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英说：“见酒性，乱理性。喝多了话多，没分寸。”
芮小丹说：“我认为是见真性，乱假性。”
丁元英笑了，说：“那你就是给人挖坑下套了，不喝你的酒就是怕露真性，喝了你的酒说明平时都是假性，怎么都不真。你这是审犯人审多了，职业思维模式。”
芮小丹说：“记得1995年在南村小区楼下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一身酒气，我看你就像个流氓，后来才知道你并不喝酒，楚风大哥跟你喝酒就是为了听你说酒话。今天我特意给你买了一瓶白酒，我陪你喝酒，我也听听你说酒话。”
两人一路聊着到了玫瑰园小区，芮小丹小心翼翼把一箱子酒菜搬下车，丁元英这才知道原来酒菜就在车上。芮小丹打开车库大门，把汽车开进了车库。丁元英自然明白，今夜肯定是不能回去了，而今夜要谈的事情也决不仅仅是温情浪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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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小丹一阵忙碌，先摆上餐具、香烟、饮料，再焖上大米饭，预备酒后的主食，把3个凉菜装盘，把3个炒菜回锅加热了一遍，一桌酒席准备好了。这情景似曾熟悉，两年前的这个季节也是她请丁元英喝酒，两年后的今天心境已全然不同。两人的杯子一样，都是喝纯净水用的玻璃杯，只是芮小丹的杯子里是可乐，而丁元英的杯子里是白酒。
丁元英看了看杯子里的酒，足有四两。
芮小丹端起半杯可乐说：“酒，慢慢喝，别喝醉了就行。今天是我问，你答，海阔天空聊到哪儿算哪儿。来，干一杯！”
丁元英喝过酒，说：“先回答你字条上的第一个问题，你不是可以做，也不是我或你父亲希望你做，而是你适合这样做。人从根本上只面对两个问题：一是生存，得活下来；二是得回答生命价值的问题，让心有个安住。”
芮小丹问：“你安住了吗？”
丁元英笑笑说：“没有，我痞性太重，牧师都说我没救了。”
芮小丹长长叹息了一声，压抑地说：“杀富济贫，破坏性开采市场资源，让井底的人患上精神绝症，这些都已经可以预见了，我也有了犯罪感。如果林雨峰真跳楼了，我就更觉得有罪了，这和击毙罪犯不一样。可我就不明白了，扶贫错了吗？法律承认和允许的竞争错了吗？如果农民不靠自己所能，那贫困农民的出路在哪儿？怎么才能得救？这根本不是就事论事可以回答的问题，还得落到文化属性上，还得说觉悟。”
丁元英说：“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多一个由你注册的强势文化传播公司，你应该整合你的社会关系资源，埋头学几年、干几年，吸纳、整合零散能量，从你的第一本书、第一个剧本、第一部电视剧做起，用小说的形象思维和影视艺术的语言去揭示文化属性与命运的因果关系，去传播强势文化的逻辑、道德、价值观。”
芮小丹说：“我就是想做这件事，心里非常冲动。不管我是不是自不量力，我就为这个去留学，争取有一天我能以我的方式告诉别人，神就是道，道就是规律，规律如来，容不得你思议，按规律办事的人就是神。”
丁元英端起酒杯，说：“为你的这个觉，碰一下。”
芮小丹确实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干杯的事，喝了一口可乐，然后问：“当我在法兰克福大学读研的时候，你会在哪儿？”
丁元英问：“你希望我在哪儿？”
芮小丹说：“我希望你呆在布尔伦布大街的老房子，这是一个适当的距离。太近，我静不下心学习；太远，我太痛苦。我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既能多陪母亲还能攒点零花钱，每个周末我去柏林看你，这样我每过一天就离周末近了一点，每天都生活在希望里。”
丁元英说：“那我就在柏林呆着。”
芮小丹说：“我希望的和你原来既定的不是一回事，我是问你，在你没认识我之前你对将来是怎么打算的？你不可能在古城临时一辈子。”
丁元英答道：“我原打算……不，是理想……等有钱了我就在柏林近郊买一套像你这样的房子，做一间特别隔音的听音室，上下左右没有邻居，没人敲暖气管抗议，能把音响开到听力的极限，音质至真至纯，能被《伏尔加河》、《新大陆》这种排山倒海的音乐淹没，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那就行了。”
芮小丹说：“在柏林买这样的房子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也不是这个生活成本。”
丁元英说：“没钱的时候就选择既清静又生活成本低的地方，有条件了就选择更清静点的地方。在柏林你不必担心买到假手机、注水肉，不必为电话故障一趟趟求电信商，不必为当官的汽车闯红灯动肝火，法律、治安和社会服务环境都要好一点。我没什么志向，就想不招谁不惹谁地过自己的日子。”
芮小丹说：“女人与男人的对话方式只有两个，要么躺着，要么站着。所以，我总愿意把你想像成一个流浪街头的醉汉，想收留你，却不敢想像收留你的门槛有多高。你说过，给你扔块馒头就行，可你要的这块馒头太大了，我这个穷家养不活你。”
丁元英又喝了一口，只一会儿工夫杯子里的酒就快见底了，吃了几口红油肚丝和生拌豆腐丝，问：“为什么要养活我？”
芮小丹回答：“心理，女人的心理需要。和你在一起，我还没自信到不需要证明是站着跟你对话，而上帝给了你一根那东西，你生来就不需要证明。”
丁元英说：“如果这么养着，我也就剩那根东西有点用了。”
芮小丹微微一笑，说：“所以你的思辨得有点用，我的打算和你的打算需要结合，需要建立一个结构。说到底还是我太贪了，还想天长地久，还想站着对话。告诉我，你认为我将来做文化公司能挣多少钱？然后根据这个参数给我一个设计建议。”
丁元英说：“我在1996年就提过，国家机器不缺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女刑警，而社会应该多一个有非常作为的人才。以你的条件、阅历和人际资源，只要你努力，你在15年内至少能挣到1000万。我给你两个建议，一是你不以求职应聘为生，要学位意义不大，应该什么有用学什么，不影响创作、经营，学个十年八年的，就为有个学习环境。”
芮小丹感到吃惊，既为挣钱的估计吃惊，也为学习态度吃惊。
丁元英喝一口酒，点上一支烟，接着说：“二是我借给你500万，3％的年息，第15年一次偿还本息725万。你预支这笔钱在柏林买一套这样的房子，养着我。房子按2％的折旧计算，15年折旧150万，加上15年的利息225万，你的绝对风险是375万，这就是你要证明站着对话的代价。于我而言是经营资本，于你而言是收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