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到武昌后不久，湖北的巡抚就由奎斌换成了谭继洵。从小恪遵圣贤之教刻苦攻读“四书”“五经”，一心在科举功名上下功夫的谭继洵是湖南浏阳人，今年已经六十八岁，是个须发皆自的老者。
谭继洵二十七岁中举，三十七岁中进士，分发户部做主事，五十五岁才外放甘肃巩秦阶道，直到六十一岁时仍只是一个四品衔的中级官员。正当谭继洵叹息仕途不顺的时候，不料老来吉星高照，官运亨通。这一年，他被擢升为甘肃按察使，第二年又被擢升为甘肃布政使，今年又简授湖北巡抚。短短的七年工夫，谭继洵便直线上升为一省的封疆大吏，而且将他由苦寒边远的西北调到湖广。作为一个望七之年的湖南人，谭继洵自认为对朝廷的恩德粉身碎骨不足以报答。
二人在布置得十分精致的小客厅坐下后，谭继洵谦恭地说：“不知张大人叫下官来有何事。”
“谭大人，”张之洞也以很客气的称呼叫着。“铁厂的厂址已最后选定了，就在龟山的脚下，我看那地方很宽阔，以后在旁边还可再建一个枪炮厂。”
张之洞要在湖北办铁厂，谭继洵是知道的，他心里很不赞成。一来他墨守成规，对洋人有深刻的成见，并不认为洋人的那一套就是致富强的惟一之路。中国是礼义之邦，还是得遵循历朝历代行之有效的清吏治、厚风俗、奖农桑、薄赋税等办法，那才是一条利国利民的康庄大道。洋人只重强权，不要义理，那只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终归不是长治久安之策。二来在甘肃时，他深知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布局、机器局、制造局等洋务，资大而收效微，管理混乱，连年巨亏的内幕。左宗棠是中兴功臣，又为朝廷收复了新疆，厥功甚伟。他不敢公开批评，只是私下里对同僚们说，洋务这码事，只能由洋人在他们国家里办，我们中国办不成。来到武昌，他听说张之洞要在湖北大办洋务，心里就着急，本想给头脑发热的总督泼点冷水，但转念一想，张之洞是个刚立下赫赫战功，又倔犟自信、甚受太后恩宠的人，一定听不进去，于是打消了这个想法。只在心里暗自决定：他张之洞折腾让他去折腾吧，只要不损伤湖北就行了，我一个老头子，既犯不着与他唱对台戏，更不能与他同台共演一出明知要砸台的戏。
谭继洵以很不自在的笑容说：“好啊，何时开工？”
“离开工还早哩！地还在归元寺的手里没有买过来，买来后还要筑堤、填平，还要买机器安装，一年后能开工就是好事了。”
唉，太平总督你不当，却要这样折腾做什么？谭继洵心里这样想，嘴里却说：“好，到开工的时候，下官率湖北司道们都去祝贺！”
“祝贺是以后的事。”张之洞与僚属说话一向不喜欢兜圈子，因为他要办的事太多了，不愿意在这种虚委中浪费时间，遂直截了当地摊明：“眼下鄙人有急务要求助于谭大人。”
“什么事，大人只管吩咐。”久为藩司的谭继洵已大致猜到了张之洞的所谓“急务”。
“实不相瞒，鄙人要向谭大人求助银子。”
望着张之洞的两道热切的眼光，谭继洵本想不开口却又做不到，只得应付着问：“大人要多少银子？”
四十万两。张之洞正欲开口报出这个数字，转念一想，谭的年纪既比自己长十多岁，中进士又早两科，是真正的前辈，不能当寻常巡抚看待，宜逐项报明以示尊敬。于是改口：“有几大项工程都急着要开工，一是买地，要付二万三千两，二是筑堤，要费五万八千两，三是填平要费四万六千两，再是大冶铁矿和马鞍山煤矿开采，各要十万两，外加炼铁炉订金六万两。这五笔款加起来共三十八万七千两。鄙人万不得已，要向谭大人求助四十万两银子。”
果然是为了银子的事。谭继洵为自己的不幸猜中而深陷忧虑。谭继洵一到武昌，第一件事便是查看藩库的银子。账面上尚余五十万，要从中拿出四十万两出来，看似可以，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一则，账目上的银两其中一半是数字，并不是白花花的纹银，这些银子还在各地税卡、牙行和县衙门里。自从战争以来，各省拖欠中央的银子，各省下属拖欠省里的银子，已相沿成习。他们应交的银两，有意压下数月半年不交，放在钱庄生息，这息钱便成为个人荷包中的私利。此风已成官场公开的秘密。二则存在藩库的二十几万两银子，已是八方伸手，立即就得发下去的。如洪湖水灾的救济款，德安干旱的救济款，施南、宜昌瘟疫医药款以及从监利到嘉鱼段长江防洪堤的加固款，这些都是早两个月前便应发下去，只是因为奎斌已调走，藩司黄彭年又病重不能理事，眼巴巴地等着谭继洵上任后早日发下。藩库仅存的二十几万实银都是救命的专款，岂能交给张之洞去瞎胡闹！怎样来搪塞这位偏爱大兴作的总督呢？一时间，老头子急得背上一阵津湿。
他决定实情相告。把湖北藩库的实际情况详细禀报后，谭继洵说：“大人办铁厂、枪炮厂，这是富国强兵的好事，湖北自应全力支持，下官也应当全力配合。只是湖北贫穷，灾害又多，实在拿不出一两多余的银子来。下官明天就叫藩司衙门一并送来账簿和各地请求救济的火急禀帖，请大人验看。下官若有半句假话，甘愿受大人制裁。”
湖北藩库只存五十多万两银子，这与当年张之洞就任粤督时，广东藩库所存银数差不多。这点张之洞相信。但有一半银子没入库，以及各地急需拨银的情况，张之洞却将信将疑。他也不便硬与湖北抚藩作对，去亲自验看，只得摆摆手说：“账簿不要送了，想必谭大人不会说假话。湖北的银钱出入，鄙人过段时期也会清楚的。”
张之洞这句不冷不热的话，说得谭继洵又不安起来，心里想：这是一个不好对付的硬角色。谭继洵做了一世的官，从来不与上司顶撞，何况张之洞这样的人物，更是得罪不得，要把僵冷的场面缓和过来才是：“大人，过去左侯在兰州办制造局、火药局，都是朝廷总署拨下来的专款，数目大得很。”
张之洞明白巡抚的言外之意，冷笑着说：“铁厂今后需要好几百万两银子，湖北拿得出吗？两湖又拿得出吗？当然是朝廷专款。但铁厂办在汉阳，是湖北省的大事。你湖北省就坐视不理，一毛不拔吗？”
张之洞咄咄逼人的气势，使年迈拘谨的湖北巡抚颇为畏惧，细思藩库的银子又不是自己的家产，死命不给，得罪了这位总督，日后也不好相处。他的性格素来是息事宁人，何况办铁厂是朝廷同意的，在道理上张之洞也站得住脚。谭继洵犹豫一阵后，终于让步：“大人说的是，铁厂办在湖北，也是件给湖北大挣脸面的事。藩库里现存的实银，各地救灾款和防洪堤款我先照半数拨下去，余下的一半，估计不会少于十万，就全部给大人吧！虽然远远不够，但龟山厂址的筑堤和填平工程可以先动工。”
张之洞还以为这个老头子会一两银子都不肯拿，没想到转眼之间便同意出十万，也算是倾力相助。他转怒为喜，说：“谭大人，谢谢你了。”
第二天上午，张之洞正准备让赵茂昌去巡抚衙门拿银子调拨单，却不料周巡捕匆匆进来说：“黄藩台来到栅门口，刚出轿门便跌倒了，轿夫已把他背进北溟亭。他说有紧要事即刻见大人。”
黄彭年不是卧床数月、病入膏肓了吗，他有什么要紧事亲自来督署见我？张之洞忙放下手中的笔，立即向北溟亭一路奔去。
北溟亭是督署北面的一个小亭阁，四围栽种一些花草树木，夏天是一处乘凉休憩的好地方。时正酷暑，武汉三镇热得像个大蒸笼，七十二岁的老藩司黄彭年重病已大半年，不能上衙门办事，一般公文自有各科吏目照例办理，紧要的则派人送到他的府上，念给他听。他有气无力地交代几句后，再带回交相关人员按他的指示办理。近两个月，他大门都不出了，只偶尔在自家小庭院里坐坐，看看树叶看看天。昨天下午，谭继洵从督署出来后便到他家，一来看望，二来将张之洞办铁厂求助湖北以及已答应给十万的事告诉了他。黄彭年一听，气得顿时回不过气来，好一阵子才气息嘶喘地对谭继洵说：“张之洞这是在胡闹，不能给他银子。”
谭继洵为难地说：“我已答应了他，也不好收回。”
黄彭年说：“明天我去拒绝。第一次若不硬点，他今后会诛求无度。朝廷的银子由他乱花我们管不着，湖北的银子不能听任他丢到水里去。”
谭继洵本就不情愿，让这个倔老头子去阻拦一下也好，但黄彭年病得如此重，能出得门吗？
“老方伯身体欠妥，还是让我去转达吧！”
“不，非得老夫亲自去不可。”
黄彭年说完这句话，便气喘吁吁。他闭目养神不再说话，巡抚悄悄地退出了。
原来，翰林出身的黄彭年是个死硬的洋务反对派，在当年办不办同文馆的大争论中，他就坚定站在大学士倭仁的一边，对倭仁“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一套服膺至极，认为倭仁才是安邦治国的柱石之臣，奕沂、文祥等人听信浮言，浪开同文馆，总有一天会把中国弄成和夷狄一样的论势不论理的野蛮之国，对后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大办洋务，黄彭年一直持反对态度。黄彭年为人方正刚直，操守清白。他治家严谨，独生子黄国瑾二十多岁便中进士点翰林，现正在翰苑做编修。父子均出身词臣，令官场士林钦佩。仗着这种身望，黄彭年决定以重病之躯入督署，不惜以死来谏阻这个任性使气的后生制台，至少要卡住这十万银子。
黄彭年晚餐特意多吃了几片鱼肉，天不黑就闭着眼睛强迫自己养足精神，以便明日出门办大事。第二天早上，他又喝了一大碗浓浓的关外人参汤。参汤喝下后，他觉得气力好多了，居然可以自己走进绿呢纱顶大轿。趁着早凉，轿夫们抬着他向督署走去。走了一半路时，他的感觉都还好，后来便渐渐地不舒服了。太阳越升越高，气温也越来越高，虽然是纱顶夏轿，但毕竟四面绿呢围着，气不能顺畅流动，老头子在里面热得难受。为了使他不受颠簸，轿走得极慢，到督署大门时已是辰末时分了。轿夫掀开轿帘，他刚迈步出轿，一股热浪迎面袭来，只觉得脑袋一晕，便昏倒在栅门口。轿夫忙将他背起，随行的仆人一手提着事先备好的药囊，一边嚷叫督署的人出来接应。
张之洞来北溟亭时，骨瘦如柴的黄彭年正躺在藤靠椅上，轿夫在轻轻地扇扇，仆人在给他喂汤药。他勉强吞了两口，睁开眼睛，见张之洞站在一旁，忙挣扎着要起身行礼。张之洞赶紧走上一步，制止说：“老方伯，千万别动，这会子好点了吗？”
“好多了。”黄彭年答道，声音比游丝粗不了多少。
都病到这种地步了，还亲自到督署来做什么？张之洞大惑不解。他拉过另一把藤靠椅，紧挨着黄彭年坐下，轻声问：“署里有冰镇的莲子汤，要不要喝点？”
黄彭年摆摆手。仆人说：“黄大人再热的天也不吃冰镇的东西。”
张之洞又问：“热茶可以吗？”
黄彭年点点头。督署衙役忙送上热茶，黄彭年喝了两口，气好像回过来了，灰白的皱脸上慢慢有了点血色。又过了一会，黄彭年觉得好多了，便对着仆人挥手：“你们都走开点，我要跟张大人说重要的事。”
仆人带着轿夫离开北溟亭，督署的衙役也自动走开了。北溟亭里只剩下黄彭年和张之洞。一阵轻轻的南风吹来，亭外盛开的芍药、玫瑰微微摆动，长长的垂柳上贴着几只蜂似的小鸟，不停地在叶片上啄来啄去。黄彭年感叹地说：“我有半年多没上督抚衙门了，上次来时，柳条儿都是光光的。”
张之洞说：“老方伯大安后，请常来这里坐坐聊聊。”
黄彭年脸色阴了下来，说：“我是好不了了，这怕是最后一次来督署了。”
“老方伯怎么这样想？好好将息，自然会一天天好起来的。”看对面这位藩司的气色，张之洞也知他活不多久了，但嘴里还是这样安慰着。
黄彭年轻轻地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老方伯，这么热的天，再有什么大事，你也不必亲到督署来。可以叫我去府上看你嘛！”
“有一件大事，非我亲来不可。张大人，我是个要死的人，什么顾虑都没有了，也不怕得罪你。”黄彭年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气在胸臆间运了运后说，“听说大人要在汉阳办铁厂、枪炮厂，大人的心意当然是好的，但我要对大人说出逆耳的忠言：请赶快打消这个念头吧，莫做这种劳民伤财的蠢事，洋务在中国是办不成的，也大可不必办。大人饱读诗书，自然知道治理中国，当用圣贤世代相传的古法，切不可让洋人坏了我华夏数千年来的名教纲常。”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张之洞心中顿时不悦。若是换了别人，他必定会大声呵责。但眼下这个老人，是冒着死的可能在烈日酷暑下亲来督署，要当面说这番话，就冲着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这一点上，也不能责备呀！何况“名教纲常”也是张之洞自己心中的最高准则，“切不可让洋人坏了这个最高准则”，也是他的心愿。他压下心中的不快，露出微笑来说：“老方伯有什么话尽可照直说，凡对国家对社会有利的忠言，再逆耳我张某人也不会怪罪的。”
“老朽知道大人当年乃京师清流砥柱，伸张正义，扶持朝纲，大人的那些奏疏真是千古流芳的瑰丽佳作，不愧国朝翰苑翘楚。”
这些话，张之洞听了很舒服。
“老朽也知道大人数为学台，凡督学之处皆奖掖学子，循循善诱，创办书院，惠泽士林。大人的这些功德，当今学子们谁不称赞！老朽在好几个省的书院里都看到他们在读大人所著的《书目答问》，用以做为求学的指南。”
这些话，张之洞听了也很坦悦。
喘了喘气，老方伯又开了口：
“老朽还知道，大人外放晋抚时，禁罂粟、复农桑、查藩库、劾贪官，这些更令老朽敬佩。大人现在总督两湖，真两湖三千万百姓之福。老朽想大人宜以当年的血性整饬两湖官场，复兴旧日湖广粮仓，培育两湖学子，踏踏实实地为两湖做实事，切莫玩洋务这种花架子。谭抚台昨日答应的十万两银子，老朽恳劝大人千万莫接，那是湖北处水火之中的灾民所盼望的救命钱啊！大人积积阴德，切不可糟踏在洋务这种冤枉事上……”
黄彭年正要再说下去，突然双眼一阵翻白，急得张之洞大声叫藩台衙门的仆人。仆人同轿夫赶紧过来，一面扇扇一面卡人中，一面调药撬开嘴角强灌下去。张之洞眼看着这一切，真是又急又悯，又气又恨，万千愤怨如棉絮堵在他的胸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还能再说什么呢？说老头子无学无知吗？此人学富五车两榜正途，文章诗词盈箧盈筐。说老头子不谙世事吗？此人三十年来历任数省司道，政声甚好。说老头子完全是一派胡言吗？其中可圈可点可警可策的话不少。说老头子是一意孤行吗？京师和各省各地持他这种看法的人还是大多数。说老头子为私利吗？此人的话堂堂正正为两湖百姓没有半个字言及自己。他以一个行将就木的垂死病人来行尸谏，你还能说他什么！那十万两银子你还能动吗？张之洞为官三十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他怕老头子还要说下去，万一一口气接不上死在北溟亭里，传出去有多不好！见老藩台慢慢回过神来，张之洞略微放了心。他双手握起黄彭年冰冷僵硬的手，尽量做出一副极为诚恳的神态来说：“老方伯此行令我很感动，你说的话也不无道理，我谨记在心。湖北藩库的十万两银子，连提款的手续都还没办，就依照您所说的，分文不要，让它尽快拨到灾区和长江防洪堤上去。您放心回府吧，好好保养身体，过几天，我再到府上来请安。”
说罢，也不等黄彭年答话，便让轿夫背起。张之洞亲自护送到栅门外，看着他安坐在轿子里。直到轿子走了几十步远外，才抬着沉重的双腿回到签押房。
怎么办呢？当然不能听信黄彭年这个昏迈老头子的胡涂话去停办铁厂，但即将到手的十万银子却要不到了，一时从哪里去筹措钱呢？万般无奈之时，他只得打起军饷的主意来。
两湖地区共有绿营四镇，分别为镇箪镇、襄阳镇、宜昌镇、永州镇。嘉庆朝以前国库充裕，绿营的一切军饷军需款项全由朝廷负担，总督负责监督所辖省份的提镇大员，按要求开支，定期检查饷需发放情况。道光以后，帑银枯窘，绿营饷需常有拖欠，便不能不向地方索求，地方只得从上缴朝廷的地丁银子中拿出一部分来供应驻省绿营。太平天国平定后，江南练勇解散，不少人进了绿营。绿营臃肿，饷需愈加不足，更是明目张胆地向地方要。于是总督每年都要从所辖省的藩库提取相当多的钱粮来供应军营。这笔款子掌握在总督手里，但也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张之洞叫负责这项事情的总署吏目，将账簿拿过来，整整盘算了一个晚上，好容易从湖北宜昌镇绿营中挤出十二万两银子出来。第二天召来湖北陆路提督程文炳，跟他谈起这事。程提督叫苦不绝，满肚子委屈，直到张之洞再三保证海军衙门的银子拨下后立即给绿营补上，程提督才极勉强地答应了。
付出二万三千两银子给归元寺，把龟山的地买过来了。再付六万两银子给驻英国公使刘瑞芬，把两个炼铁炉订下。剩下三万多银子，一万留给筑堤和填土，一万给大冶铁矿，一万给马鞍山。三处虽可以开工了，但对铁矿和煤矿来说，这好比杯水车薪，并不起多大作用。
他想起了身为陕西巡抚的姐夫鹿传霖，要不要求姐夫向陕西藩库借一点银子呢？这些年来，郎舅书信虽然密切，但公私还是分得清清楚楚。身为湖督，却向姐夫借债，话很难说得出口。但是，再也没有别的法子想了，只有这一条可行的路了。他硬着头皮向姐夫陈述这一切，请求帮忙；为不使姐夫为难，他愿意付以钱庄利息，能借多少就借多少。二十天后他收到鹿传霖的来信。姐夫体谅他这一片苦心，但身为巡抚不好从藩库借银给内弟，只好请他的几个商界朋友帮忙，筹集了十五万两银子，打三张金花大银票夹在信里派专人从西安送来。有了这十五万两银子，虽可暂解燃眉之急，但与张之洞要办的鸿图大业比起来，仍然是区区之数。海军衙门的拨款一直没有消息，久病的黄彭年却寿终正寝了。他的儿子翰林院侍读学士黄国瑾从北京赶到武昌吊丧。黄国瑾对父亲的去世伤心欲绝，一连十多天茶饭不思。白天忙于跪地迎接各方吊客，夜晚睡在灵堂里的草垫上。素日养尊处优体质单薄的黄国瑾受不了这个折磨，突然病倒了，但他还要坚持继续履行孝子的职责。在一次大祭奠时，黄国瑾带着病躯上灵堂，望着即将入土的父亲棂椁，他放声痛哭，不可收拾，不料昏厥在灵堂。待到大夫赶来抢救的时候，他早已跟着父亲的脚步走了。
这一下，黄府的丧事便更加悲痛也更加热闹了。武汉三镇的官场民间，处处在传颂着黄国瑾这个古今少见的孝子。各大书院均以这一生动的教材教育学子，各个家庭的父母也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训诫子孙。将三纲五常当做立身之本的张之洞，既深为黄国瑾的孝行所感动，也深知借此教化风俗的重要性。他以总督之尊亲去黄国瑾的灵台致祭，又和谭继洵会衔朝廷，请求予以特别恩恤，并交付国史馆立传。原本对黄彭年反对洋务的行为很是反感，也因为他有如此孝子而予以宽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