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谁来了。”汪居常教授说。
乍听上去，汪居常好像领着另外一个人进来了。尽管应物兄知道，汪居常说的就是他自己，但他还是向汪居常身后看了一眼。汪居常身后什么也没有。哦不，还是有的，因为汪居常背着一个双肩包。
那个时候，应物兄正在与黄兴联系，以确定程先生到北京的准确时间。跟黄兴联系向来是个复杂的工作，你得先与他的助手联系，那个助手再与他更亲密的助手联系，更亲密的助手再与他的私人医生兼助手联系，然后私人医生再把电话交到黄兴手上。汪居常进来之前，应物兄倒是和私人医生联系上了一次，但很快就断掉了。原因嘛，哦，跟这名私人医生说话，实在太费劲了。私人医生姓李，出生于河南商丘，但却在新加坡长大，应物兄平时叫他李新，他也答应。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李新还保留着中国人的习惯，刚才就问了一句：“Have you makan already?”应物兄一时没有听懂，正要在英语和汉语之间转换，那边电话断掉了，随后才想起来，李新说的是新加坡英语，其中的“makan”是马来语“吃饭”的意思。我们的应物兄正要从头联系，汪居常教授到了。
如前所述，汪居常是乔引娣的博士导师。汪居常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却无法把双肩包从背上取下来。应物兄就走了过去，把汪居常的胳膊从背带里掏出来。然后，汪居常先从里面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把它放到一边，然后又从包里取出了六本书，那是程济世先生的六本书，一式两本。汪居常每掏出一本，都要端详一下，似乎要检查它的品相。品相确实一般，给人以盗版的印象。它们分别是《〈论语〉今释》《朝闻道》和《儒学新传统与中国现代性》。汪居常说：“还有一本《通与变》，托香港朋友去买了。境外图书不好报销。那就不报了，我认了。”汪居常已经荣任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所以那几本书已经盖了研究所的公章。那个公章全世界独一份：它的形状像个葫芦，盖在书上就像卡通画。它是胡珩教授自己刻的。刻章本身并不费事，但要把印石章料弄成葫芦的形状可就得费点功夫了。半个葫芦刻的是阳文，半个葫芦刻的是阴文。盖了阳文章的书可以外借，刻了阴文的则用来收藏。
“听说程先生来了，麻烦你让他给我们签个名。”汪居常说。
“没来啊。你听谁说的?”
“反正我知道。放心，我不会对外说的。居常的嘴巴很紧的。”
“最近在忙什么?”
“你肯定知道的。”
哦，我还真是听说了一些事情。说起来，都与那个用葫芦刻章的胡珩教授有关。儿子胡小石被双规后，胡珩教授失踪了两天，搞得孙子孙媳差点报案。第三天，凤凰岭公墓的管理人员发现了他。那两天，胡珩教授的行踪实在诡异：胡夫人年前刚去世，胡珩教授竟然跑到墓地，把墓穴给挖开了，将陪葬的珠宝首饰全都取走，看样子是要拿来变现以抵赃款；另一种说法则是，墓穴是被消息灵通的人挖开的，胡珩教授闻讯赶到的时候，珠宝首饰已经不见了，墓穴里只剩下几个葫芦，葫芦里装着茅台，胡珩教授将它们一饮而尽，在墓坑中沉睡了两天。胡夫人生前喜欢喝酒?应物兄由此怀疑事件的真实性。经管学院院长聂许提醒他，茅台酒虽然是给胡夫人陪葬的，却是给百年之后的胡珩教授准备的。聂许说，茅台酒涨价太快，提前预备，总是好的。应物兄正是从聂许那里知道，代表学校从公墓人员手中接收胡珩教授的就是汪居常。
“没想到，居常兄也关心儒学。”
“哪里的话。一部儒学史，就是中国文明史嘛。”汪居常教授拿起《儒学新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书，翻到折页，说：“你看我，多认真。你看这段话，越读越觉得好。”那段话下面已画了红杠：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掷出了一只骰子，老子也掷出了一只骰子。每只骰子的六面，都写着两个字：和谐。中国社会的明天，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卡尔·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人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诚哉斯言。明天来临，昨天仍然不会结束。
然后又翻到《朝闻道》的折页，有一段话下面也画了红杠：
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都与18世纪启蒙运动有着历史渊源。而启蒙运动则受到了16、17世纪“东学西渐”影响。直到18世纪，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要大得多。辩证唯物主义就源于中国，马克思将之进行科学化之后，它又重返故乡。意识不到儒学于马克思主义之贡献，便难以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何会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
他对汪居常说：“居常兄看得认真啊。”有句话他没有说，那就是程先生认为，马克思是个儒家，有匡世情怀的人都是儒家。
汪居常低声问道：“我准备通读三遍。等程先生来时，好向他请教。程先生这次要来济州吗?如果要来，就不麻烦你背去北京了。我跟小乔说了，儒学研究院那边，你要保证随叫随到。”
“小乔是葛校长身边的人，我可不敢随便使唤。”
“她?她是自己人，不要客气，该打打，该骂骂。”
这话汪居常也对葛道宏说过，葛道宏只好纠正他，都是同事，怎么能打骂呢?汪居常下巴一收，说：“自己孩子，客气什么?”
这会，汪居常再次打开双肩包，从里面取出一个军用挎包，两只手提着。那包一定很沉，挎包的带子都绷得很紧。汪居常没有立即解释里面装的是什么，反而用手盖着挎包的拉链，说了一通话：“你知道，我们的研究所一直在老图书馆的地下一楼办公。由于地下水位下降，地基下沉，墙都裂了。我向学校打了报告，葛校长很重视，当天就批了。我拿着批复去了基建处。胡小石不是在基建处吗?胡小石双规之后，那里群龙无首，让我等几天。这怎么能等呢?万一出点事情，责任算谁的?别等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就自己联系了一个包工队进行修补。铁皮书架移开，竟然发现墙面上跑出来几截木头。原来是道暗门。一锹下去，那暗门就轰然倒下了，向我们敞开了一个历史叙事空间。当时我不在现场。民工们以为里面有什么宝贝，没经过我的同意，就钻进去了。还好，里面并没有金银细软，只有一张沙发。沙发的扶手、靠背都是牛皮的，但已经不完整了，被老鼠啃了嘛。里面的棕丝、麻绳也未能幸免。沙发很大，无论如何搬不出来。我回来时，看到包工头正叉着腰训人——”
“居常兄——”
“别急，听我说完。包工头不相信搬不出来，喊：‘操你妈，难道先有沙发，后盖房子?脑子进水了?’一个小包工头，说来也是民工，却装作跟民工不是一个阶级了。地下室那么暗，他都要戴着墨镜。我对包工头说，墨镜摘了，好好看看，还真是先有沙发，后砌的门。正和包工头说话，民工们已经抄起铁锤子砸将起来。民工素质也真是个问题，挨训也是活该。铁锤子落下去，老鼠屎蹦起来，而且一蹦三尺高。溅到嘴唇上，溅到眼皮上，疼得呀。我觉得蹊跷。为什么要装一个暗门呢。滚开。我就让他们滚开。上去用手机一照。这一照不要紧，我就跟历史撞了个满怀。知道是什么历史吗?”
“古董?沙发里藏有古董?”
“从文化传承意义上，算得上古董。我先是听到丁零零一声响，原来从沙发里跑出来一个铃铛。随后又跑出来一个拨浪鼓——”
“居常兄，我这会真的有点事情，正跟美国一个朋友联系——”
“听我说完，你不会失望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拨浪鼓。不仔细看，你还真看不出那是拨浪鼓，鼓面已被老鼠咬了，我摇了一下，腰身上的小鼓槌打得我手指头生疼。不信你看，指甲盖都打黑了。我虽是研究现代史的，但我也知道，这拨浪鼓产生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它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叫鼗嘛，最早是一种乐器，多用于宫廷雅乐。当然，这话他没说。“你接着讲吧。”他说。
“叫鼗，táo,以前是乐器，后来是玩具。咱们再说铃铛，那铃铛是铜制的，生了绿锈，但摇出来还能响。我本来想给我孙子的，但一想，这是公家东西，不能拿回家去。这些还都不是我要说的。要说的是，我发现沙发横档上的铅笔记号。肯定是当年做沙发的师傅留下的。横档的缝隙里塞着一份杂志，叫《中原》。可惜啊，也让老鼠给咬了。幸亏老鼠嘴下留情，只是将四边咬得豁豁牙牙，里面的内容大致还能看个明白。研究现代史的都知道，《中原》主要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也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45年停刊的。民工毛手毛脚，取下杂志的时候，把封皮和前后几页弄坏了。真是该打。我要是包工头，非扣掉他们工钱不可。当然，实事求是地说，也不能全怪他们。杂志和横档、挡板粘到一起了嘛。上面有一篇文章：《纪念‘双十节’三十周年：国父论辛亥革命》。可见是1942年出版的。这些我就不说了，图书馆也可以查到的。主要是沙发里还藏有东西。”
“这么说，还是有古董?”
“没有没有。一些信件，也碎得差不多了，但纸片还比较大。老鼠嘴下留情，没有嚼碎。可是上面的字迹看不清了，让老鼠尿给洇了。也可能不是尿。老鼠娶亲嘛。洞房花烛夜，小夫妻指不定怎么闹腾呢。我捏着鼻子看了看，拿着纸片对了对，你猜怎么着?竟然对出了‘程会贤将军’几个字，也对出了‘共匪’二字。很遗憾，里面没有出现‘毛’这个字。如果有，我就敢打赌，这封信跟毛泽东有关。”
他终于坐了起来：“居常兄，你的意思是——”
“没白耽误你的时间吧?听出门道了吧?这应该是人家老程家的东西啊，是程先生的东西啊。那个拨浪鼓、铃铛，肯定是程先生幼时的玩具。”
他不由得来了兴致：“拨浪鼓呢?铃铛呢?”
汪居常终于打开了那个军用挎包，从里面取出一个铃铛。铃铛用口罩大小的青花布袋兜着，在解开布兜的同时，它已经响了起来，声音并不清脆，而是有点喑哑。这当然是因为生锈。那是一个黄铜铃铛，形似一口小钟。这是程先生玩过的铃铛啊！应物兄听见自己说。他伸出手，想接过来，但汪居常却没有给他。汪居常拎着那铃铛，它缓缓上升。汪居常此时是坐在沙发上的。那铃铛越过汪居常的脸，继续上升，升过了汪居常那染过的黑得有些不正常的头顶。它还在上升。汪居常仰望着它，并且眯起一只眼，似乎在看里面那个铜舌，那个钟摆。同时汪居常的嘴巴也没闲着：“铃铛虽是玩具，但也是乐器。”
同时汪居常用左手招呼我们的应物兄近前观赏。汪居常做了个示范，让他模仿他歪头的样子，跟他一起仰望那个铜舌，那个钟摆。其实，因为钟罩，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你就是把它升到天上，你也看不见它黑乎乎的内部，除非把它颠倒过来。奇怪的是，在那一刻，他们两个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应物兄想到的办法，是打开手机上的电筒。他终于看见了里面的铜舌，它微微摇晃着，不着边际，因此并不发声。他眼中的铜舌，黝亮如黑豆。汪居常又让它缓缓降落，小心翼翼地放到了茶几上。
“拨浪鼓呢?”
“送到京剧团了，”汪居常说，“京剧团有人会修这个。”
“你该送到博物馆啊，我们的济州博物馆有专业的文物修复人员。”
“送给他们修?你就不怕他们给你唱上一出狸猫换太子?”
他以为汪居常就把那个铃铛放下了，不料汪居常又把它收了起来，放进了双肩包。汪居常说：“这个也得送去修，看怎么才能去掉上面的绿锈。我倒可以送你一个复制品，你先拿给程先生看看。”说着，果真又从里面取出一只铃铛，比刚才的那个还小。
我们的应物兄后来知道，那只铃铛其实是从汪居常他们家小狗的脖子上取下来的。当然，每年的圣诞节，汪居常还会扮演圣诞老人，手持那个铃铛，给孙子、孙女发糖。顺便补充一句：有人曾状告汪居常，说他的儿子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了两个孩子。不过，孙子虽然比孙女大两岁，汪居常拿出的医学出生证明却让人无话可说。证明上写着，那是一对双胞胎。为坐实此事，汪居常甚至让孙子当弟弟，孙女当姐姐。
但是就在应物兄要接过那只铃铛的时候，汪居常一翻眼睛，好像想起了一件事，说：“后天再给你吧。后天，我们研究所要主办一个关于葛任先生的小型研讨会。你知道的，那些人一发言，就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了。你得提醒他们别超时。怎么提醒?就是摇一摇这个铃铛。”然后，汪居常就又把它收了起来。
汪居常既然有求于他，当然还是留下了一个东西。那是一只葫芦。鉴于胡珩教授喜欢玩葫芦，所以应物兄认为，接下来汪居常可能要谈到胡珩教授了。不料，汪居常却说，那只葫芦也是从沙发里取出来的，它其实是一只蝈蝈笼子。
“你看，这是针刻葫芦，上面竟然刻着一个园子，玳瑁高蒙心。”
“高蒙心?”
“你主编的艺术生产史，没有提到玳瑁高蒙心吗?要不要我替你补上一段?蒙心就是蒙芯，芯片的芯，就是葫芦盖子。这是玳瑁做成的，比一般的蒙心要高，所以叫高蒙心，你看这蒙心，做的是葡萄串的形状。”
“你的意思是，这也是程先生玩过的?”
“肯定是。就这个是完整的，所以我送给你。但你得告诉程先生，说这是我保存下来的。我这么说，倒不是有什么私心。我是想让程先生做我们所的特聘研究员。你觉得，看在这葫芦、拨浪鼓和铃铛的分上，他会给我这个面子吗?”
费鸣走了进来，附到他的耳边，说：“敬修己先生发来邮件，两天后，程先生将到北京大学讲课。”
“不是清华大学吗?”
“两所学校都邀请了，但先生选了北大。”
“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杨先生在清华?我不知道。您知道的，先生与李政道先生是朋友，而李杨向来不和。先生可能有所避讳。”
这天下午五点钟，应物兄与敬修己联系上了。因为时差问题，美国加州应是凌晨一点左右。所以打通电话之后，他先向敬修己道歉，说不该吵醒他。
“明知故犯，罪加一等。”敬修己说。
“罪过罪过！”他说，“我想知道，谁陪着先生回来?”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 。”修己说，“陆空谷本来要去，后来又不去了。”
他心里一阵震颤，但很快又平息了，问：“那谁来呢?”
“珍妮，Jenny Thompson。”敬修己说。
珍妮来了，那么程刚笃可能也会来。陆空谷是不是因为珍妮和程刚笃要来，才取消此行的?有两个人照顾程先生，陆空谷确实没有必要再来了。不过，珍妮和程刚笃能够照顾好程先生吗?他有点怀疑。程先生说过，回国任职一事，还需要与程刚笃商量一下。程先生带程刚笃回来，莫非想让程刚笃提前熟悉国情?
[1] 见《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