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莫利爱路二十九号洋楼，是孙中山在上海的临时寓所。孙中山离粤抵沪五个多月来，一直和年轻娇美的夫人宋庆龄住在这里。他一面遥控广东方面的局势，一面联络国内各派政治军事力量。陈炯明的叛变，给中国革命带来又一次重大挫折，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孙中山苦苦地思索着。近半年来，在他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转机：共产国际开始关注他的事业，愿意派代表前来中国，与他交换关于中国革命的看法。
去年七月，孙中山在桂林北伐大本营会见了由张太雷陪同来访的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马林在桂林住了几天，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孙中山也向马林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马林临别时向孙中山提出两个建议：一，组建一个好的政党，这个政党要联合各界人民，尤其是工农大众。二，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马林这两个建议正是针对中国革命所存在的两个最严重问题而提出的，孙中山完全赞同。
孙中山来上海不久，马林也到了上海。孙马再次会晤。马林告诉孙中山，共产国际已命令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协助国民党的改组和军官学校的筹办。苏俄愿意与孙中山建立联盟，并给予各种支持。孙中山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态度表示赞赏。紧接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由北京来到上海，会见了孙中山。李大钊向孙中山介绍了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同意。由张继介绍，经孙中山亲自批准，李大钊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后来，孙中山又派张继去北京，会见了苏俄驻北京政府代表越飞，请求苏俄给予中国革命以军备援助。最近，孙中山为中国国民党的改组采取了重要行动。公布中国国民党的宣言，公布建国主张，同时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胡汉民、于右任、张继、李烈钧等人出席了会议，决定今后中国革命分政治、军事、党务三个方面齐头并进，务必达到成功的目的。
李大钊近日又来到上海，今上午再次拜会孙中山，就关于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进行磋商。这时秘书进来报告：有个叫杨度的人请求谒见。
“是皙子先生来了，快去请，请他进来！”孙中山高兴地吩咐秘书，又转脸对李大钊说，“这次平定陈炯明叛乱，杨皙子在里面起了重大作用。”
“噢！”李大钊很觉意外，“过去的帝制余孽，现在的佛门居士，居然会在平乱中起到作用，真有趣！”
孙中山笑道：“杨皙子是我的老朋友，外间对他的误会很多，其实他是一个正派的有爱国心的人。过会儿我跟你详细说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和他认识。”
李大钊说：“我当然愿意。这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愿意结识他，你们先谈，我到书房里看书去。”
李大钊刚上楼，杨度便由秘书陪同进了客厅。
“皙子先生！”孙中山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快步上前，紧紧拥抱着杨度的双肩，激动地说，“我很感谢你，所有真正的革命者都很感谢你，你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快请坐，你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
孙中山热情的态度使杨度大为感动。寒山寺邂逅千惠子，以及千惠子的一番忠告，在杨度心灵深处引起巨大的震撼。与千惠子友谊的桥梁、永远留在千惠子身边的礼物——《湖南少年歌》中的诗句，像沉重的鼓槌在敲打着他的胸膛：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他不断地审问自己：湖南并未成为斯巴达、普鲁士，中国仍然面临亡国的危险，你这个湖南少年真的要做一个心如古井的老居士吗？瓜分豆剖之祸，亡国灭种之灾，鞭挞流血之苦，欺凌压榨之辱，难道都是空幻无物吗？都可以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佛学的确可化解人间万恶，“无我”的确可泯息人心邪念，但它至少需要有一个能保全脑袋提供温饱的安定环境呀！因内部争斗而导致外人入侵，国将不保，头将不存，何来研究佛学，宣传无我？是的，要为中国的早日安定做一点实际的事情，至少要与礼佛同时进行。眼下，曹锟拥有十分强大的军事实力，孙中山拥有无比崇高的政治威望，倘若说服孙曹联合，则中国可迅速安定，外人觊觎之心也就可立予杜绝。办好这件事后，再来全心思做净化灵魂的终极大事。就这样，杨度从苏州来到了上海。
见孙中山的前一刻，他又想到，上次虽然制止了吴佩孚出兵，帮了孙中山的忙，但对孙来说并非一件大不了的事。相反地，前些年与袁氏父子搅在一起，解散国民党，镇压黄兴、胡汉民、李烈钧的二次革命，直至复辟帝制，可谓与孙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针锋相对，结下了深仇大恨，他会原谅吗？
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走进客厅的杨度，在孙中山感恩而不记仇的豁达态度的感召下，不觉又惭又喜。
坐下，喝茶，几句寒暄后，孙中山再次说起感激的话：“皙子先生，上次我派刘禺生去运动直系时，心里还不存把握，更没有想起你能办好这件事。不料你急公仗义，奔赴保定，不费一枪一弹，退了吴佩孚的虎狼之兵，煞了陈炯明的嚣张之气，保全了国民革命军的一支劲旅。现在我可以很高一兴地告诉你，陈炯明就要完全失败了，我即将胜利返回广州。我们真要好好感激你！”
杨度说：“孙先生太客气了，杨某不过践自己的诺言而已，何来‘感谢’二字。”
“皙子先生要践的是哪句诺言？”孙中山见杨度说得如此轻松，心里颇为佩服他这种立功不居功的古君子之风。
“那年在永乐园，我们争论了三天三夜不分胜负。临别时我对你说：我主君宪，若君宪成功，你帮助我；你主共和，若共和成功了，我帮助你。你还记得吗？”
“哈哈哈！”孙中山开怀大笑起来，连连点头，“记得，记得。你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格守信念，一诺千金，当今政坛上缺的就是这种政治家品德呀！”
“孙先生过奖了。”杨度恳挚地说，“本来辛亥那年我就应该奔赴南京，投入靡下，为共和效力。怎奈袁慰庭于我旧恩深重，他出山办事，我不能不帮他的忙。袁慰庭旧的一套根深蒂固，与革命党难以共事，遂有癸丑年之役，当时我是支持他的。后来更有洪宪、辫子军进京等闹剧出来，我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我是太相信，也太忠于自己的信仰了。中国的君宪，一败于前清，二败于洪宪，三败于张勋。有此三次失败，证明君宪不能行之于中国，我杨某人也自认对主义尽忠了。我蛰居多年，直到这次才有机会践诺，实在是太晚了，心里很觉得对孙先生有愧。”
杨度这番出自内心的表白，令孙中山感动：“皙子先生，你的信仰和处境，我很理解。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也就不必太多追究了。我素来主张革命不分先后，什么时候认识了，什么时候再参加革命，革命阵营都是欢迎的。革命之事，最难得的是认识透彻。《尚书》里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的是认识容易，行动艰难。这话不对。后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主张知行并举。王阳明也没有深刻认识知与行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在民国七年出版的《孙文学说》中提出知难行易之说，当时颇遭不少人的非难，现在党人同志中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我的苦心。皙子先生，你的这个举动再次为知难行易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你为中国的出路苦苦探索了二十余年，一直惑于君宪的学说，不能赞成共和的主张，可见知是何等的艰难；一旦认识了，便能很快付诸行动，为革命出力，可见知后之行是容易的。”
孙中山四五年前著的《孙文学说》，杨度也曾浏览过。他对“知难行易”的观点并不能完全接受。他认为这个说法只能解释一部分现象，不能解释全部。《尚书》的观点也应作如是看。倒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比较可行。但是今天孙中山引用他的思想转变作为阐述自己学说的例子，又的确很贴切。杨度不得不佩服孙中山过人的机敏。他痛快地说：“孙先生的话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诚如你刚才所说的，君宪已经过三次失败，证明不能实行于中国。这一点，我们那年在永乐园的争论已成定论；共和一定会取得胜利，这点也是定论。不过，”孙中山目光注视着杨度，停了片刻，继续说下去，“革命还并没有成功。民国八年，北京发生了五四事件，各地学生代表汇集上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我那时也在上海，联合会成立后，我到他们那里去演讲，鼓励学生们不要怕挫折，争取最后的胜利。当时有个北大的学生领袖站起来对我说，孙先生，你的革命算不上革命，你的革命只是把大清门的牌匾换成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要进行彻底的革命。当时不少人认为这个学生领袖狂妄，至少是不懂礼貌，但我不这样认为。我立即回答他，你的话说得很对，我的革命一不彻底，二不成功，我和你们一道彻底革命。学生们听了我的话都鼓掌。散会后我又找到那个北大学生领袖，对他说，你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倘若我的革命早有你们这样的人参加，一定成功了。”
孙中山这种乐于接受批评的领袖气度和对年轻人期望甚大的长者风范，令做了五六年虎陀禅师的昔日政治活动家钦敬不已，心里说：有这样的领袖在，民主共和的革命事业是会成功的。
“孙先生，你刚才说不久就要回到广州去。请问，你到广州后将如何进行你的革命事业？”与那年东京永乐园晤谈时相比，彼此之间的地位，毫无疑问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时都是流亡异国的政治家，都是坚持自己主义的一派政治力量的领袖。现在，无论是讲实力，还是讲信仰，客观现实明摆着，彼此已不可能再平行了。杨度完全是以请教的诚意向孙中山发问的。
“皙子，我告诉你吧，我这次回广州后将有一番大的举动，中国革命的高潮将又一次到来。到时，国民革命将在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领导下，指挥着完全属于自己的钢铁军队，再次北伐，彻底扫除祸国殃民的军阀政客，统一中国，澄清政治。全国人民都将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按五权宪法办事，一个独立、自由、完整、安定的崭新的中国，很快就要出现在东方，屹立于世界！”
孙中山说到激动时，霍地站了起来，一只手插在西服裤袋里，一只手在有节奏地挥舞。杨度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这位流落上海的南方政府大总统：快到六十岁了吧，几十年没有休止的艰苦奋斗，无以数计的错综复杂艰难棘手的军国大事，显然已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健康，与东京会晤时相比，他的头上已增添了不少白发，脸孔也变得削瘦苍白，但精神却跟当年一样的健旺，尤其是这种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豪迈乐观的气概，不仅没有因屡遭挫折而减弱，反而比过去更为闳阔，更为雄壮。杨度深觉自愧不如。孙中山要扫除一切军阀，曹锟自然也在扫除之列，孙曹联合的计划，不知他有无兴趣。
“孙先生，你刚才说的前景，我想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会盼望着它早日来到。”杨度望着孙中山试探性地问，“扫除所有的军阀，自然是干净彻底，但要带来长时期的流血战争，假若现在曹锟愿意与你合作，诚心推举你出来重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则可以避免大规模的厮杀搏斗，使人民早得安宁。你愿意接受吗？”
孙中山将茶杯托在手中，沉思一会儿说：“曹锟不是革命者，他的内部也太复杂，很难把他们当作改造中国的力量来使用。但是，正如你所说的，与曹锟联合，则可以使中国的统一早日来到。如果曹锟与他的部属真正有诚意的话，我也愿意与他商谈合作的事。”
“好！”杨度高兴地说，“世人都以为我现在是只读佛经，不问政治。其实，自从通过游说曹锟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在当今乱世中，超度一个军阀，胜过超度一万个百姓。所以，曹锟聘我为高等顾问，我接受了，吴佩孚要与我谈禅，我更乐意，我要用我的无我宗来净化他们的灵魂。”
“皙子，你真了不起！”孙中山禁不住打断杨度的话，“你习佛习到这一步，所积下的功德，真是连释迎牟尼、观世音都比不上了，怕的是曹、吴这些人贪婪的灵魂难以净化。”
“尽力而为吧！”杨度颇为自信地说，“孙先生如果相信我的活，我愿意在南方政府与直系军阀中周旋，促使孙曹联合，南北统一，我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事。”
“你办这种事情的才能，我是相信的。辛亥年南北之间由对立到合作，你是出过不少力的。”孙中山坐下来说，“曹锟聘你为高等顾问，我委任你为我个人的特使，今后你可以代表我本人与曹锟、吴佩孚等人商谈和平、统一等事情。皙子先生，不知这个身份委屈了你没有？”
杨度忙说：“孙先生如此信赖我，真使我感动。能做孙先生的特使，这是我杨度的光荣，我愿以我的下半生为孙先生的革命事业效力。”
“好，就这样说定了。”孙中山举举茶杯，做了一个祝贺的姿势。“皙子先生，除调停南北合作等事外，我还想委托你做一件事。这件事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什么事？”
“我想请你写一部中国通史。你的学问文章是当今所公认的，你研习佛经已经多年了，可以暂时停一下，腾出时间来继续两司马的事业。研究中国的历史，无论对于学术而言，还是对于现实的革命斗争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由你来做这件事，是最合适的了。”孙中山说到这里，起身走进客厅左侧一间小房子，从里面拿出一叠装订成册的书稿来，说，“这是一本新疆游记，作者名叫谢彬，字晓钟，是你的同乡，湖南衡阳人。他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在新疆阿尔泰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写了这部三十万言的大书，送给我看，要我给他作篇序言。我翻看了一下，的确写得不错。我们中国尚有不少类似阿尔泰这样资源丰富而未开发的地方，若都加以开发，中国一定会很快富裕起来。我经常对我们党内同志说，有志之士，应当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谢晓钟写了这部好书，就是做了一件大事，他本人亦可称之为有志之士。若你写出一部中国通史，做的事就比谢晓钟的事更大了。”
孙中山这番话给杨度很大启发。早在日本留学时代，梁启超就说过，一部二十四史，等于帝王将相的家谱，要不得，中国的历史应该重新写过。是的，现在有时间了，何不就来做做这件事呢？他从孙中山手里接过书稿，边翻边说：“我早就有写中国通史的念头了，经你这一提醒，我想是应该抓紧时间做了。”
孙中山说：“你先翻翻这部书稿，过会儿，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谁？”
孙中山微笑着伸出一个手指来：“一个极为优秀的革命家！”
孙中山说完上楼去了。宽敞的客厅里一时没有别的客人进来，杨度边喝茶边读《新疆游记》。
“皙子，我来向你介绍一下。”
杨度正读得起劲，孙中山陪着一个陌生人来到他的身边。
“这位是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守常先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又是我党的重要干部。”
“久仰，久仰！”杨度习惯性地两手抱拳，说着客套话，注目看着这个被孙中山称作“优秀革命家”的李大钊：壮实的身躯，宽厚的肩膀，国字形脸上最突出的部分是上唇那一道浓密粗黑的胡须，细长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白边镜片，既宁静文雅，又锐气四射。
“杨先生，我对您心仪已久，今日能由孙先生的介绍认识您，真是荣幸。”李大钊的北方土音浑厚温和，显示出一种宽阔的胸怀和坚强的自信力。
“不敢当，不敢当。杨某乃负罪之人，蒙孙先生不弃，特从苏州来上海与老友叙叙旧。能在此见到守常先生，对杨某来说才是荣幸。”
李大钊和孙中山对视一眼，都哈哈大笑起来。
“坐吧，坐吧！”孙中山说，“你们都是豪杰之士，都是我的朋友兼战友，你们好好聊聊。我还有几封急信要写，暂时就不陪了，晚上都在我这里吃饭，吃西餐。”
李大钊说：“孙先生，您忙您的吧，我陪皙子先生说说话。”
说完一转脸对杨度说：“杨先生，您可能不知一道，我曾经做过您的部下，只不过您没有直接领导过我罢了。”
“什么，你做过我的部下？”
李大钊微笑着说：“杨先生曾经是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我曾经做过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部主任。编辑部主任不是干事长的部下吗？”
“原来这样！”杨度笑道，“守常先生哪年去的日本？”
“一九一三年。”李大钊扶了扶眼镜，说，“那时刚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很想出洋多见些世面，于是这年秋天去了日本，进的是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一九一六年回的国。您是我们留学生的前辈，我在日本，常听老留学生谈起您，还跟他们学会了您作词的《黄河歌》。”
李大钊这几句话很让杨度欣慰。他浅浅地笑了一下说：“在北京时，有朋友对我说，北大有个李教授常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影响很大，可惜我没有读过，想必这就是你了。”
李大钊说：“正是我。我读过不少杨先生的大作，知道您十多年前就对社会主义进行过研究。如果杨先生不嫌浅薄的话，回北京后，我给您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
“好哇，我一定好好拜读。”
“杨先生在北京的住址是……”李大钊边说边掏出自来水笔和小本子。
杨度心里想，这是个实在人。便说：“西城区槐安胡同五号。”
李大钊一迅速在小本子上写着，又问：“杨先生什么时候回北京？”
杨度想了一下说：“春末吧，在苏州过了冬天再回北京。”
“好！”李大钊收起小本子，说：“初夏时我来槐安胡同拜访您。”
“欢迎，欢迎！”杨度对李大钊已很有好感，他的欢迎出自真心。
“刚才孙先生告诉我，正是因为您的成功周旋，才使得陈炯明的狼子野心未能实现。孙先生说杨先生是个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我很敬佩杨先生这种光明磊落、说到做到的政治家品格。”
杨度说：“守常先生言重了，我算不上政治家，孙先生才是真正的政治家。”
“孙先生的确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我们都很尊敬他。”李大钊面容凝重地说，“我不久也会到广州去，参加孙先生领导的改组国民党、筹办军官学校等事情。”
啊，杨度顿时明白了，原来孙中山说的，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都有一番大的举动，就是指的这个。他对革命事业的前途抱着极大的信心，也就是因为得到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的缘故。瞬时间，杨度对眼前这个温文尔雅的学者革命家涌出了敬意。
为了寻求中国的出路，为了使中国早日强盛，今日的佛门居士曾为之进行了二十余年的艰辛探索。君宪救国之路诚然已走不通了，但共和救国之路也并没有出现坦途。推翻满人皇帝之后的短短十年间，光北京城里的大总统就走马灯似的换了五六个，至于主持国事的总理，更换之快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中央政府没有权威，二十多个省各自为政，国会成了议员们拉帮结派的场所，宪法则成为互相攻击的口实。连年战争的结果，不仅把国家的元气耗尽，害得人民痛苦不堪，更豢养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军阀，而这些军阀又成了战争频仍的根源。共和十年来的中国，其政局之混乱，与历史上任何一段乱世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酿成这一切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中国还有希望吗？这个疑问，孙文学说似乎不能透彻回答，佛学禅理更没有具体说明，被孙先生寄与重望的这个优秀革命家，在这方面一定有令孙先生折服的高论，应该向他请教。
“守常先生，中国的现实，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满意的。然而，中国又不能让它这样由于自相残杀而被外人灭亡掉。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
透过薄薄的无色玳瑁片，李大钊用深邃睿智的目光将前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重新认真打量一眼，心里想：世人都说杨度颓废了，消沉了，看来不是这样。他的胸膛里跳动的仍是爱国的赤心，他的血管里流动的仍是救世的热血。孙先生委他为个人特使，的确是深切了解后的慎重决定。中国的革命事业仍需要杨度。要帮助他，要将他的思想从佛学内典中解脱出来。李大钊想到这里，异常郑重地对杨度说：“杨先生，您是我的前辈，从个人来说，我只能是您的学生，没有资格来对您侈谈这么重大的问题。”
“守常先生客气了。”杨度望着这个年轻的革命家，笑着说，“韩退之说得好：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李大钊说：“我之所以愿意回答您的问题，其原因就在这里。我这些年来得到了一些‘道’，但这不是我个人探索到的，是别人教给我的。您若有兴趣深入研究，以后回到北京，我会常来拜访您，送给您一些书籍，那时我们再作深谈。今天，我只简单地说几句。”
李大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后，他正襟危坐，双目平视，不疾不徐地说：“孙先生是一个令人尊崇的革命家。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坦荡无私的政治家品德，令我们钦服不已。不过，孙先生在他几十年的奋斗生涯中，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唤起民众。”
杨度的心震了一下。孙中山的学说包罗万象，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广泛持久，这个年轻的革命家居然能不假思索地指出其所忽视的一面，可见他对孙中山有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对中国有深入的研究。他专注地听下去。
“长期来，孙先生比较多地在社会中上层进行革命活动。在武装方面，他又较多注目于旧式军队和江湖会党。当然，这些方面都不能放弃。但社会最基本、最重要、最广大的部分是民众。历来都认为是帝王将相，是英雄豪杰创造历史。其实不然，历史是广大民众创造的。”
“历史是广大民众创造的”，李大钊这句话如同千钧棒槌重重地敲击着杨度。湘绮师的帝王之学，自己过去的君主立宪，究其本质，都可以说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对面这位优秀的革命家的确凭借的是另一种崭新的理论，不可等闲视之！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我们进行的这场革命，必须要在扫荡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及一切封建余毒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前几年，北京的青年学生提出要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比较集中而形象地揭示了这一点。中国的中上层社会、旧式军队、江湖会党受封建陈旧一套影响最深，要在他们中间反封建反陈腐最为困难，而中国广大的民众受此毒害较少。所以中国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必须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联合民众，依靠民众，舍此别无他路可走。康梁变法失败的关键就在这里，孙先生的革命未成功，其关健也在这里。这半年来，我向孙先生反反复复讲这个道理，孙先生终于明白过来，决定一旦回广州，即从宣传民众依靠民众这一点入手，彻底改组国民党，打开大门，让广大民众进入这个政党，一洗官僚政客的腐败堕落。同时，重新组建一支来自民众的崭新军队。这个军队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全部由富有革命朝气的青年民众充任，一洗中国军营中的种种陈规陋习。有了新的政党和新的军队，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是指日可待的。”
吐故纳新，弃旧图新，以釜底抽薪的办法彻底破除旧式观念旧式制度，走依靠广大民众的道路来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这或许是苦难深重的中国的真正出路。
杨度正在沉思着。突然，孙中山的秘书兴高采烈地走进客厅，扬起手中的一张纸说：“广州急电，陈炯明下野，洪兆麟宣告脱离，并欢迎孙先生回粤！”
李大钊和杨度一齐站起。孙中山从二楼书房出来，对着秘书高喊：“快去告诉夫人！”
孙中山飞快地跑下楼梯，李大钊快步走上前，孙、李紧紧拥抱。孙中山激动地说：“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又转过脸对杨度说：“皙子先生，今晚我们好好欢聚一下，为两广革命的胜利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