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宋朝便一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软胁——他们无法快速的补充损耗的骑兵与战马。而因为社会结构与兵制的不同，宋朝是不可能存在“家丁制”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绝大部分骑兵，都是不可能有所谓的“辅兵”的。这个特点进一步加剧了宋军的损耗。
而他们的对手——辽军传统上不仅每名正兵配备两名家丁，而且这两名家丁中，有一名是可以骑马作战的，当进行攻城作战或者重要的攻坚战时，辽军便往往使用家丁担任冲锋陷阵，因此辽人常常极为得意的自夸他们的正兵很少损失。
虽然辽军的这个传统其实早已崩坏——当萧佑丹重新整顿宫卫骑军制度之时即意味着辽人的传统早已经不能持续——但辽军的家丁制，仍然部分的保留了下来。尽管在辽国，生活习惯与社会结构同样正在发生无法逆转的巨变，哪怕继续维持一个可以骑马作战的家丁，也已经不可能做到。事实上，萧佑丹能够成功改造宫卫骑军制度，使其重新复活，便已经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的奇迹，任何人都无法要求更多。
但是，正如在历史中无数次出现过的那样，传统仍然具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生命力。在一些个别的宫分军中，仍然拥有能够骑马作战的家丁。即使在传统己经崩坏的宫分军中，家丁的意义，也不仅仅是提供骑马轻装步兵或者后勤运输人员，他们是一种更全面的辅助兵种，不仅平时可以令其主人得到更多的休息，以专注于作战，在关键时刻，家丁们还能保护他们的主人免于战死、受伤，或者更快的康复。
而对于宋朝来说，这却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军事制度，而是要求宋朝改变其骑兵部队的社会阶层—既便如此，可能也还不够。因为在宋朝普遍实行的是契约奴脾制度，除了一些例外或者是品官阶层，奴脾对主人的依附性已经普遍降低。〔2〕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家丁制”，而在于宋朝有限的骑兵兵源与战马储备。尽管这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们都不可能达到辽国的水平，可在绍圣七年的时候，宋朝这方面的状况几乎可以称得上窘迫。
这个软胁令得短时间内，石越竟然无力补充骁胜军的兵员，更加无法重建拱圣军。
而在河间府，更是对比鲜明。
宣武一军与铁林军虽然在辽军的作战中也有不小的损失，却总是能够迅速的就地补充兵员—甚至不需要降低他们对身高等等各方面的要求。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宣武一军与铁林军薪俸优渥，其最普通的士兵的收入，也己经尸够维持一家五口在汴京的温饱生活，按绍圣初年最终确定的兵制，普通节级士兵十到十五年后必须退役，到时即使不愿意去朝廷安置垦田的地区，十几年下来，只要节省一点，也能攒下一笔钱来，回河北购置几亩薄田，绝不成问题。更何况宣武一军与铁林军财大气粗，只要被其征募，当即便发给总价达到数十贯的粮食与财物，做为安家之费用。这对于河间府内那些朝不保夕的逃难百姓来说，简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但这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同在河间的田烈武的云骑军想要征募新兵却困难重重。云骑军的薪俸虽然要低一些，但河间府的物价也远不及汴京，加入云骑军亦不用背井离乡，倘若云骑军只是一只步军的话，其吸引力绝不应在宣武一军与铁林军之下。可现实却是，田烈武想要补充一点兵员，比神卫营还要困难。
困难来自很多方面，而且几乎都无法解决。首先田烈武没有足够的战马。有时候，在战斗中的损失，战马的损失比骑兵更大。云骑军原本是一人两马，如今已经变成了两人三马。并且，他也不能临时征募从来未骑过马的士兵，从头训练。于是，他只能开出赏格，吸引会骑马的壮士带着自家的马来投军。同时高价收购民间马匹。
章敦的做法，倒也合乎法理规制，大宋朝宰执之贵，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是在蔡京那儿，也是的确将章敦视为上官。只是这究竟合不合乎人情，章敦就根本不曾考虑过了。即便是考虑过，他大概也不会太在乎。
章敦并不觉得自己是喜欢揽权。反而，他是认为是蔡京、田烈武辈太过无能他才不得不亲力亲为。倘若能将两人中的一个换成何畏之，他都会省事许多。
这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局的变化，在章敦的心里，越来越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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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的清晨，当饶阳的何畏之与何灌商议妥当，开始准备船只与各色军器计划着何灌的“万全之策”之时，河间城内的章敦，也同样感觉到了气温的骤寒。
对于雄、莫、河间之辽军的动静，章敦可以说是了若指掌。
早在十五日，莫州的辽军便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退兵之举，数万被掳的军民在辽军的押解下北行——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类似行动。因为押解人数不多，当时田烈武便想让高阳关的赵隆率兵伏击这只辽军，但是被章敦阻止。章敦认为在这个时候，在高阳关有一支对辽军具有一定威胁的兵力才是最重要的事。
但田烈武对此颇为不满，十六日两人便共同拟写了一封札子，呈送宣台——这并无实质意义，因此十七日，这几万被掳军民便抵达了雄州，根据其后探马所探知的情况，这些被掳军民在瓦桥关没有停留，而是继续北行，不行如此，自辽国南京道内，更派出了几千兵马，前至界河北岸接应。
然而，在十五日开始的这次行动之后，辽军却又安静了下来。
这证实了章敦的判断，这次行动，既是一次预演，也是一次试探，甚而可能是一个圈套。但不管怎么说，辽人的的确确开始在为退兵做准备。
紧接着，在十八日，章敦知道了安平发生的事情。
尽管他没有将此事看得过于严重，却仍然不禁要怀疑石越能否继续掌控全局——倘若石越失去这个能力，理所当然的，章敦认为自己是当然的继任者。他绝不会坐视大好局面就此崩溃。
同时，章敦又移牒蔡京，严令他一旦辽军开始退兵，霸州之宋军要尽其可给辽人制造麻烦，甚至狙击辽主。石越的胃口很小，韩宝的四万之众硬可以令他满足。但若是不能从辽主与耶律信身上咬下一大块肉来，章敦却不会满意。
这与石越部署给他们的战略任务并不矛盾——宣台要求他们牵制住辽主与耶律信，绝不可令其西援韩宝，一旦击退辽主与耶律信，宣武一军与云骑军便要抛弃一切猫重，轻骑急行，分别向博野、保州穿插，从背后梯次狙击韩宝。
这是为了防止韩宝平安渡过唐河而准备的后手，从博野、保州、遂城、安肃军、最后也许还会加上意外出现在容城的吴安国……层层狙击。
但是，章敦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兵强马壮的近五万精兵，便只能干这点打杂的事。
至少在这一点上，章敦与苗履、张整、张叔夜，还是有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