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清早，佩玉见大根装束停当，像要出远门的样子，便问：“你到哪里去？”
大根答：“到黄埔港去买松树。”
“到黄埔买松树做什么？”
“四叔说，他那年去黄埔看张轩帅，见北岸牛山上有一片好松林，他当时尚未在意，这些年来却发现广州城里几乎见不到松树。四叔说，他平生最爱松树，要我去黄埔牛山买两株好松树来，栽到督署衙门空坪里。”
当年晋祠内松柏森森，一派肃穆景象，令佩玉怀念不已。眼前的确是不见松柏，经大根一说，佩玉倒真觉得是一个遗憾。“四叔跟你说过，要买什么样的松树吗？”
“四叔说，不要弯弯曲曲奇形怪状，也不要稀罕少有、品种名贵的，要选两棵主干粗直，形体端正，让人看着觉得有一股堂堂正气就行了。”
佩玉听了很高兴，这种选材主张也合她的心意，又问：“买大的还是买小的？”
“四叔说，尽量买大的，大的气派足些，但一要考虑到容易成活，二要考虑到好搬运，要我跟当地农民好好商量。”
“好，你去吧！”佩玉心想，老爷子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今儿个倒有闲心来美化环境了。看来，仁侃的确给他带来一份好心绪。
下午，赵茂昌领着几个木匠和泥灰匠来修缮幕友堂。幕友堂在督署大院的西侧，中间一个大厅堂，四周有十余间小房，这里是两广总督衙门的幕僚办事之处。幕僚原本是古代将帅用兵打仗时，随军住在帐幕中的军事参谋、书记等人的通称。后来，地方大员因衙门属官定制有限，忙不过来，便把将帅们的做法学过来，聘请一些人办理文书、刑名、钱谷等事务。因为是学的军营一套，名称也便跟着叫幕僚。这些人不属朝廷命官，是衙门主人请过来的，合则留，不合则走，类似朋友的关系。所以主人都客气地叫他们为幕友。清代末年，内乱频繁，地方大员担负着繁重的军政责任，故聘请幕友之风大盛，各省督抚都有一个庞大的幕友队伍。此中最为有名的当然要属曾国藩的两江督署的幕僚班子了，那里集中着数百名行政、军事、理财、科技等当时的第一流人才，号称天下人才渊薮，甚至还有朝廷人才不及两江的说法。
两广地处中国南大门，近几十年来又是与洋人打交道的冲要之地，故两广督署的幕僚也不少，各色人等加起来有三四十号。由于桑治平与张之洞的特殊关系，来到广州后，他实际上成了幕僚长。前一向他和蔡锡勇用招贤榜的方式招来了六十余名洋务人才，这中间绝大部分到了局所，只有陈念初等五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留在督署做幕友。过去的幕府科房都以朝廷六部命名，即吏科、户科、兵科、工科、刑科、礼科，现在这六科外再增加两科，即以蔡锡勇为头包括陈念礽等五人在内的洋务科，以辜鸿铭为头的翻译科。
赵茂昌将这些幕僚们暂时安置到别的房屋里办事，指挥工匠们将幕友堂全部修整粉刷，又特别从中挑选一位手艺高巧的细木工匠，要他按照张制台的墨迹为幕友堂做一块横匾。
过几天，佩玉又看到督署里来了一位怪人，和辜鸿铭差不多，粗看起来像是一位普通的师爷：瓜皮帽，长袍马褂，细看却又像个洋人：高鼻梁、白皮肤，瓜皮帽沿露出的竟是金色的头发。但又听他一口纯熟的中国话，和张之洞边走边亲热地交谈着。佩玉心里很纳闷，这是个什么人？
刚好桑治平到后院来找他的太太柴氏——这段时间，后院事多，柴氏常来帮帮佩玉——佩玉便问他。桑治平说：“那是个英国牧师，名叫李提摩太。早在山西时，制台便和他成了朋友。前几天到了广州，特为来看望老朋友。他向制台推荐一种机器，制台很高兴，立即委请他到香港去买。”
“什么机器？”
“电灯机。”
电灯机是什么机器，做什么用，佩玉弄不清楚，她也不好意思再问下去。
再过几天，便有马车拖来又大又沉的铁制机器，连同一卷一卷细长的绳子。跟着机器来的，除李提摩太外，另有两名洋匠。三个洋人在衙门里住下来，足足在幕友堂里里外外忙碌了四五天，有时又传来一阵阵“叭叭叭”的响声。佩玉因身子尚未完全复原，也没过去看。接着大根买的两棵松树也运进来了，遵照张之洞的吩咐，这两棵松树栽在幕友堂大门前左右两旁。
又过几天，眼看明天就是满月的正日子了，究竟怎么热闹一番，张之洞仍未透露。夜里，佩玉忍不住问丈夫。张之洞笑着说：“明天晚上，我要让你看一样你出生以来从未见过的东西，让你有许许多多的惊叹和兴奋。”
会是什么东西呢？会给我送一个稀世珍宝，一套华贵衣服，或许是给侃儿送一个世所罕见的玩具？这些都有可能使观者惊叹和兴奋。佩玉想了很久，到底没有想出个什么东西来。
第二天上午，幕僚们搬进了修缮一新的幕友堂。只见门窗都油上了新漆，墙壁被石灰刷得洁白如雪，地面全都嵌上一色青砖。众人站在案几边，环顾四周，立即生发出一种舒适清爽之感。
尤其是大门口的那两棵新移来的松树，约有二人之高，合抱之粗，虽不很高大，却主干挺直，侧枝劲秀，针叶茂密而深绿，给幕友堂平添一股雄壮之气、威严之姿。幕僚们人见人爱，人见人喜。
到了下午，桑治平对众位幕友宣告：吃了晚饭后，各位还请到幕友堂来一下，晚七时，张制台将亲自主持幕友堂挂匾仪式。到时备有茶点，还将请大家看一样洋玩意儿。
幕友堂，是衙门内人员对幕僚们办事处所的称呼，并不是一个规矩的名称。张制台亲自主持挂匾仪式，看来这个匾额是他亲题的。他会题几个什么字呢？幕僚们都在猜着。于是大家恍然大悟了，原来修缮房间，移栽松树，都是为了今晚的挂匾，而洋玩意儿又是什么呢？
虽是初秋时节，但广州的夜色来得却比北方迟。吃过晚饭，众幕僚都穿戴整齐来到幕友堂时，天色仍未黑下来，大家喝着茶，聊着天，心情都显得有点亢奋。
将近七点时，张之洞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个工役，其中两个抬着一块用红绸包好的大木板。这木板约有四尺长二尺多宽，幕僚们都知道这一定是幕友堂的匾了，都好奇地围了过来，却看不见上面的字。这时有人搬来了一个竹梯，一个年轻力壮的工役竖抱着木板，登上了梯子，将木板挂在预先钉好的钉子上，红绸依然裹着，一根长长的绳子一头连着红绸，一头垂到地面。
眼看天色渐渐暗下来，张之洞对大家招了招手，大声说：“诸位幕友们，大家辛苦了。”
三十多号幕友除几个暂时告假养病或回家省亲的外，差不多都来齐了，昕到东家已道出开场白，便纷纷走过来。
“各位看得起我张某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两广总督衙门，帮助鄙人料理各项繁杂的事务，事情多，薪水少，再加之鄙人一向为人粗疏，不会嘘寒问暖，各位没有怨言，尽职尽责。诸君都是十年寒窗的饱学之士，还有乙榜出身的，还有从西洋留学回来的，之所以能如此，我想主要不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而是为了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学，上报朝廷，下为庶民。”
张之洞这几句话，慕僚听了舒服。其实，这些幕僚，绝大多数都是奔着衙门优厚薪水而来的。幕僚月薪，视出身、能力、资历及所担负事务的不同有高低之分，通常最低的也不会低于二十两银子，高的甚至可达四十多两。当时一个七品县令的年薪不过四十五两。到了年底，一切事故都没出，平平安安过了一年，则可以得养廉费一千两，按每月摊下去，月薪不过九十多两。身为县令，有许多排场应酬，又有许多穷亲戚来打秋风，所以，一个不贪污的清白县令，以其正当收入来过日子，并不算太宽裕。至于一个通常塾师，月薪不过五六两而已。读书人若命不好，做不了官，便只有做塾师的分。一旦来到总督衙门做师爷，就可以得到半个县令七个塾师的收入，这是一项多么令人垂涎的好行当！但是，他们这些人都是读着孔孟长大的，从小起一个个都有经世济民的宏大抱负。许多人明知今生永远与经世济民无缘，但在嘴巴上，总喜欢这样说说，或许是眷恋太深，或许是画饼充饥，也或许纯粹是为了赚取别人的尊重。总之，都喜欢说说“一展抱负，为国为民”之类的大话。现在总督大人肯定他们，赞许他们，他们何尝不感到心里暖融融的！
“但是，鄙人身为主人，心里总觉不安，所以这次下决心将诸位办事的场所来个修缮粉刷一番，让大家有个舒舒服服的环境，一天的疲劳也可减轻一点。另外，我又特为从黄埔移来两株松树。”
大家的眼光都不约而同转向门前的两棵松树上。
“不瞒诸位幕友，鄙人平生最喜爱的草木便是松树。爱它雄壮伟岸的躯干，狂风吹不倒，大雪压不垮。爱它顽强的生命力量，元气充沛，虬枝针叶，千年不衰。更爱它四季常青，哪怕隆冬严寒，依然青青翠翠，昂然居三友之首。故而圣人称赞它，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将这两株松树从黄埔移到幕友堂前，不但为自励，也为激励众位朋友们，将它看做是两个畏友，天天面对着我们，逼我们自省，逼我们奋进。”
幕友堂前，刚才还有点小小的私语声，这会子完全静寂下来。夜色中，依稀可见幕友们大都神色庄重，表情严肃，有几个年纪较大有点倚老卖老放任自流的幕友不免面有赧色，心生愧疚。
“趁着幕友堂装修的机会，我为它题了个堂名，并制成一块竖匾挂上去了。各位朋友们可能都在想，张某人会给它题个什么字呢？等会鄙人扯下这块红绸，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随着张之洞的手势，大家又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向大门顶部望去。可惜，天色已经黑下来，包着红绸的竖匾模模糊糊的，很多人都在心里说：就是扯下绸子，也看不清上面题的什么字呀，为什么不选在白天挂匾呢？要不，门口上多挂几只灯笼也好呀。就像听到了众人的腹议似的，张之洞笑了笑：“大家一定都会说，黑灯瞎火的，这匾怎么个看法哩！各位不要急，鄙人会给你们借火来的。”
他转脸对站在旁边一直在待命的赵茂昌说：“你叫他们把机器发动起来吧！”
“是！”
赵茂昌很快走进厅堂，只听见一阵“卟卟卟”的响声过后，众人冷不防眼睛一花，忽见堂里堂外顿时明亮起来，犹如瞬时间点燃起千万支蜡烛，又以为黑夜中的闪电被长久地留在天空，大家正在惊疑四顾的时候，几个留美的年轻人一边指指点点，一边大声地叫道：“电灯，电灯！”众幕僚这才发现，突如其来的雪白光亮，原来是从一个拳头大的白玻璃泡里发出来的，并且又很快发现，不但大门上悬着这样的玻璃泡，而且厅堂内，各个小房间里都悬挂着好些个这样的小灯泡，有人在数着：“一个、两个、三个……”有人则大声地说：“我已数清了，整整一百个。”又有人说：“你们看，松树上还有哩！”
大家又都看松树了。可不是吗，两棵松树，每一棵上也都吊了七八只白玻璃泡。松树躯干上的树皮，本来就有着龙鳞似的裂纹，此时在灯光的照耀下就更像一条挺立着的龙身，它的头就藏在松树叶中，而尾部则埋在泥土里。
除开辜鸿铭、蔡锡勇、陈念礽几个喝过洋水的人，以及像赵茂昌等极少数几个进过公使馆和洋行的人外，今夜，幕友堂前数十号幕友及衙役和后院眷属仆人，打从娘胎出来，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种不可思议的神奇现象。一个小小的玻璃泡怎么会发出如此耀眼的光亮来？泡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有的人还怀疑，这玻璃泡里是不是事先捉进了许许多多的萤火虫？不过他们又想，萤火虫不可能这样听话，说亮就都亮了，再说萤火虫的亮光是一闪一闪的，这光它并不闪呀！
借着灯光，彼此都发现对方的眼睛里全射出惊喜不止的目光，脸上都流露出喜气洋洋的神色，陈念礽终于忍不住呼喊起来：“张大人，你把电灯牵到衙门里来了，你真伟大！”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梁普时等几个留美学生也高呼：“张大人伟大，伟大！”跟着也鼓掌。
众幕僚也学着鼓起掌来，他们不习惯叫“伟大”这个词，但一时又想不起别的合适颂词来，只好呼喊：“张大人，张大人！”二百多年了，自有两广总督衙门以来，似乎还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热烈喜庆、兴高采烈的场面。
待大家的情绪稍稍稳定下来后，桑治平站在大门口，高声喊道：“现在，请张制台为幕友堂揭匾！”
张之洞走到竖匾下面，拿起绳索悬下来的一头，轻轻一拉，红绸飘落下来，门楣上的竖匾露出了它的真面目：乌黑发亮的漆面錾着三个上了石绿色彩的大字，在雪亮的灯光照耀下，这三个忠实体现张之洞书法的字，笔画刚劲，结构严谨，转角勾折之处，硬直中流动着秀美的灵气，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喊起来：“广益堂！”
张之洞高兴地说：“广益，既有集思广益之意，也有诸位多多献策，使两广获益之意。为了使诸位更好地办事，在英国朋友李提摩太的帮助下，我们从香港买来了一个发电机。发的电只能装一百个灯泡，这一百个灯泡就全部装在广益堂。下次我们再买一个，为签押房那边再装上灯泡。那时我们两广衙门就在一片光明中办文案，理公事。愿这一片光明带给我们诸位光明磊落的心地，办光明干净的公务，为两广百姓谋光明灿烂的前途。”
幕友房总文案蔡锡勇代表众幕僚诚恳地说：“您这样厚待幕友，大家都很感激。大家都说，您文治武功，彪炳于世，这都是您自己的才干所致，幕友们并没有帮上什么忙。如今督署装电灯，先不装你的签押房，也不装后院上房，而先装广益堂，大家都觉得受之有愧。”
为祝贺儿子满月而设置的这一热闹场面，获得了众幕僚的衷心感激，张之洞为此而十分满意。蔡锡勇刚才“没有帮上什么忙”的谦虚话，使他突然想起野史上的一则故事，一时高兴，竟忘乎所以了。张之洞拍了拍蔡锡勇的肩膀，笑着说：“众幕友都帮了我张某人的忙，这不消说了，有些事，是用不着帮忙出力，也可以心安理得享受好处的。我说个笑话给你们听。”
总督大人要说笑话，这可是难得的事，大家都围拢过来。
“话说当年东晋元帝司马睿的宠妃生了一个儿子。元帝很高兴，不仅重赏他的宠妃，而且遍赏文武百官，每人加升一级，真正是皇恩浩荡，皆大欢喜。大臣殷洪乔出面代表百官感激元帝。这殷洪乔是个老实人，说的也是老实话。他说，皇上喜得皇子，这是普天同庆的好事，只是我们并没有出什么力而得此重赏，心里都过意不去。元帝哈哈大笑，说，我生儿子，当然不要你们出力，你们哪个若是出了力，那还了得！元帝说的也是大实话。这两段大实话加在一起，便成了一段大笑话，很快便传出宫外，全国官民听了，都捧腹不已。”
张之洞刚一说完，众人都哄堂大笑起来。最爱抢风头的机灵鬼辜鸿铭最先反应过来，他大声说道：“香帅中年得子，我们蒙电灯之赏，虽没有出力，心里也不会不安！”
经辜鸿铭这一点破，大家恍然大悟。是的，上个月张府添了一位公子，今天莫不是小公子的满月！原来大家都在与张制台分享他的儿子满月之喜。霎时间，广益堂内外沸腾起来。
这时，张之洞看到佩玉坐在稍远处的回廊里，正望着他，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张之洞高声对大家说：“好了，揭匾仪式完结了，诸位都进去，到各自办公室的房间里去瞧瞧吧，看看光线够不够。为庆祝今晚这个大喜事，厅堂里还摆有瓜果糕点，大家边吃边看边议论。”
于是，众幕僚、衙役和仆人都雀跃般涌进厅堂，兴致万分地在小小的玻璃泡前，久久地伫立着，笑谈着。两广总督衙门，度过它有史以来第一个最为光亮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消息传出，巡抚衙门、藩司衙门、臬司衙门以及广东提督衙门、广州知府衙门等各大衙门都来打听。张之洞意识到这是一个宣传普及洋务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于是请幕僚们半个月内夜里暂不在幕友堂办事，这段时间每天夜晚从七时到十二时，开亮所有的电灯，让各大衙门的官员、各大商号的老板、各大书院的学子，乃至广州城里的普通百姓前来参观。这个决定做出后，每天晚上，两广总督衙门前便排满数以万计的参观者。人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纷纷前来一睹这亘古未有的新奇。许多人看后都叹道，不料夜明珠真有其物！更多人反驳道，哪里有什么夜明珠，那都是骗人的鬼话，这电灯是洋人的聪明才智制造出来的；我们再不要夜郎自大了，要放下架子向洋人学习。也有人说，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洋人的技巧我们也可以学过来，今天督署点上了，往后我们老百姓家里也可以点上。
光绪十四年，广州城内，张之洞成了第一个将电灯引进官署的中国人。第二年，广东商人黄秉常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在广州开办中国第一个民办电灯公司。从此以后，电灯走入神州大地的千家万户，给茫茫长夜带来如同白昼的光明！就在这个时候，近代社会的另一个重要标志——铁路能否引进中国的问题，正在大清高层官场上激烈地争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