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作者:阿越



  “某去河北,自是义不容辞。然此事恐还须皇上许可”

  郭逵话音刚落,早就心怀不满的王珪已接着说道:“郭公说得不错,非止是郭公去河北,便是派使者去两北、杭州,下令禁军以演习的名义集结,这些事都事关重大,若不请旨,恐不得独断。权出于上,不出于下,皇上虽抱怨,为人臣者,岂可遂以欺君?”

  王珪话音一落,政事堂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站在“三旨相公”的立场,他说这些话自是大义凛然。众人一时也反驳他不得,“架空皇帝”的罪名,岂是轻易担得起的?

  连韩维都不禁迟疑道:“或当迟一两日,待皇上稍愈,在从容奏秉,亦不至于误事。”

  石越感觉苏辙望了自己一眼,他连忙向苏辙悄悄递了个眼色。他想看看司马光会如何应对。

  司马光依次看了郭逵、王珪、韩维一眼,正待说话,却不料一直坐在一旁不做声的王安石忽然斥道:“持国恁地糊涂!皇上要宰相何用?宰相便是为代行君权而设!国事如此,所谓兵机贵速,此时正当用权。持国身为枢使,反说什么待从容奏秉,如此岂是忠君?直是庸相误国!”

  韩维被他骂的满脸通红,亦不反驳。但王珪却不认账,辩道:“荆公此言,某不敢苟同。这等军国大事独断专行,要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又有何难?只是这般做法,与古之权臣又有何异?诸公纵是舌灿莲花,若不请旨而行,终非正理。”

  石越知道王珪行事素来玲珑,这时候他不惜公然与王、马唱反调,无非是为了借机向皇帝表忠心。吕惠卿罢相后,王珪既无法依附王、马、石任何一方,有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众人抗衡,他固位生存的唯一法门,便是只有更加卖力地做好“三旨相公”。这时候他要借机大做文章,亦是理所当然。而他毕竟是仅次于王、马、石的吏部尚书,他若坚决反对,众人也不能置之不理。

  石越并不将王珪放在心上。当年能入学士院者,自然不可能是无能之辈,且不论人品如何,会不会治国,至少书读的肯定不少,文采学识,亦必出人之上。王珪以久任翰林学士而拜相,那就一定是个聪明人。但这时王珪却已经六十七岁,人生有时极为讽刺,王珪虽然安享富贵尊荣,养尊处优,身体反倒不及生活朴素的司马光和王安石健康。别看他此时衣着整齐干净,雪白的头发与胡子梳理得一丝不苟,看起来颇有几分神仙气度。但石越却知道,他经常会看不清眼前的东西,有时候会突然犯糊涂,便在元旦大朝会上,石越还看到王珪悄悄擦拭口水到了这个年纪,身体状况又如此,王珪竟然还不自请致仕,贪恋爵位,确实有点不知好歹——只要石越将他在元旦朝会上流口水的事情随意宣扬出去,台谏与清议,便马上会赶他致仕。

  “王公所言,只恐亦不见得是忠君!”石越方想着这些事情,范纯仁早已接过话来,用带着淡淡讥讽的语气说道,“便是皇上病情有所好转,这些事情只恐亦对皇上康复不利。若果真是契丹大举犯界,为宗庙社稷,迫不得已,也就罢了。但今日之事,究竟如何,却还不一定。君实相公之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一有风吹草动,便用这些事来烦扰皇上,恕某直言,某实是看不出忠君在何处!诸公若以为为人臣者需有所以避忌,何不以此事请示太后而后行?太后与皇上母子一体,又素有德望,既得太后许可,便就是皇上许可了!”

  范纯仁说这些话,连看都不看王珪,只是望着王安石、司马光、石越。石越心中暗暗称赞,不待王珪反应过来,便点头说道:“范公所论,颇为妥当。”

  众人也纷纷跟着同意,王珪心中大恨,却又不敢出言得罪太后,留下后患,只得勉强同意。

  范纯仁又道:“以在下之见,一面固然要如君实所言,暗加戒备,以备非常。但契丹这么大动静,苏轼、朴彦成不可能一无所知。还是要等二人奏疏,方知详委。朝廷固不畏战,然国家正处多事之秋,若能化解战事,哪怕是设计缓一两年,亦要争取。”

  “话虽如此,但辽国是狼虎之邦,只怕”郭逵摇了摇头,他显然不愿意对辽国抱有幻想。

  众人顿时也低声议论起来。范纯仁却只是望着石越,并不多说,石越越发觉得范纯仁聪明过人,不由轻轻叹了口气,道:“还是先按君实相公所说,上奏太后施行。其他的,待我见了韩拖古烈再说。”

  辽国将要大举南侵,皇帝一度昏迷同样的消息,对于司马光与石越来说,是当头重击;但对于赵颢来说,却几乎如同天降甘露。

  作为一个传统的探事机构,皇城司向来都有它一些秘密的渠道;而赵颢无论在宫中朝中,也有他苦心经营起来的人脉。一直密切注意着宫中与两府动静的赵颢,在得知两府宰执们忽然停止休假,齐聚政事堂会议时,马上变料到发生了大事。在司马光与石越离开太后所居的保慈宫后不到一个时辰,赵颢便已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这让赵颢欣喜若狂。

  “此乃天意!此乃天意!”他对李昌济与吕渊再三说道。元旦朝会后,二人都出现了动摇,高太后的举动,让他们感到沮丧。只有赵颢不当回事,他始终坚信高太后会站在自己这边,他坚信几十年的母子之情,绝不会一朝而改。高太后在元旦朝会上的举动,不过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计划,那只是很自然的一种政治行为。在感情的天平上,那个不到十岁的侄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自己相提并论的。而赵颢坚信,高太后再怎么厉害,也终究是个女人,是个母亲,决定女人和母亲的行为的,除了感情还能有什么?更何况是至亲的母子之情!

  李昌济是个道士,石得一是个宦官,自然不懂得女人与家庭。而吕渊一生漂浮浪荡,虽然是宰相府的衙内,却喜爱到处结交豪杰,喜欢谈仙论道,阴阳纵横之术,他与她的母亲方氏关系并不亲密,也不曾娶妻生子,或者去认真地理解一个女人,女人对他而言,仅仅只是一种需要,再无其他——这几个人,当然不可能明白女人。

  在他们眼里,高太后是高高在上,母仪天下的太后。而在赵颢眼里,高太后却是一个宠爱自己的母亲。

  在赵颢看来,谁真正了解高太后,这是不必多说的。

  他真正担心的,反倒是士民间舆论的转向。突然之间,六哥的风评变好了,这令得赵颢坐立不安,赵颢是靠着经营自己的声誉,一步步才有了今日的实力,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格外看重清议的力量。他担忧着,如此下去,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赵佣的声望,会提高到令他丧失斗争的勇气的地步。

  赵颢在心里将此视为腹心之患。

  但看来自己真是天命所归!契丹人帮自己,连天也在帮自己!

  如若皇帝病逝之时,大宋内有益州、交钞之患,外则面临契丹大举南犯的险境,这样的时刻,人心自然会思立长君。赵颢发动兵变,就会有更大的正当性,遭遇更少的阻力。

  这不是“天命所归”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