差人夫，足以追捕者，不用此律。《疏议》曰：应机赴敌，急须兵马，若不即调发及虽调发，不即给与者，准所须人数，并与擅发罪同，其不即言上者，谓军务警急，听先调发给与。‘并即言上’，以其不即言上，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若有逃亡盗贼’，谓非兵寇，直是逃亡，或为盗贼，所在官府得权差人夫，足以追捕，不同擅发兵之例，故云‘不用此律’。”
说罢，石越望了一眼脸色变得极难看的吕惠卿，缓缓道：“渭南兵变，此乃紧急之事，急须用兵，唐康得便调发，可矣。虽龙卫军与其不管隶，然急须兵处，亦得便宜行事，可矣。其调兵之先，已遣使急报有司，此有公文为证，亦不得谓未即言上。田烈武、李浑，若不即给予，听便调发，朝廷当以擅发同罪，处以绞刑。其听命赴难，正得其宜。据《疏议》，不用此律者，惟逃亡盗贼，官府权差人夫足以追捕。敢问相公，这渭南一万叛卒，可以此例？”
“若是依此，则某以为，唐康时、田烈武、李浑，并无罪有功。”石越淡淡笑道：“唐康等人为国不暇谋身，又岂会故意危言耸听以求脱罪？况其并不曾有罪，更无必要行此下策。”他说完，斜睨了吕惠卿一眼，抱抱拳，退回座中，好整以暇地喝了口茶。同样的事情，若在几年之前，石越只能束手无策。但这几年整理宋朝法律，做个小小的律师，实已不在话下。
吕惠卿却不禁暗暗叫苦，《唐律疏议》他是读过的，但他毕竟不是大理寺的法官，刑部的郎中，仓促间怎么便能说想来便想起来？何况这些法律著作、条文、成例，对于士大夫来说，本是弱项；否则那些小吏们如何能上下其手，欺上瞒下？但是《唐律疏议》对于宋人来说，偏偏又是一部极有说服力的法律著作。唐康、田烈武等人之事，本来便不能不得到人们的同情，他也早有心理准备，即便判决从严，皇帝也可能会特敕——更何况而今石越竟然找出依据来了！虽然在唐朝时没犯法不代表在宋朝就不犯法，但是他已经可以想见，这件本来就会有争议的事情，将出现更大的争议。大宋朝廷，是非得给这“擅兴律”做出司法解释不可了。
但这司法解释，却已摆明了会对唐康有利。从石越引叙的疏议来看，他竟然是想连田烈武、李浑也一起保了！
“便算是他擅发禁兵之罪可议，但他擅杀叛卒数千，又当如何？”转瞬之间，吕惠卿就决定转移战场。
“这数千叛卒依军法当斩！敢问相公，主将捕得叛兵，不可以军法从事么？难道千里之外，还要请示枢府、卫寺而后杀？李浑既是军法官，便当有便宜行事之权。大宋的军法，处置违法之将士，是依阶级定，非是以人数定。叛卒中阶级最高者不过一副指挥使，无论唐康、田烈武、李浑，都有权处置。章大人做过卫尉寺，不知某所言当否？”石越心念一动，便已决心把章惇彻底拖下水来。
章惇没料到石越这一手，饶是他再果决，也不由愣了一下。石越的话，的确是说不出什么不是，依宋朝的军法，区区一个副指挥使犯下这样的大罪，休说唐康还是六品官，就算是李浑这个营一级的军法官，也可以立斩以闻。对于军法官而言，他们的处置权力，主要针对的对方的阶级，而不是对方的人数。一个士兵犯军法，他们有权处置；十个士兵犯军法，他们同样也有权处置……要说便宜行事杀了，似乎的确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雄军二军兵变叛乱，杀害长官，屠杀平民，可以说证据确凿。依石越这么一说，他的确是有权“便宜行事”的。但是，依常理而言，这其中却透着不对劲，毕竟那是数千人的规模！以唐康与李浑的身份，怎么可能随便决定数千人的生死？若说他们没有越权，怎么说都透着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