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诺
1945年1月18日——2月23日
1月中旬，德军力图挽救突出部的兵力和装备，在阿尔萨斯发动了代号为“北风”的佯攻，企图把美军兵力从阿登地区引开。与12月中旬在阿登发动袭击时一样，他们袭击了前线兵力薄弱的地方。（巴顿的第3集团军离开阿尔萨斯去阿登后，美第7集团军不仅要防守自己的阵地，还悄悄从左翼接防了第3集团军的防线。）“北风”行动开始后，艾森豪威尔把101师调往阿尔萨斯，增援前线。
空降兵们听到要用卡车把他们运往阿尔萨斯的消息时，随之而来的谣言也被夸大：德军已经突破防线。温特斯心想：天哪，难道陆军就没有其他人能去堵这个缺口？
这是一次长途跋涉。阿尔萨斯在巴斯托涅的南偏东方向160英里处。天上飘着雪花，天气寒冷而恶劣。路面很滑，行车很危险。卡车的行进慢得像步行，跳下车解个手，再赶上去坐上车都来得及。解手的过程看上去很滑稽，因为他们从外到里依次穿着伞兵裤、橄榄绿军长裤、长衬裤和橄榄绿军内裤。所有的裤子都只用纽扣，不用拉链。他们戴着手套就想把所有的扣子都解开，有时候这要花很长很长时间。
他们从巴斯托涅出发，途经贝尔方丹、维尔顿、艾当、图勒、南锡、杜林甘等地，1月20日到达目的地。506伞降步兵团成为预备队。
行进途中，利普顿中士病了，浑身怕冷、发高烧。他在杜林甘去看了军医，医生说检查后说他得了肺炎，要转移到医院去。利普顿说他是E连的军士长，不可能离开。那天晚上医生无论如何也说动不了利普顿，就让他第二天早上再去检查检查。
当晚，斯皮尔斯中尉和利普顿中士住在一个德国人家里。（阿尔萨斯在法德边境，每战必易手。1871年成为德国领土；1919年被法国夺回；1940年又成为德国领土；1945年又给了法国。）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斯皮尔斯让利普顿睡上去。利普顿说这样不妥，说他是兵，要铺睡袋睡在地板上。斯皮尔斯只说了一句“你病了”，问题就解决了。
利普顿睡在床上。屋子里那对德国老年夫妇给他拿了些杜松子酒和苹果卷。利普顿从未喝过烈性酒，但他一小口一小口地把一大杯酒喝了下去，又把苹果卷也吃了下去。他美美地睡了一觉。早上，他的烧退了，精力也恢复了。他再去看军医时，医生简直不相信会好得这么快，连称这是奇迹。
看到利普顿康复，斯皮尔斯很高兴，说他和温特斯已推荐利普顿火线晋升，辛克上校要和他谈话。利普顿到了团里，辛克对他进行了一个小时作战经验的考察。
近两个星期来，E连一直作为预备队，几乎每天都要从一个村庄运动到另一个村庄。天气开始转暖。太阳出来了，雪开始融化，地上烂乎乎的。一辆军需卡车送来一批高腰靴，还配有防寒袜和毡鞋垫。“6个星期前在巴斯托涅的时候，我们需要你，可是你在哪儿？”战士们冲着驾驶员大声嚷嚷。军需连把脏衣服、毯子和睡袋都收集起来，送到军队洗衣房。每小时能供215人使用的移动淋浴室被运来；E连每个人都进去洗了澡。水不热，但至少还不是冰冷的。大家一遍遍擦肥皂，搓了又搓－－费了好大劲才搓掉6个星期积下的污垢与汗臭。
电影也到了，有《忧郁狂想曲》、《野牛比尔》和《我们年轻快乐的心》。《星条旗》、《美国佬》以及《袋鼠纪事报》带来了外界的消息（但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受欢迎，因为来自太平洋的消息表明，战争还要持续很长时间；于是就有谣传说101师将被运至太平洋，在日本“大跳伞”）。
2月5日，506团接替驻守阿格诺镇的79师313步兵团，E连进入前线。阿格诺有近20，000人口，在空降兵们看来算是欧洲的大地方了。卡朗唐的居民大约有4，000人，莫米昂大约4，500，巴斯托涅大约5，500。阿格诺横跨在莱茵河的支流莫德尔河上。E连的阵地在506团的最后侧，位于在此处呈环形的莫德尔河与截取了它的部分河水后穿过该镇的一条运河的交汇处。
“我们的位置有点像进入德军防线的钉子。”福利中尉回忆说。E连占据着南岸的房屋，德军占据了北岸的房屋。这条河河床很高，水已经溢出了河岸，而且水流湍急。河面宽度从30米到100米不等，手雷扔不过去，但对机枪、步枪与迫击炮来说却很近。双方都有大炮支援。在德军防线后几公里处，有一门一战时期留下的大型铁道炮（口径约205毫米）。它发射的炮弹与在犹他海滩支援美军的16英寸舰炮炮弹差不多大。
空降兵们进驻79师占领的房屋。韦伯斯特和1排的名成员接管了莫德尔河与运河交汇处的一幢房子。韦伯斯特写道：“我们继承了空降部队依靠奋不顾身的人而不是弹药的优良传统，靠6个手持勃朗宁自动步枪的人，接替了79师配备一挺水冷式50毫米机关炮和一挺常规30毫米机关炮的18个人。”他们告诉1排的人，说这一带很平静，双方都没有相互攻击，但韦伯斯特说，他们草草介绍了情况之后就匆匆离去。
1排1班所占的房子损坏严重。有几处墙壁被炸倒，部分屋顶被迫击炮弹炸塌，所有的窗玻璃都碎了，地上的灰泥、砖块和碎玻璃有脚脖子那么深，栏杆被拿去当柴烧了，厕所里粪便四溢，地下室里全是灰烬、污物和军用罐头。
汤姆。麦克里里下士看过房子后，说了一句代表全班心态的话：“我们把它收拾一下。”
这是班里所有人第一次在火线上住进房子。大家动手收拾，他们重新整理了地下室，把床铺和C号干粮放在一个房间里，把垃圾扔进另一个房间。有人找到几盏瓦斯灯和一个还能有的汽炉。他们把电话接在德军战地电话系统上，与1排的指挥所取得了联系。如果要用厕所，就得去3楼，因为“那儿的马桶还没有满”。
1排指挥所的无线电报务员乔治。鲁兹过来看了看。麦克里里班里的人自豪地让他看了他们的住所。“如果这就算好，”鲁兹回答说，“你们该去看看连部。他们活得像国王一样。”他又看了看，说了一声“那些混蛋”。
（韦伯斯特和鲁兹深有同感。他尽量不去连部，因为“那儿都是大官，小兵没有立足之地”。）
就像在岛上时一样，大家白天不能行动。狙击手随时会把在外面的人一枪干掉。稍有动静就会引来迫击炮弹；两三人在外面，就会遭到88毫米炮的轰击。韦伯斯特写道：“我们最大的消遣就是吃。我们花在准备、烹饪食物和吃上面的时间比花在任何其他事情上的都多。”
E连的任务是守住防线，派出必要的侦察小分队与德军接触、并担任炮兵前方观察哨的任务。麦克里里的班负责2号观察哨，双人值班，每次一小时，一个在3楼的窗口，另一个在地下室守着电话。从窗口可以看到德军所占据的那半边小镇的情形。他们几乎可以随时让炮兵向对方开炮，这个特权以前倒没有发现。德军则会以炮火回敬。
很难说迫击炮、狙击炮、机枪、88型炮，还有那门巨型铁道炮哪个更危险。他们虽然听不见敌人后方那门巨炮发射时的声音，但却能听见从远处低速飞来的炮弹声,因为那声音很像火车。希夫提。鲍尔斯记得他在3楼观察时，听见炮弹飞来，还有时间赶在炮弹落地前跑进地下室。
虽然他们随时都会有危险－－房子若被铁道炮直接命中后，整个就完了－－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仍是战争的旁观者。格伦。格雷写道：“战争的神秘吸引力”在于“享受视觉的乐趣、战友情谊的乐趣、毁灭的乐趣”。他继续写道，“战争很壮观，能看得见，但永远不会被人理解。”格雷提醒我们，人类的眼睛是贪婪的，渴望看到新奇的、不同寻常的、壮观的景象。
与人类任何其他活动相比，战争能提供更多的内容来满足这种欲望。与7月4日最漂亮的礼花相比，纷飞的战火持续的时间长得多，也刺激得多。韦伯斯特快从2号观察点可以看到“炮弹在阿格诺的敌我双方占领的地区内爆炸，P－47左右扫射的情景”。晚上，离前线好几英里的高炮连用探照灯搜索天空，从云层反射回来的光把整个前线都照亮了。只要观察哨呼叫，双方就打照明弹。在户外遇到照明弹时，必须一动不动地等它熄灭。机枪发射出一串串曳光弹，使整个场面更加壮观。
大型炮弹能引起燃烧，产生劈啪作响、熊熊燃烧的火焰，把整个地方都照亮。“在战斗中，火是很怪的东西，”韦伯斯特写道，“双方都小心翼翼，连根火柴都不敢点，所以这肆无忌惮、熊熊燃烧的火焰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其声音是如此刺耳。”
战争不但能满足视觉的欲望，而且比严格的训练更能培养出战友情谊。韦伯斯特在2月9日写给父母的信上说：“我又回到了家里。在描述2号观察哨的生活时，他提到了面临的危险，但更多地谈到了他对班里战友的感情。“危险是怎样打破自我的壁垒，使我们感受到集体的呢？”格雷问。他的回答是“与战友们团结起来所产生的力量。在（危险的）时刻，许多人都有这种朦胧的意识：他们以前的生活是多么孤独与孤立，他们错过了这么多……随着自我疆界的扩大，他们体会到前所未有的亲情。”
（一天晚上，韦伯斯特和二等兵鲍勃接到命令，要他们在门廊里架起机枪，在必要时为侦察人员提供火力掩护。这样一来，如果他们一开火，就会完全暴露，河对岸的德军自行火炮无需观察哨就能发现他们。但是他们已下定决心，如果对方向侦察人员开火，他们将全力还击，“因为大约20个人的命都攥在我们手上。”一向不主动要求做任何事情的韦伯斯特评论说：“有时候我看到了当英雄的机会，即使这意味着牺牲自己。现在就是一次机会。”）
格雷所说的战争带来的第三种“乐趣”出自毁灭。人类乐于看到房屋、车辆和设备遭到破坏，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一个城市的某个建筑物要被推倒，就会有一群人聚集在那里围观，这就是证据。对军人来说，看到一幢可能为敌军提供掩护的房子被己方炮火摧毁，就是一种快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人厄恩斯特。云格尔在日记里就写到了“徘徊在战场上空那进行毁灭的强烈欲望……一名中立的旁观者可能以为我们是兴奋过度了。”
军人所关心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是毁灭而不是建设。终极毁灭就是杀死一个人。狙击手击中对岸的德国兵时，就会大喊：“中了！中了！”高兴得跳起来。二等兵罗伊看见一名不谨慎的德国兵在几百米外的一间小屋前来回走动。他一枪就打中了那个德国兵。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的二等兵克拉伦斯。莱尔说，那个德国兵脸上痛苦、复杂的表情值得一看。那德国兵企图爬回屋里，科布又朝他开了两枪。每打中一枪，他就大喊一声。
在前线往往没有过去和将来，只有现在，而随时都有死于非命的威胁，则使得这种感觉更加强烈。韦伯斯特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严格地说，生命是以天或者小时来计算的。”
补充的兵员到了。这不能不令人忧虑，因为空降师通常是在基地养精蓄锐，准备下一次伞降突击，如果在战场上得到增援，那就意味着这个师还要继续战斗下去。在2号哨所，有“4名非常害怕、刚从伞兵学校毕业的小伙子”来到班里。韦伯斯特说：“我的心沉了下来。后方梯队里有的是成年的壮汉，在驻英国的空军部队里有的是膘肥体壮的人，为什么陆军偏要把这些非常年轻、没有经验、刚受过最基本训练的人派到前线来当步兵，来干世界上最危险的差事？”
新来的人当中有个少尉，名叫汉克。琼斯，西点军校毕业（1944年6月6日，约翰。艾森豪威尔那个班），12月底才从本宁堡伞兵学校毕业。他1月中旬离开纽约，在阿弗尔登陆，2月中旬抵达阿格诺。福利中尉说：“教会他们说'跟我来'，然后把他们运到国外是补充兵员最快的办法。”琼斯很傲气，体型匀称，讨人喜爱。他渴望有机会表现自己。
机会很快就来了，因为团情报股尼克松上尉想抓一些活口来进行审问，2月12日他让温特斯负责抓一两个德国人回来。温特斯仍然是个上尉，其他两位营长都是中校，与他们打交道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但温特斯在团的参谋中有朋友，斯特雷耶上校是团长，尼克松和后勤股长马西森原来都是E连的。马西森为温特斯搞了几只德国橡皮艇，温特斯可以用来进行渡河侦察。温特斯选了E连去执行这项任务。
这个小分队比较大，有20个人，是从各个排和连部挑选的，包括团部两名会说德语的侦察参谋。福利中尉从1排选出科布、麦克里里、温以及肖提。侦察人员渡河之后将分成两个小组，分别由肯。默西埃中士和琼斯少尉领导。
被选出的侦察员用了2天时间在阿格诺外面练习使用橡皮艇。2月14日，温特斯和斯皮尔斯来到2号哨所。使1班的人感到紧张的是，他俩站在哨所前，举起望远镜观察德军阵地，还一边打着手势，挥动地图。“我们屋里的人都在诅咒他们，”韦伯斯特回忆说，“害怕德军观察哨发现他们，然后呼叫炮火来轰炸我们温暖的小窝。”
温特斯和斯皮尔斯制定的计划将用到E连经过艰苦训练所获得的许多技能。侦察尖兵是厄尔。麦克朗下士，他有印弟安血统，以能“嗅出德国鬼子”而闻名。侦察小分队将在D连一个哨所前集合，在那儿喝咖啡，吃三明治，然后在夜色的掩护下于22点来到河边，放下第一条橡皮艇，它将拖带一条绳子过河，然后把绳子系在北岸的电话线杆上，这样其他橡皮艇上的人只要拉着绳子就能过河。进入德军防线之后，小分队将分成两组，琼斯少尉率领的那个组进入镇里，默西埃中士那个组将前往岸边被疑为德军前哨的一幢房子。
无论能否抓到俘虏，小分队从河对岸撤回都将得到有力的保障。任何一组遇上麻烦或抓到俘虏，组长就吹哨子，示意撤退。这个信号将意味着两组人员在橡皮艇边会合，与此同时，斯皮尔斯中尉和马拉其中士将开始射击以掩护撤退。
在提供掩护火力时，连最小的细节都考虑到了。每个已知或预料到的德军阵地都有指定的步枪、机枪、大炮和迫击炮来对付。从师里借来的57毫米反坦克炮，被用来对准一幢房子的地下室，因为那地方是间接炮火无法摧毁的。D连将架起一挺50毫米机关炮（在巴斯托涅时从第10装甲师偷来的），准备扫射德军阵地。1排在2号哨所的阳台上架起30毫米机枪，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扫射驻扎在河对岸的德军（渡河点就在2号哨所的正前方）。
2月15日晚，漆黑而又安静。德军只打了几发照明弹，有一两门88毫米炮零星射击。美军炮兵静静地等待着哨声。探照灯已按斯皮尔斯的要求关掉了。美军没有发射照明弹。没有轻武器的射击。没有月亮。没有星星。
第一艘橡皮艇成功地过了河。另两艘也过去了。麦克里里和科布坐的第四条橡皮艇翻掉了。他们顺着水流漂出100多米，钻出来后又试了一次，但又翻了，最后只好放弃，回到2号哨所。
琼斯和默西埃把过了河的人集合起来，进行分组后便开始行动。和默西埃一起的有一名才补充到F连的年轻军官。他颇有一番雄心大志，急于想表现自己，瞒着斯皮尔斯和温特斯，擅自跟上了小分队。他跟着默西埃到了北岸后不久，就踩响了一枚地雷而身亡。他上战场还不到24小时。
默西埃领着其余8个人继续向目标运动。接近德军那个哨所后，他对准地下室的窗户发射了一枚枪榴弹。爆炸声后，大家冲向那幢房子，朝地下室里扔手雷。手雷刚爆炸，默西埃就带领大家进入地下室。由于进去太快，手雷爆炸的弹片击中了二等兵尤金。杰克逊的面部与头部。他是在荷兰时补充进来的兵。在地下室里，美国人发现还活着的德国兵惊恐万状。他们抓住一名伤员和两名未受伤的人就冲了出来。默西埃吹响了哨子。
哨声一响，对岸的掩护炮火就轰然而至。大地在震动。后方的大炮一响，前沿的迫击炮、反坦克炮也跟着响起。在2号哨所进行观察的韦伯斯特是描绘当时场景的：“我们看到一阵火光，接着一个红色球状物钻进对岸一幢房子的地下室。炮弹在德军的道路和火力点上爆炸，发出橙红色的火光。我们正前方半英里处有一幢房子开始燃烧。我们的后方，D连的50毫米机关炮在不停地射击。一串串曳光弹掠过河面射向对岸，德军以一间未毁的地下室为掩护，用手提式轻机枪向D连射出大量曳光弹。”
默西埃和他手下的人迅速返回橡皮艇边，与琼斯及其小组会合。他们准备渡河时，觉得那名德国伤员没有多少用，就把他丢在了河边。新补充来的二等兵艾伦。维斯特掏出手枪想把他打死，但被制止。那名伤兵对他们已不构成威胁，所以没有必要暴露自己的位置。有一部分人拉着绳子游回对岸，其他人则乘橡皮艇返回。
小分队一上岸就推着俘虏奔向2号哨所的地下室。他们一进地下室，德军的炮弹就在后院炸响了，随后便是德国人对整个E连阵地的炮击。
在地下室里，小分队成员把俘虏围了起来。美国人很兴奋，许多人在交谈－－或者说是想盖过巨大的噪音在扯着嗓门叫喊－－讲述着自己的经历。他们热血沸腾。
“我来干掉他们，我来把他们干掉算了！”维斯特大声喊叫，掏出手枪冲向俘虏，但被人拦住。
“出去，维斯特。这帮混蛋是营里要的。”有人大声说。
根据韦伯斯特的说法，那两个俘虏“是很沉着的士官，一个是普通中士，一个是中士参谋。他们非常沉着，像磐石一样地站在一间气味难闻、热烘烘的地下室里，四周都是想杀他们的人。但他们连指尖都没动一下，面无表情。那是我见过的最冷静的人”。
外面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在侦察中受了伤的二等兵杰克逊这时开始大声叫喊：“杀了我吧！杀了我！求你们杀了我！我受不了了，上帝，我实在受不了。杀了我吧，看在上帝的分上，杀了我！”他满脸是血，一颗手雷的碎片击穿了他的头骨，钻进了他的脑部。
马丁中士说：“当然谁也不会杀他，因为希望总是有的，那个该死的俘虏使我很生气，我拼命踢那个狗娘养的，我是说狠狠地踢。”他最后很勉强地解释道，“当时的情绪真的坏透了。”
有人打电话叫卫生兵带着担架过来，要快。罗说他马上就来。
杰克逊还在不停地喊叫。“杀了我！杀了我！我要默西埃！默西埃呢？”他在抽泣。
默西埃来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没事的，伙计，没事的。你会好的。”
有人在杰克逊手臂上打了一针吗啡。他那时痛得发了疯似地，要人把他按在床上。罗来了，同时还跟来另一名军医和一个担架员。他们把病人往急救站抬去，默西埃走在担架员旁边，握着杰克逊的手。还没有到急救站，杰克逊就死了。
“他还不到20岁，”韦伯斯特写道，“还没有开始生活。他边喊边叫，就这样死在担架上。在美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美国，跑马场上的赌马的生意火暴，夜总会创下史无前例的利润，迈阿密海滩十分拥挤，根本找不到一间住房。好像很少有人在乎。天哪，这就是繁荣，这就是昌盛，我们打仗就是为了这些。我们在读物上看到黑市餐厅，看到生产商要求立即逐步恢复生产和平时期的物资。我们怀疑人们是否知道，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军人正生活在恐惧之中，正在流血，正在骇人听闻的痛苦中死亡。”
德军炮火暂停之后，俘虏被押送到营部交给温特斯上尉。默西埃在交这两名活口的时候笑得嘴都合不拢了。那个普通中士交待了很多，可是那个中士参谋却缄口不言。
夜已不再平静。双方都在猛烈攻击对方。沿河两侧火光四起。曳光弹在水面上交织。
每到炮火间隙，2号哨所的人都能听见对岸传来的艰难的呼吸声、喘息声和呻吟声。被侦察小分队丢在岸边的那个德国伤兵是肺部中弹。韦伯斯特让手下看看该怎么办，是一枪打死他让他结束痛苦，还是让他自然死去。韦伯斯特主张杀了他，因为若把他留下，德军会派人把他带回，他就可能报告他所看到的2号哨所周围的所有活动。“那样他们就可能向我们更猛烈地开火。”韦伯斯特估计说。
韦伯斯特决定拉着刚才那根绳子过河，然后宰了他。麦克里里不同意。他说德国人可能把那个伤员当做诱饵，设下圈套。韦伯斯特觉得他说得对。比较好的办法是用手雷。
韦伯斯特带着二等兵鲍勃。马什，小心翼翼地来到河边。他听见了那个德国兵急促的喘息与呻吟声。韦伯斯特写道：“我很同情他，独自一人，在远离家乡的异国，在一条肮脏的小河边，毫无希望、无爱无助地慢慢离开人世。”
马什和韦伯斯特拔掉手雷上的销子，把它们扔到那名德国兵的身边。一个爆炸了，另一个是哑弹。呻吟声仍在继续。他们返回哨所，又拿来一些手雷，再试了一次。还能听见呻吟声。他们放弃了；让他自己慢慢地死去吧。
炮击停止时，天已蒙蒙亮，那呻吟还在继续，搅得所有的人心烦意乱。科布觉得他再也受不了了，便抓起一枚手雷，冲到河边，把它扔了过去，终于把那个德国兵给结果了。
那天夜里，利普顿中士被一发迫击炮弹打伤，一块碎片打在他靠右耳的面颊上，另一块钻进他的脖子后面。他去急救站包扎了伤口。（34年后，脖子后的弹片开始作痛，他这才请医生把弹片取出。）
第二天，2月16日，温特斯把利普顿叫到营部，发给他一张士兵光荣退役证书，2月15日生效，另有一道命令，授予他战地少尉军衔，2月16日生效。“我受伤的时候已经不是军人了！”利普顿说，“我已经退伍，我的授衔令还没有生效。我经常想，如果我被那发迫击炮弹打死了，他们将如何处理这件事。”他接着说，“我一直视那张战地授衔令为我所受到的最高荣誉。”
琼斯少尉在第一次侦察中表现良好－－很显然，意思是说他聪明地让默西埃来作决定。不到一星期，琼斯就走了，被提为中尉。“就侦察了一次！”福利中尉感叹道。“琼斯是西点毕业生，是西点保护协会的成员，他们都戴着该会的指环。'你没有指环就什么都不是！'”琼斯被提升到团部当参谋。马拉其写道：“有人传言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西点的毕业生要在和平时期服务于军队，正受到保护。”
辛克上校对这次成功的侦察很满意，他决定第二天晚上再进行一次。但这时，天开始下雪，而且转冷。雪的顶层结冰了，走上去咯吱咯吱响。冷空气扫清天空，月光明亮。温特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去侦察无疑是去送死，所以他决心违抗命令。
辛克和一群参谋去2营指挥所巡视。他们随身带着瓶威士忌酒。温特斯说他要去河边看看侦察的准备工作。到了哨所之后，他让他们先不要准备。辛克喝了威士忌酒后，很快就会睡觉。小分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报告说他们过了河，进入德军阵地，但没捉到活口。
有些当兵的也想弄些酒。虽然有白天不准外出的命令，科布和怀斯曼还是溜出去偷酒去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存放着很多酒的地窖，每人拿了两瓶，德国狙击手向他们开枪，他俩就像偷了苹果的小学生一样沿街飞奔。
怀斯曼膝盖中弹，一个跟头跌倒在地上，把酒瓶摔碎了。科布的酒保住了。他俩冲进一个地下室开始畅饮起来。“如果有一些大兵在一起喝酒，”马丁指出，“你不可能只喝几口。不喝完就不能停下来。”怀斯曼和科布各喝了一瓶。他们回到1排指挥所时，已酩酊大醉，科布还和马什打了起来。
福利中尉把他们拉开。他大声训斥科布太放肆，不遵守条令，醉酒之后胡闹等等。科布被激怒了，嘴里胡说八道起来。他根本不听福利让他闭嘴的命令，反而指责福利。两个人上来把他抓住，按在地上。马丁中士拔出点四五手枪。福利让他把枪收起来，叫人把科布抓起来，把他送到团部关禁闭。
与此同时，怀斯曼大声拒绝卫生员罗要他撤下去的命令，说要和朋友们呆在一起。
福利把排里的事安排了一下，来到团部，为科布的事给军事法庭写报告。他写了几个小时。他把报告交给辛克上校，并向他汇报了详细情况。福利离开时，辛克对他说：“你当时真该一枪毙了他，那就省了我们大家很多麻烦。”
怀斯曼还是醉醺醺的，不愿接受治疗。他说他只想和雷德中士谈谈，别的人一概不行。雷德想给他说道理，但是没有用。他也被送上了军事法庭。雷德说：“胡布勒死了，豪厄尔在巴斯托涅受了伤，这次事件对我的精神又是一次打击。”
2月20日，E连变成预备队，由506团3营接替他们的阵地。E连离开才几个小时，德军就把2号哨所打了个正着。这一天，温特斯被晋升为少校。2月23日，36师接替了101师。这个空降师转移到位于后方的萨维纳，准备返回莫米昂。
101师没怎么到过后方。在那里看到的一切，让他们弄不明白军需品怎么竟然能运到前线。他们在阿格诺时有2次每人发到了3瓶啤酒。拿到的香烟是很差的切尔西牌或罗利牌。没有肥皂，偶尔有包口香糖，有次还拿到了一些牙膏－－除了C号和K号干粮以及弹药，在前线能拿到的就这些东西了。由于住在离军需仓库很近的地方，他们弄明白了为什么会这样。物品从美国用货船运来之后，在港口负责卸货的营拿走了一部分，负责铁路运输的营拿走一些“银河糖”和施利茨啤酒，然后把这列为“破损”，卡车司机们成箱成箱地拿走“幸运烟”（很好的牌子），之后师里的军需军官、团里的、营里的军需参谋又把最好的东西拿走了，前线步兵若能拿到C号干粮和罗利香烟就很幸运了。
希夫提。鲍尔斯得到了一把新的M－1枪。对他来说这真是喜忧参半。他一直在用国内发的那枝枪，他很喜爱它。“似乎我只要用它指向一个目标，就能瞄什么打什么。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枪。但每次一检查，我就挨批评，因为它的枪管里有个小凹陷。你知道枪管里的凹陷是弄不掉的。它原本就在那儿。”他听批评听烦了，就把那枝枪交回去，换了枝新的M－1。“我断定，我用那把新枪连一个谷堆都打不中。那是最糟的枪。”但至少他从此不必再听批评了。
辛克上校下达命令，作为预备队要进行严格训练。斯皮尔斯认为这是个愚蠢的提议，并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他告诉E连的人，他认为在基地时要进行严格合理地训练，在作预备队时就要好好放松。
但斯皮尔斯没法使连队免除两项规定的活动。一是通过抽签决定轮流回国的人。每个连可以有一个人回家休假30天，人选由连里抽签决定。中签的人必须在诺曼底、荷兰、巴斯托涅作过战，服役记录上没有不良记录。没有性病，没有不假外出，没有上过军事法庭。E连只有23个人合格。斯皮尔斯在一个钢盔里把名字摇了摇，抽出了福里斯特。古思的名字。大家礼貌地欢呼。斯皮尔斯说，他不想失去古思，但祝他好运。几个人与古思握了握手。其他人垂头丧气地走开。用韦伯斯特的话说：“像是去地狱的人在路上看了一眼天堂。”
第二项活动是营阅兵。斯皮尔斯的思想是避免是做不必要的事情，但要打起精神做好必要的工作。他告诉手下人，要精神抖擞。枪要擦亮，军装要洗干净。战士们架起一口大锅，把衣服和几大块肥皂放进去煮，这要花很长时间；二等兵赫德森决定不洗了。当他穿着脏衣服站在队列里的时候，被斯皮尔斯狠狠地训了一顿。排长福利也训了他一通。代理班长马什中士想让他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赫德森腼腆地咧着嘴笑：“天哪，怎么了，大家都找我的茬儿？”
泰勒将军来营里阅兵，跟他来的还有师里公关部的一名摄影师。巧的是，他停在赫德森面前与他交谈。那名摄影师给他们拍了张合影，问了赫德森的姓名和家庭住址，把照片寄到当地的报社，还给他父母寄去一张。当然，将军与刚下火线、经历战火考验的战士交谈的照片，要比和一群接受检阅的预备队士兵交谈的照片意义大得多。“所以，”韦伯斯特说，“E连只有一名穿着脏军服的人，而他也是惟一和将军拍照的人。”
“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温特斯说道，“不过我们走路时都变得小心翼翼的，连后脑勺都长了眼睛，确保不遭人暗算。”他解释说，阿格诺之后，“我们突然信心倍增：‘上帝保佑，我一定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