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杨度没有猜错，南边来的人正是孙中山派出的。
孙中山在张勋复辟之乱平定后，由一部分忠于他的海军护卫着从上海南下广州，并邀请黎元洪及被解散的国会议员一道南下，在广东重新组织政府。孙中山揭橥的旗号是维护民国元年制定的临时约法。孙中山的基本军队，是前海军总长程璧光和现任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所掌握的海军舰队。黎元洪没有南下，原国会议员陆续来到广州的有一百五十余人。于是以这批议员为基础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一个名叫《军政府组织大纲》的条例，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云南督军唐继尧为元帅。军政府设财政、外交、内务、陆军、海军等六部。这样，中国又出现南北两个政府了。
以正统自居的段祺瑞政府当然不能容忍广州的军政府，他想通过控制湖南来征战两广。于是，南北两方在湖南摆开了大战场，结果北军失利，导致段内阁倒台，总统冯国璋委任北洋元老王士珍为国务总理。王士珍只当了三个月的总理，便又被段祺瑞挤下台，段再次复出就任总理。这时，进攻湖南的曹锟及其部下吴佩孚屡屡获胜，段封曹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曹锟督直而经略四省，成为民国以来地方官员权力最大的人。吴佩孚也被授予孚威将军、援粤军副总司令。吴原以为打下了湖南，可以做湘督，但湘督却让张敬尧抢去了，心中不快，虽挂了个援粤军副总司令的名，但安坐衡阳，并不南下援粤。段祺瑞武力征服南方军政府的目的未能达到。半年后，段又下台。北方政府的总统换成徐世昌，总理换成钱能训。
南方的军政府内部也不团结。陆荣廷、唐继尧并不是孙中山的同志，不情愿处于孙之下。孙除部分海军外并无其他军队，敌不过陆、唐。于是，军政府由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这七个总裁是：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岑春煊，由岑担任主席总裁。孙中山遭排挤，遂离开广东来到上海。
居住上海期间，孙中山致力于革命政党的改造，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的前面加上“中国”二字，为的是区别于民国元年的那个国民党。他又撰写出版了《孙文学说》一书，阐述革命理论，为国民革命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这时，随着曹锟、吴佩孚实力的加强，他们与段祺瑞派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曹锟是直隶人，曹派被称作直系。段祺瑞是安徽人，段派被称作皖系。北洋军便正式裂变为直、皖两系。在东北，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已迅速崛起，成为东北三省的土霸王。张作霖是辽宁人，张派被称为奉系。曹锟与张作霖联合通电讨段，奉军入关，直奉联合打败了皖系。不久，直奉之间又因分赃不匀火并。结果奉系大败，退回关外。
南方军政府也因为派系矛盾，随着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相继辞去总裁终于全盘瓦解。
中国实际上已处于无政府状态。于是不少省倡导联省自治，即像美国联邦自治一样，各省由本省自己管理，在省之上有一个松散的联盟组织，用以对外。这个倡议以湖南叫得最响，还居然制定了一个湖南省宪法。当然，这个省宪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此时，在广东省崛起一个年轻的军事实力人物，此人名叫陈炯明。他一九○九年加入同盟会，两年后辛亥革命成功，年仅二十四岁的陈炯明便做了广东省的副都督，不久又做了都督。一九一三年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陈炯明也参加了，失败后逃亡海外。一九一五年，陈回国参加讨袁行列，组织粤军，自任总司令。袁死后，陈公开拥护孙中山。
革命成功前的老同盟会员，两次反袁的经历，使得孙对陈很是信赖，引为自己的革命同志。当陈炯明的军队控制了广东的政局后，电邀孙中山回粤，孙欣然离沪回穗。
其实，陈炯明并非中山信徒。他邀孙回粤，只是想利用孙的崇高威望为自己撑脸面。孙中山回到广州后，立即着手重新组建政府。陈是赞成联省自治的，他一心只想做广东王，对孙中山统一全国的主张甚为反感。但他拗不过孙，只得勉强同意。在二百二十个非常国会议员的拥戴下，孙中山再次当选大总统。于是中国大地上又有了两个总统：一是北方的徐世昌，一是南方的孙中山。
孙中山的政府也只设六个部，六个部的部长只有四个人，伍廷芳外交兼财政，陈炯明陆军兼内务。陈一身任两部外，还兼任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孙中山决定北伐，在广西桂林组织大本营，委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
控制着广东实权的陈炯明对北伐很冷淡。为保证北伐的后方供应，孙不得不撤去了陈的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的职务，任命伍廷芳为省长。陈因而怀恨在心，秘密与吴佩孚及同属直系的赣督陈光远联络声息。当许崇智率领粤军第二军进入江西的时候，陈炯明的部队竟然围攻广州总统府及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
孙中山在侍从的保护下来到海珠海军司令部，登上楚豫舰，第二天转登永丰舰。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一边督率海军炮击叛军，一边部署各路人马回援广州。在获悉陈炯明勾结直系军阀企图扑灭北伐军的电函后，为制止直系军阀与陈联合行动，孙中山给同盟会的老同志、与曹锟曾有过交往的刘成禺写了一封信，要他全权办理此事。此时刘成禺住在香港，接到孙的亲笔信后星夜启程北上。在长沙候车时，偶遇赋闲乡居的刘揆一。
当年满腔热情投身革命，充当过革命前同盟会总部负责人、革命成功后两度出任工商总长的刘揆一，近几年来对黑暗、丑恶、混乱、倾轧的中国政坛痛心不已，失望至极。他愤而退出政界，回到湖南，寓居长沙闭门读书。怀着对老友黄兴的崇敬，也为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他正在埋头撰写《黄兴传记》。
听完刘成禺对广州局势的介绍，得知他此次北上的使命后，刘揆一沉思良久。尽管刘揆一对中国现状极为不满，尽管在东京时也与孙中山有过分歧，但他毕竟献身革命十多年，对孙中山本人非常崇敬，他希望孙中山的事业能够成功，对陈炯明炮轰领袖的叛逆行为万分愤慨，当此关键时刻，他要协助老友帮孙中山一把。
刘揆一问刘成禺：“你准备如何来完成这个使命呢？”
刘成禺答：“我接到孙先生的手谕后，出于义愤，慨然允诺，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与曹锟十多年前曾有过一面之识，但那时他只是一个统制，还有点自知之明。现在他打败了段祺瑞，打败了张作霖，天下惟他独尊，不可一世。布贩子出身的小人，一旦得志，还会记得过去吗？也不知他会不会见我。只是军情火急，不容我犹豫，我想先到北京再说，或许能找到机会。霖生，你的门子很多，帮我想想办法？”
“我离开政界七八年了，与曹锟和直系人物没有一点联系。”刘揆一托着腮帮边说边思索。忽然，他拍着脑门说，“有一个人可以找。”
“哪一个？”刘成禺眼睛一亮。
“夏午贻，他是曹锟的秘书长。”刘揆一问，“你认识他吗？”
“夏午贻，就是前几年遭通缉的袁世凯的内史夏寿田吧！”
刘揆一点点头。
刘成禺说：“此人我不认识，你和他熟吗？”
“我和他见过几次面，但没有深交。”刘揆一说到这里，猛然想起一个人来，忙说，“夏午贻和杨皙子是至交。杨皙子和我熟，我和你去一趟北京，当面找杨皙子，请他出面去找夏午贻。”
刘揆一的热情仗义，使刘成禺很受感一动。他说：“霖生和我一起去北京，真是天遣贵人相助。军情瞬息万变，不能耽搁了，我们今天连夜北上吧！”
过会儿，刘成禺又说：“由杨度找夏寿田，再由夏寿田游说曹锟，这条路子自然是最捷近不过了。只是杨度过去是袁世凯的人，帝制失败后又装神弄鬼的，玩起什么披发入山礼佛参禅来，他会再管这些事么？”
刘揆一笑着说：“杨度这人我很了解。早年我们一起拜在王壬秋先生门下，在衡州东洲书院读书。他那时跟壬秋先生研习帝王之学，一心想做大事，出大名。东洲三百多个学子，就数他用世之心最强烈。正因为他极想用世，所以才会接受满人朝廷的征召，给他们制宪法，后来又去抱袁世凯的大腿。他本是竭力主君宪的，但要投袁所好，想依靠袁来做大事，不惜放弃原来的主张，鼓吹共和，调停南北。不料，他在袁政府里屡遭排斥，抑郁不得志，这样又将他逼到袁克定的门下，想通过扶持袁克定当皇帝，自己好做开国宰相。谁知美梦不成，却恶名远播，被政坛彻底抛弃了。”
刘成禺说：“照这样说来，杨度的确是个政治节操不好的人。”
“不能这样说，禺生。”刘揆一断然否定，“如何来衡量一个政治活动家的节操？我以为首先看的是他心中有无为国为民的大目标。有则好，无则不好。至于信仰、主义等等，只是达到目标的途径而已。目标不可移易，信仰、主义是可以选择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太苛求一个政治活动家的个人功名追求。杨度诚然是功名心重了一点，但扪心自问，就是我们这些献身革命的人，又何尝没有出人头地的个人想法在内？假若革命者都是纯洁无私的话，何来革命党内部的斗争分裂？又何至于让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成果？革命党人尚且如此，又怎么能苛求于杨度呢？”
作为一个学养深厚经历丰富的老革命家，刘成禺能理解刘揆一这番对目标与途径、为国家做贡献与个人出头露脸之间关系的看法。他点点头说：“依你看来，杨度是个有大节的政治活动家。”
“是的。”刘揆一立即说，“这一点我坚信。早在东京时期，我就说过中国若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梁启超、杨度等人组成一个内阁的话，则是中国最理想的内阁，因为这些人都是既爱国又有才能的人。我相信杨度是在备受打击和误解的情况下才灰心失意学佛参禅的，其内心决不会淡漠政界。好比说，我现在也是闭门不问世事了，但只要一提起政治，我仍然会热血沸腾，不能自己。”
刘成禺笑着说：“正是的，若没有这股子热血，你怎么会陪我北上？不过，你是革命党人，与孙先生和革命事业血肉相连，杨度究竟与你不同，他会像你一样热心吗？”
“我想会的，因为他为国为民的心没有死。孙先生做的事是为国为民的，他会支持，何况杨皙子与孙先生是朋友。禺生，我还告诉你一件事吧！”
“什么事？”刘成禺怀着很大的兴趣问。
“我先写首诗给你看。”
刘揆一提起笔来，在纸上写出了一首七律：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抱负本无垠。
刘成禺不仅是个革命家，而且是一个造诣很高的诗人。袁世凯帝制失败后，他写了两百多首七言绝句，以诗歌形式记录了袁氏帝制自为前前后后的历史，总题为《洪宪纪事诗》，在友朋中广为传诵。今年三月，孙中山在粤秀楼住所为之作序，称赞他的诗是“鉴前事之得失，亦来者之惩戒，国史庶有宗主，亦吾党之光荣”。
刘成禺把这首七律轻轻念了一遍后，称赞道：“这诗写得真好，无论是立意还是遣词，均达到很高的境界，当今诗坛能写出这种诗来的人不多。谁写的？是你吗？”
“我哪里写得出这好的诗。”刘揆一摇摇头说，“诗人是谁，你绝对想不到。”
“谁？”刘成禺兴趣更浓了，“告诉我，我要拜识拜识他，把我的《洪宪纪事诗》给他看看，请他给我斧正斧正。”
刘揆一哈哈大笑起来：“你的洪宪诗千万不要给此人看，他看了会恨死你的。”
刘成禺瞪大眼睛，心中惊讶。
“告诉你吧，这诗就是杨皙子写的。”
“怎么，是他？”刘成禺大为不解。“是从前写的，还是现在写的。”
“就是上个月写的。”刘揆一说，“月初，我见到华昌炼锑公司的董事长梁焕奎。他也好诗，曾跟王壬秋先生学过诗，他与杨皙子关系极深，特地告诉我，上月杨皙子有封信给他，信里有这样一首诗。他说若不是杨皙子的亲笔，简直不敢相信是他写的。我说我相信，二十多年的人生抱负，难道三四年的参禅就可以参掉吗？”
“好哇！”刘成禺十分高兴起来。“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抱负本无垠。就凭这两句诗，我相信他会跳出佛门，再度运筹的。”
就这样，二刘来到了北京，寻到槐安胡同。
趁着杨钧传信的时候，二人将四合院细细地考查了一番。
院子里显得冷清，一切陈设简单朴素，好几个房间都上了锁，引人注目的有两间房，一是画室，一是禅堂。画室里乱七八糟地摆着纸笔颜料，墙壁上杂乱地钉着几幅未完成的山水画，有画得好的，也有画得不太好的。禅堂却是另一番景象：清洁、整齐、庄严、静穆。正面墙壁上悬挂着一纸横幅，上面有十二行字：儒家禁怒，释氏戒嗔，学圣学佛，以此为门。我慢若除，无可慎怒，满街圣贤，人人佛祖。儒日中和，释曰欢喜，有喜无嗔，进于道矣。横幅的一边挂着一串长长的有着暗色亮光的念珠。横幅的下边地上摆着一个又大又厚的圆形蒲垫。禅堂里有两个书架，架上摆的全是佛家典籍。
看到这个禅堂，刘成禺在心里嘀咕：这完全是一副超脱世外的模样，与“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怎么也接不上来，这一趟是不是白来了呢？
正这样想着，杨度跨进家门，一眼看见刘揆一，格外高兴；并训斥弟弟，大名鼎鼎的霖生先生都不认识，太不应该了。说得杨钧不好意思起来。刘揆一说明他先离开了东洲，重子是后进的书院，怪不得不认识。又指着刘成禺说：“这是禺生兄，武昌人，同盟会老同志，人品文章都很好。”
杨度忙说：“不用介绍了，在东京时我们就见过面。”
刘成禺说：“是的，有次开留日学生干事会，我也参加了。会开到一半，我有事先走了。皙子先生好记性。”
大家在客厅坐下闲谈。刘揆一谈了自己这几年闭门读书的情况。刘成禺把南方这些年的政局简略叙了叙。杨度专心致志地听，间或也问问汪精卫、胡汉民、王宠惠等人的近况。刘成禺见他对时事如此关注，对革命党中的故人仍有感情，对此行增加了几分信心。
刘成禺有意把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及陈炯明的地方割据主义说得详细些。当讲到陈的部属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永丰舰时，刘揆一注意观察到杨度脸色凝重，双眉紧皱。他接过刘成禺的话头说：“孙先生已命令进入江西的粤军回广州，陈炯明暗中联络吴佩孚打算截击回穗粤军。孙先生命禺生兄北上，设法制止吴佩孚的行动。我们想起皙子先生广交天下，一定可以在直系内部帮帮孙先生的忙，所以登门造访。”
刘成禺颇为紧张地望着杨度，不知这位已立地成佛的虎陀禅师的态度如何。
杨度淡淡地一笑说：“这是救中山先生的事，我一定尽力而为。”
二刘听了都大为欣慰。
刘揆一说：“皙子，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说句实在话，知道你已潜心佛门，我们还真担心你会拒绝哩！”
杨度说：“我的确是全心思在钻研佛典，不过问俗事，但此事关系到中山先生事业的成败，我不能袖手旁观。我与中山先生有约在先，我要践约。”
二刘均感意外。
刘成禺说：“请问皙子先生，你与孙先生有什么约？”
杨度异常郑重地说：“十七年前，我与中山先生在东京永乐园就中国的前途问题辩论了三天三夜。我虽不能接受中山先生的观点，但我仰慕中山先生的人格。临别时与中山先生约：我主君宪，若我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主共和，若先生事成，我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现先生蒙难，有求于我，我必尽力相助。”
听了这番话后，二刘都很感动，一齐说：“皙子先生真乃诚信君子。”
“人无信不立。”杨度神色肃然地说，“我虽研习佛典，却不能放弃这个做人的基本原则。我尽力而为，成不成则付之于天。”
“请问皙子先生，你将采取什么方法呢？”刘成禺问，他一直没有得到确实的行动计划，心里仍不放心。
杨度沉思片刻，说：“具体办法暂莫问。你们就在我这里住下来，重子招呼你们。我外出一段时期，多则半个月，少则七八天就回北京。那时成与不成，都会把实情告诉你们。”
二刘对望了一眼，都不知道这位禅师弄的什么玄虚，只好点头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