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汉当年一触龙7
熙宁十八年，三月。
尚书左仆射府。
早春的阳光，透过窗外的竹林，投射在司马光的书阁内，书阁里处处都透着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清新明亮。阁外，几只燕子互相追逐打闹着，在翠绿的竹林间，高飞低掠。
这种春日的明媚，令司马光忽然间诗兴勃发。他快步走到书案前，提起笔来，想要写一首诗记录下心中的感触，但他刚要落笔，却又摇了摇头，苦笑着叹了口气，终究还是笔重又放了回去。
司马光自嘲的笑了笑。一直被繁琐的政务所纠缠，虽然一时诗兴大发，但待到落笔，才知道自己一时间竟已写不出好诗来。但他亦不想浪费这大好的光阴，停了一下，便快步走到书架前，抽出日记，重又回到书案前坐了下来。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才是司马光真正的理想。《资治通鉴》所记录的历史，只到宋初开国。司马光一直有个愿意，希望在致仕之后，能够写一部宋朝的国史——这部国史的范围，将不限于各朝实录与国史馆所修的国史，它的材料将更加丰富，立场也更加公允。因此，十几年来，司马光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将他听到的、看到的，他认为有史料价值的事情，如实的记录下来，在每一条记录下，他都明确的记录下这是他在何时何地，自何人口里听到；另一件事便是写日记，记下他为政十几年间的点点滴滴。任何人看到这本日记，便可以对熙宁一朝的政治，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两件事情，司马光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着，从未有过任何的懈怠——哪怕在他意识到自己致仕以后，恐怕将不会再有精力去写一部史书之后，司马光也没有停止下来。
他将这两本笔记，珍之重收的收藏起来，即使是家里的子侄，也从不许他们翻看，几天前，他又在笔记的第一页上，加上了遗言，禁止后代在三代之内公布这些笔记。
这即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祸端，亦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记录，更加公允。
司马光将日记在书案上放好——他的日记已经累积了几十卷，这是最新的一卷，是从新帝柩前即位那一日开始的。他将这一卷日记小心的翻开，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时日，竟已经缺了六日没有记录了。
他决定趁着这难得的空闲，补上这几日的日记来。
他一面整理着思路，一面翻到前几页的日记。
“……知左右仆射蔡京等上书，请以左右仆射兼门下长官，余与右相越上表，以先帝改官制，欲凡军国事，两府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之……京言不当。先是……”
他不觉又摇了摇头，目光移到下面一条。
“……以端明殿学士判河阳府曾孝宽为兵部侍郎，右相越、侍中安石荐。以曾孝蕴为蜀币局丞。孝蕴，曾宣靖公从子，太府寺少卿张商英荐。”
王安石很欣赏曾孝宽兄弟，现在看起来，石越对曾氏兄弟也青眼有加——司马光认为这正是石越为政的缺点之一，在选拔人材方面，石越不太重视文章，司马光也是赞同的，但过于重视吏材，而很少考虑德行，却令司马光无法苟同。曾氏兄弟，包括都水丞曾孝广，的确都颇有吏材，但在德行方面，却并无令名。
司马光快速的跳过这一条，目前来看，曾孝蕴处置事情还是极为得当的，而眼前最重要的，便是蜀币推行顺利。
后面几条，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司马光扫了一眼，便翻过这一页。
但接下来几条记录，却有些刺目。
“……太府寺详定各路、府、州、军、监、县盐债额……”
“……京师发行盐债。知开封府蔡京面奏言，开封府界，三日之内，发行盐债六百七十万八百贯，士民踊跃，请增京师盐债额至八百万贯，并请比京师例，增上县盐债额，免下县盐债，下县士民欲购盐债者，可令京近州县购买。诏依蔡京所奏，令太府寺重定各县盐债额以闻。帘后并赐玉带褒之。”
“……言者论知开封府蔡京发行盐债，强行抑配，诏京分析。”
“……殿中侍御史吴兰等三人以诬蔡京，责授监某州场税……”
“……天章阁待制韩周、文选司郎中范放……等十人，以论发行盐债不听，自请出外。诏可……”
这实是司马光入仕以来，最苦涩的事情之一。
韩周、范放等人，许多都与他关系极好，不料因盐债一事，竟然闹得割席断交。而在明面上，司马光却还不得不坚定的站在石越一边。发行盐债一事，对当今朝廷的财政来说，实是至关重要，不容有失。有了这笔钱，连司马光都觉得底气要足了许多。
以汴京为例，在蔡京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卖出六百七十多万贯盐债以后，太府寺旋即在曾布的主持下，与钱庄总社达成合作，钱庄总社每年向太府寺交纳其存款总额的千分之一，并将其往来帐目抄送太府寺审查，以换取太府寺为钱庄总社下属之钱庄提供存款保证，即使钱庄倒闭，太府寺亦替所有储户提供上限为五百贯的赔偿——就此迅速平息了汴京钱庄的挤兑风波。而与此同时，交钞的购买力也稳步上升，虽然还很难与铜钱相提并论，但市面上的交钞，毕竟又渐渐多了起来。
这已是自交钞危机以来，司马光所见着的最好的状况。
然而这并不能封住反对者的嘴。司马光的许多老友，更关心的却是汴京渐渐多起来的开国男、诰命，甚至汴京还多了两个开国子，这是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许多读书人的骄傲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对于读书人来说，他们十载寒窗，想的就是一朝成名，光宗耀祖，很多有节气的士大夫，并不在意自己的官位，却盼望能替自己的母亲讨个诰命，替自己的父亲要个封赠——但如今，这些在一夜之间打破，一个诰命只值二万贯盐债，一个开国男，只值十万贯！
这岂止是不利于淳厚风俗，简直可以称为伤风败俗。世风已经日下，被寄予厚望的司马光，却还要雪上加霜。
而且，发行盐债的过程也激化了矛盾。先遣王安石去杭州，已是令人感到侮辱；而封驳案中，石越更形同独断专行，不容异议；最后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推行——这与王安石当年简直如出一辙。
而结果也是一样的，蔡京在汴京发行盐债，已招致攻击，据说蔡京派开封府的公差、府兵，强行将汴京最有钱的一百多个富户——包括经常出入界身巷的豪商、熙宁蕃坊的大掌柜，还有凡是家里娶了县主的富人等等一起请到陈州酒楼吃了顿饭，然后便卖出了六百七十多万贯的盐债，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与王安石当年推行新法时，有什么区别？简直形同劫掠。
又是一个青苗法。所不同的是，这次蔡京强行抑配的，只是那些有家藏万贯的豪富之家。但在汴京是如此，在其余州县呢？难免许多中产之家，只怕将要落得家破人亡。
但司马光却认为这样的批评，难称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