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作者:阿越



  “正因有了这一百多年的积累,太平兴国以后,福建人中进士者数以百计,公卿将相辈出,熙宁之时,朝中名臣将相,多有闵人,而先帝在位时六个文状元,便有三个是福建人…”

  潘照临郑重其事的点点头,道:“不错,还有一个‘福建子’。”

  桑充国知他脾气,却不去理他讥刺,又继续说道:“我是不懂这地气之说的,阴阳易理,河图洛书,我也一窍不通。但本朝自真宗以后,闵中之士忽然大爆发,而且人才辈出,有越来越盛之迹象,归功于五代以来一两百年间的教育积累,当有几分道理。要令一路一州之民富足,数十年,甚至十数年便可以成功;然要让一路一州文明昌盛,亦的确非有数百年之积累不可。”

  石越看了桑充国一眼,他心里已隐隐猜到桑充国的用意,但仍然忍不住赞到:“长卿所言极是。”

  桑充国又道:“福建印书第一,民间藏书最盛,读书之人又如此之多,用不着知道地气南移,亦可知福建人才在本朝为何兴盛。而蜀中虽然人才辈出,在南方可谓一枝独秀,然终比不过本朝蜀中人才之盛。福建号称‘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公卿相望’,而蜀中本朝教育之盛,则稍逊于福建。我还记得幼时在家乡,每到晚上,经常是家家燃灯,诵读之声,琅琅相闻。只不过蜀中各府州差异较大,如成都府、眉州等地,市井杳吏,亦能写文章,连伶人亦多通经吏。在眉州,知州甚至要规劝百姓不要只顾着读书忘了耕种;但在有些州县,却有人连书算亦不懂。这亦是蜀不如闵的原因。”

  “然蜀中教育最大的特点,亦是他路所不如者,则是蜀中女子多知书。正因女子多知书,才去督促子女勤读书。蜀中人才之盛,原因可能便在于此。”桑充国本书蜀人,说起自己的家乡来,自然亦颇觉骄傲。

  石越听得亦不由得连连点头,心里却又忍不住想到:当时蜀士长于文章而短于吏材,是不是也与此有关呢?

  桑充国见石越认可,更加振奋,“故此我亦十分赞成令女子读书,不说其它,试想想,这天下的母亲若能识文断字,岂有不会读书的儿子?”

  “此言有理。”这时连陈良也忍不住赞同起来。

  “至于江西与两浙,这两地书院、藏书之盛,更不用多说。江南西路之民,秀而能文。在别的地方,能写文章,已经很让人羡慕;但在江西,若只能写文章,却不足挂齿。本朝文宗,若非蜀中出了个苏子瞻,休说东南,便是整个天下加起来,亦及不过江西人。江西人才之盛,亦是由其书院之盛所致。江西路官办之州学、县学,私立之书院、学院。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而且早在熙宁以前,便已具规模……”

  陈良听到这里,忍不住插到:“这只怕和江西的民风也有关系…”他想起此事,嘴角亦不由得流露出一丝笑意来。

  石越听他话中有未尽之意,不由问道:“此话怎讲?”

  “我知道子柔先生所指何意。”桑充国不由笑出声来,他望着一脸疑惑的石越,忙解释到:“我听一些江西的学生提过,江西这地方,民风好讼。但有一点点纠纷,便非得上衙门打官司解决不可。当地许多百姓,随时带着纸笔,遇到纠纷,马上便会把证据记录下来。而且在江西,熟知律令的人最多,故本朝以在江西做官最难——别处百姓读书,是为了科举考功名,江西百姓读书,有许多是为了学律令好打官司。世传在江西卖得最好的书,不是《十三经》,不是《论语》,而是《邓思贤》这本教法律讲诉讼的书。江西的村学当中,便用这本书教学生。”

  江南西路的讼学、业嘴社,天下闻名,石越也听说过,但他却还是第一次听说江西路的百姓,竟然如此有法律意识,他这时才恍然大悟:“难怪这么多人疑心王安石的学术政治,偏于法家。”不过这话,自然是不能宣诸于口的。

  桑充国却不知石越居然联想到他岳父那去了,又问陈良道:“子柔先生可是想说此事?”

  陈良点点头,笑道:“我去过江西,那些新科进士,若是差到江西做官,无不叫苦不迭。说到刑统律令,不要说业嘴社专门给人打官司的珥笔之人,便是普通百姓,这些进士也说不过他们。往往有在公堂上被百姓辩得哑口无言甚至恼羞成怒者。”

  桑充国笑了笑,道:“这其实无足为怪。各路当中,最爱打官司的,便是闵、蜀、楚、吴越这四地的百姓,不过江西风气尤盛。这只怕亦不是偶然。大抵来说,凡一地教育盛,则人才盛,而本朝素以‘法治’而著称,百姓识文断字,自然关心律令。便是先前所说福建路,还不是家藏法律?北方之儒者,以为这不利于风俗淳厚,非盛世之事,然此事我以为还是小苏参政说得对,这几地诉讼虽多,总好过有些地方的百姓去持械械斗。况且要百姓守法,先须令百姓知法,此事亦不得因噎废食。如江西那样,到底是特例。”

  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又道:“其实最能证明教育之功的,还是两浙路的情形。吴越之地,本来素有文明底蕴,然建国之初,吴越虽繁华,但教育并不算兴盛,杭州号称东南第一州,熙宁初年,州学竟不过二百余人。然自子明守杭以后,朝廷又大兴学校,十余年间,西湖学院之盛,几可与百水潭比肩。而杭州、两浙路之识字率,在全国亦居前列,我敢断言,二三十年后,东南夺状元最多的,必将是两浙路;天下夺状元最多的,亦不会是京东、开封,而将是两浙路。吴越之民,天性灵巧聪慧,别处用一千年、数百年的积累,他们只需数十年奋发,便不会差到哪里去……”

  桑充国嗟叹了一会,方又说道:“除此四地外,如荆湖北路,却正好是个反例?#65310;:甭吩诶飞显瞬疟渤觯徊恢问保:甭啡此ヂ湎吕矗境岳矗:甭放级黾父雒迹闳强康哪堑阋怕龌姑挥卸暇S胫嘤Φ模蚴蔷:甭方袢战逃ⅲ踔粱共蝗缇:下妨恕H缃窬:甭肺ㄒ谎0斓慕虾玫模闶窃乐荩耸翘谠⒌囊旁蟆6下纷越ü踔亟ㄔ缆词樵阂岳矗惭е绱笫ⅲ跄搜Z洳己螅纤浠乖对都安簧香墒裎獬挥诙现盥分校嗨闶呛笃鹬悖慈找嗫善诖现甭方尤障拢恢昧硕嗌佟?

  “若以此看来,所谓地气南移,亦只可存而不论。湖北路亦是南方,这地气南移,为何独独不眷顾湖北?而如湖南、广南东西、黔州诸路,难道便不是南方?为何地气不往那里移?南方兴盛之地,如闵蜀一东一西,相隔数千里,却把中间的荆湖南北给忘了?这地气南移之法,未免过于不可捉摸。其实同样的道理,亦可用于北方。西北诸路,以忭京与京东路学校最多,故这两地的状元最多,人才亦最盛。期于诸路,安史之乱以后,土地残破,百姓困于战争、劳役,哪有余力办学校?此消而彼长,便难免有地气南移之说。熙宁兴学诏以后,陕西路学校办得最好——这这是全赖子明与范纯仁之功——故我以为,陕西之将来,未必不能复兴如汉唐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