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杨钧、代懿仍回学校,杨度陪着熊希龄乘早班车来到横滨。
梁启超异国重逢老友,自然欢喜无尽,滔滔不绝地畅谈起来,话题很快就转到了近日的特大新闻——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事。杨度趁着这个机会,把熊希龄来日本的意图和自己已答应代笔的事告诉了梁启超,并且请他帮忙也做个枪手。不料这个舆论界的骄子一口拒绝:“秉三远道而来,若要我帮别的忙,任何事我都会尽力而为,只是这件事我不能做。”
话说得这样死,简直无任何商量的余地,熊希龄脸上很觉不自在,暗中责备杨度多事:你何不干脆一个人写算了。杨度却不生气,笑嘻嘻地说:“卓如,你这态度算什么老朋友!秉三奉命来日本,什么事都用不着你帮忙,惟一就这事找你,而且这里面也还有我一半面子。我何时得罪了你?”
“皙子,你不要误会,我不写,不是不帮朋友的忙,而是不能做不应该做的事。”梁启超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二位对考察一事寄与很大的希望,尤其是秉三作为重要随员,更是满腔热情。我今天当着你们的面泼一点冷水,不客气地说,这其实只是一曲戏文而已,何来什么实际作用!”
熊希龄说:“卓如,你的话也不无道理。如果真的让载泽、端方这些人出去走一趟,朝廷就按他们回国后所说的来制定宪法,那确实有点像做戏。不过,提出这个建议的袁世凯和采纳这个建议的慈禧太后则不是做戏。”
梁启超陡然变色道:“秉三,你弄错了,这个戏的主导恰恰就是慈禧和袁世凯。”
稍停一会,梁启超以坚决的口吻说:“我这一生决不为慈禧和袁世凯做事。”
话说到这般地步,熊希龄已在心里打退堂鼓了,好在杨度已答应,梁启超即使不写,他也会独立完成这几篇文章,自己的差使可以交了。他对杨度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了。
杨度装作没看见似的,笑了笑说:“好个有骨气的梁卓如,袁世凯出卖了你,慈禧要杀你,你被迫羁旅异国他乡,你和他们两人结下了深仇大恨,不共戴天,所以发誓不为他们做事,志节可嘉可佩!”
梁启超听出杨度这几句话有点不大对味,说:“我和慈禧、袁世凯之间并不是个人的恩怨,事关国家和人民的大是大非。不为他们做事,正是保持着我对国家和人民的赤子清白。”
杨度冷笑道:“那么,何不学革命党的样,把慈禧、袁世凯暗杀掉,为国家和人民除害呢?”
“我向来不主张暗杀,暗杀只能除标,不能去本,根本的问题在于开化民智。”梁启超摆出素日里那副政论家、思想家的派头。
“此论高明至极,我完全赞同。”杨度立即接言,“既不行暗杀,那就只有等老天爷来收拾他们了。慈禧今年七十多岁了,老天收她为期不远了。袁世凯还不到五十,照这个样子,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还要坐二三十年,难道今后二三十年内你就不与朝廷有任何联系了吗?”
“皙子,你不要替袁世凯做说客,只怕是慈禧一死,他今日的位置也就没有了。”
梁启超的二郎腿在薄绸长袍下跷了两跷。康有为现在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慈禧死后光绪重掌大权的那一天,梁启超并不像他的老师那样完全迷信光绪,但也相信只要慈禧这座大山一倒,中国就会有大变化。这一点,杨度和熊希龄都没有像他们那样考虑得深远。熊希龄一贯较为持重,不喜多讲话,且杨度已叮嘱过他,所以他只是自个儿喝茶,望着他们,静听两位才子的唇枪舌剑。
“卓如,你不要弄错了,我决不是为袁世凯当说客。要说当说客,我今天是替四万万中国人当说客,游说你这个自诩的少年中国之少年,要为中国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不要摆名士的架子!”看来杨度有点动气了,声调提得很高,“慈禧死后,袁世凯保不保得了位置,那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也很难顶测。你说你不为个人恩怨,而是为国家和人民,那么就不应该看这件事是谁在主办,而要看于国家和人民有无好处。若真是出以公心,只要于国于民有利,那就应当支持,因为你支持的是事而不是人,这里不涉及到个人的清白不清白的问题。倘若以所谓保持个人的清白来反对或不参与,那就是以小私而害大公,为贤者所不齿。”
杨度这番话锋芒凌厉义正词严,熊希龄十分钦佩,连连点头:“说得好,说得好!”
梁启超也觉得有点锐不可当,一向能言善辩的新政思想领袖一时穷于应对。杨度挟其气势,居高临下发起冲锋:“我知道你飘泊海外七八年,备尝艰苦,办报纸,写文章,集会结社,联络同志,所干的这一切,莫不是为了人民的觉醒,为了国家的强盛,故而无论海内海外,人民都尊敬你爱戴你,视你为中华民族的灵魂。这个荣誉,我看你也当之无愧。”
梁启超笑着对熊希龄说:“你看看,这个巧嘴滑舌的杨皙子,刚才说我是以小私害大公,为贤者所不齿,现在又说我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的灵魂。打了一巴掌又来安抚。就凭这点本事,袁世凯的位置就该让他来坐才是。”
杨度也笑道:“袁世凯的位置,你就料定我坐不到是不是?到时候,说不定光绪皇帝下诏书请我去坐哩!”
熊希龄、梁启超都笑了起来。熊希龄说:“好好,巴不得皙子早登相位,我们这些旧日朋友都叨点光。”
“到时再说吧!”杨度挥挥手,仿佛命运早已为他安排好了那一天似的。“现在还是来谈这件事。卓如兄,十年来你一直以提倡民权推行宪法为己任,到日本来这些年一直沉潜各国宪政的研究。你的宪政造诣为世所公认,就是最不愿居别人之下的杨皙子,在这点上也不能不承认你在我之上。这就是我和秉三特来找你,请你在此事上帮忙的原因。说句实在话,我虽不曾与慈禧、袁世凯有深仇,但当秉三提出此事时,我开始和你一样也不愿意,但转念一想,同意了。”
“你开始为何也不同意?”梁启超追问。
熊希龄也没想到杨度还有一个转变过程,瞪起两眼望着他。
杨度款款而道:“要我杨某人替别人做枪手,我辛苦研究得来的成果被他们拿去作为自己向上爬的梯子,我如何肯甘心?”
“正是这话。”梁启超深表赞同。“这也是我不愿为的一个原因。”
“但后转念一想,他利用我,我也可以利用他。”杨度狡黯地一笑。“我给他来个借尸还魂!”
“借尸还魂?”梁、熊都觉得很有趣味。
“我杨度研究宪政为的是什么?难道是像阎若璩研究伪古文《尚书》、王懿荣研究甲骨文那样,纯为学术,纯为个人名声吗?不是的,我为的是实际,是在中国推行宪政。既为的是实际的推行,我冷静地想了一下:眼下,是我杨某人推行得动呢,还是慈禧、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能推行得动呢?尽管说不定哪一天我杨某人的名位会在袁、张之上,但我要正视现实,现实中的我只是一个落拓的布衣,然而中国的宪政推行不能晚。”
杨度这番实实在在的话对梁启超很有触动,他轻轻地点点头,表示能理解。杨度见初战成功,信心更足了。
“卓如兄,我还有一种顾虑,秉三兄在这里,我当着他的面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所谓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其实是一场儿戏。他们能考察什么宪政,他们回国后能说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出来?秉三兄是大才,但长处在理财而不在宪政,作为一个重要随员,怕也很难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
熊希龄插话:“皙子说得对,我不懂宪政,其他人也无人真正懂宪政,有的爱说几句法呀律呀的,那都是附庸风雅而已,究其实一窍不通,哪及你们二位的百分之一。”
“我刚才说了,五大臣出洋是个儿戏,但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即在中国实行立宪,却不能视同儿戏。若全盘都是儿戏一场的话,不但我不会答应秉三所求,反而会劝秉三不要参与其事。正因为在中国立宪是件郑重的事,我杨度就非插手不可,我也愿意力劝你梁卓如非插手不可。”
杨度两眼逼视梁启超。梁启超摸着尖尖的下巴,恬然望着他,思路不知不觉地被他引上了轨道。
“卓如兄,你有没有想过,几年后中国推行宪政的蓝本是什么?会是你的《开明专制论》吗?会是我的《金铁主义》吗?都不是!它只能是五大臣回国后向太后、皇上所提出的建议设想。倘若他们在吃大菜拥洋姬之余,睡在松软的钢丝床上,将日本和西方各国的宪政胡编乱造一通,奏报上去,慈禧御笔一挥‘照此办理’,卓如兄,你想过没有,那将会把中国的未来弄成一个什么样子,这难道还不可怕吗?”
梁启超领首说:“你说得有道理,这点我倒没想过。的确如此,中国的政治,有很大部分就败在这样一批庸劣的宫僚身上。”
“正是这样。”杨度见梁启超的思路已被自己牵过来了,忙加以肯定。“但是现在这样一批庸劣的官僚我们无力去掉,五大臣考察也不能改成梁卓如、杨皙子考察,而我们又要对中国的立宪负责,希望将来推行的是真正的立宪制度,不是出自糊涂官僚的糊涂编造,我想来想去,就只有一个办法:接受秉三兄的请求,精心为五大臣撰写几篇宪政考察报告,为中国的立宪画出一个精彩的蓝本。卓如兄,早在戊戌年,你就被慈禧、袁世凯扼杀了,我杨某人也在癸卯年遭扼杀,但我们力图新吾中国救吾中国的精卫之魂,却始终顽强地浮游在天地之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不少借尸还魂的鬼狐故事,它实际上寄托的是蒲松龄自己的理想。我们今天也来个借尸还魂,即借五大臣之尸,还梁卓如、杨皙子之魂;也就是说借五大臣回国禀报之尸,还中国真正的立宪新政之魂。这样,今后慈禧、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卖力推行的立宪政治,就是梁、杨之辈多年来所苦苦追求的理想。卓如兄,这么一件利国利民又利己的绝大好事,你竟然把它看成是在为慈禧、袁世凯出力而不为,是多么可惜可悯呀!”
熊希龄听到这里,方才看出杨度步步营构引导梁启超人殷的苦心,也看出杨度能言善辩的说客之才,心里感叹:古之苏秦、张仪恐亦不过如此!
梁启超哈哈大笑:“秉三兄,你看看这个杨皙子,简直如孙猴子耍弄猪八戒一样把我戏弄了一通。自己心甘情愿做别人的枪手不算,还硬要拖我上贼船。如果不上,又是以小利害大公的自私者,又是连利国利民又利己的大好事都看不出的傻瓜,看来我梁启超已无路可走,只有跟他上贼船了。秉三兄,你可要记住,明年五大臣考察回来,并报受到老太婆表扬的时候,一定要重重地奖赏为他们出了大力的杨皙子哟!”
“那是一定的,一定的!不但要奖赏皙子,还要奖赏你梁卓如。”见梁启超已答应,熊希龄满心欢喜。把举世公认的两大宪政专家都请动了,无异于刘备既得卧龙,又获凤雏,自己为中国的宪政可谓立了一大功。
杨度也很高兴,说:“卓如兄,也不要你写多了,只写一篇,即《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东方无别的国家,只有日本,西方选几个主要国家,德国、英国、比利时等等,把他们的宪政特点罗列出来,加以比较,再分别长短优劣就行了。你是日赋万言尚可睡懒觉下酒楼的怪才,这篇东西你不用三天就写好了。”
“皙子,你可不要乱说哟,日后传给子孙们听了,那我梁启超岂不变成唐伯虎、袁子才那样的人了。”梁启超虽否认“睡懒觉下酒楼”这句话,其实心里还是很以“才子”为得意的。
熊希龄说:“唐伯虎、袁子才有什么不好,我是想学都学不像。”
“我是羡慕死了,下决心要学像!”杨度笑了一下,又正正经经地对梁启超说,“卓如兄,我给你提个建议。用《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这个题目作文章,可长可短,短则二三万字可以说清,长则二三十万字也无废话。你干脆写两份。二三万字的短篇作为五大臣考察回来的禀报上奏慈禧,二三十万字的长篇作为一本书印出来广为流布,既开化了官智,又开化了民智。你再花三百块大洋请我为你做一篇序言,将今日的这段来由详详细细地写上去。那时,普天下人都晓得,原来当初五大臣的禀报就是你梁老夫子的杰作。事也做了,书也出了,名也享了,五大臣暂借的宝贝也物归原主了。梁卓如呀梁卓如,那个时候看你拿什么来感谢我!”
“哈哈哈!”
陈旧矮小的横滨寓所里,近世中国三杰的爽朗笑声,简直要将年久失修的顶棚冲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