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专权
可是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已产生了一个皇帝外戚得权的成例。刘彻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也深恐自己的权力落入他人之手。在他的私生活里，他不能忘情于女色，因此而发生不少周折。在军事行动中他对自己所宠信的将领赏赐过厚，而对其他人则处分过厉。总之，在征匈奴诸役的过程中他集结了庞大的权力，既不能使之制度化，也不便让人代理。李广为能将，得人心，汉军及匈奴对他有同样的敬畏，可是始终不得封赏。在最后一次征战之中，他被逼迂回，终在行军时失道。大将军卫青，是皇后卫子夫之异母弟，扬言要报告皇帝听候御前处分，李广羞愤之余，引刀自裁。但另一面，卫青的三个儿子尚在孩提之中，巳因父亲的军功封侯。另外一个将军霍去病是皇后的外甥，也始终受皇帝恩宠。各方传闻前线将土饥不得食，霍去病行军之厨车南归时犹有剩余之珍品，皇帝也置之不问。只因霍去病英年早逝，不及封上大将军名号。后来此名号落在他异母弟霍光头上，而霍光终生未帅兵出塞，可是却成为朝政纠纷的中心。
武帝既殁，霍光为摄政，辅助一个八岁的小皇帝，如此13年，这髻龄的皇帝也未有子网而先殁。霍光与皇后商议之后迎立一位皇子为帝，才27天，他认为这皇嗣不符合他理想的尺度，废之而更在武帝的另一个后裔。他才18岁，旁人指出他和霍光乘坐同车之时表现着极度不安的形色。
可是霍光也并没有成就无人敢与之争的权威。公元前80年他执行了一次整肃，反对他的一派多人被处死，包括前述执行武帝财政的桑弘羊。现存的史料根据当日朝廷纪录写成，内中指出这些人意在谋反，企图罢废皇帝，而另立其他一位皇子。可见他们与霍光之冲突，可以追溯到很多小心眼的争执和家室间的纠纷上去。
但是霍光的行政措施，在当时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可谓深得人心。他在执政期间对武帝好大喜功的边防政策有了明显的收敛。在他主持国务的20年间，赋税已经豁免和降低，和匈奴的淡判也在开始。公元前8l年朝廷主持了一伙有关盐铁专利政策的公开辩论。之后政府放弃了酤酿的专利。
皇权的性质
综合说来，汉武帝刘彻和霍光不可能一眼看穿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作为的真意。即使千百年后，想要全部洞悉，仍至为不易。在讨论他们的行为与个性之余，很少人曾想及的则是，中国的皇位乃是世间无从合理维持的一种制度。皇帝非神，而兼二者之性格。他不合理而又非全不合理，也是脚踏两条船。他不能如儒家之采取人本主义，也不能加法实之全部铁面无私，而又要兼顾两家之长。即在专制时代的初期，皇帝已任用13万个官僚去治理6000万的人民，他所能凭借的手段极少，而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一面须通过无数的矛盾与暖昧，一面又要有威权和气魄。
一个带有同情心的读者可以领悟到天子之责为“天子”，乃是不意之间被命运派去处理一个局面。如果我们借彼观此，可以想见密西西比河会更换河道而趋向弗罗里达入海；一次旱灾、蝗灾会使爱荷华及堪萨斯全部颗粒无收；而北方与加拿大为邻的国界大部为沙漠，当中只有很少的几个绿洲。汉朝的皇帝以天下第一的农夫自居，不时发出通告，表示对人民生计的关怀。我们无从指斥其余部为矫揉造作。因为他们向小自耕农抽税而倚之生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只是从一种比喻看来，他们所设计的制度和行政的方式，也还是倒金字塔式，上重下轻。越去权威愈远，与原来没想之间的差误愈多，所以权力务必凝聚在上。有时理想中的至美至善和实际情形的差异可以大得惊人。
西安朝廷中。半宗教性的安排增强了皇帝的地位。他是人世间最后的威权，他的仲裁带着神权的判断力量。在这种作风下，制造了一种权力政④治的传统，视一切技术问题为道德中的是非。即在今日，此种习惯仍在不少事例中出现。要是站在上端的人物不能摆脱人的弱点时，当朝中换班或政策改变之际，各项阴谋与诡汁可能泛滥到无可收拾，及于宦廷内外。
霍光于公元前68年在平静的情况下去世。但是两年后的一次政变使他的妻儿及多数的亲眷丧生。但一连串事件仍方兴未艾，外戚仍在宫廷之内的政④治内幕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将军仅为朝中名号，已不参与边境之征讨。传统上这一职位总是为皇帝的姻兄或舅父把持，实际上居其职者总是一个政客，而不复为高级将领。总之他倚此名位声势使朝臣失色，并且威震不离宫闱之间的人主。这传统上之成例一经树立，以后只有继续展开，终至王莽篡位。
王莽的**
王莽是中国历史中最离奇的角色之一。他一方面被指斥为翼位者、伪君子和操纵言论的好手，可是另一面也被恭维为理想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带革命性的人物。环境上显示他可能有些性格接近上述评断，可是没有一个简单的称号足以将他一生行止归纳无余。好在我们以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研究历史，用不着将他详尽的传记搬出。
王莽是汉朝皇太后的侄子，他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另一个皇帝，因而又成了皇后的父亲。他自己于公元前一年为摄政之前，她的三个叔父和一个从兄已相继以大司马、大将军的名号辅政达28年。当时汉代宫廷陈腐无生气，如果王莽能在此时振衰去弊，他的功业可能使历史家刮目相看。只是他夸大不实，因此他以华美的言辞所作的各种公告更带着盲人瞎马的成分，他的矫揉造作也更不可宽恕。
他所对付的问题不难阐释：汉朝以庞大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因为这样的结构，朝廷也只能以公众的精神作为施政方针。只是这时候汉朝的存在已两百年，宫殿和外戚因恩泽封侯者谓之“内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对立。后者一般由资历晋升，多数成员对儒家仁民爱物的观念颇为重视。也在这同一时期之内，一般农村内的人力与田地，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有逐渐落入私人手中的趋势，时人称之为“兼并”。这现象一出现，日后这些资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这一问题也与2000年的帝制政府结下不解缘。
由于土地税系从每一亩之田地抽纳，人头税也以每个人为单位，照理他的易主（包括为奴隶的贩买）不应当影响到税收的多寡。可是这种情形却出现于古代的农村之中，税收的底册不可能随时修正反映到实际的情况，即同时的罗马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不管当初的底册是用何种精密的方法调查而得，以后各地都只存在一种硬性的定额。中国以户口为单位，每每因人口迁移、财产易主而造成税收短绌。地方政府解决这问题的捷径，乃将应收数额转嫁在其他户口头上让他们补足原数。可是如此一来只会引起人户逃亡，亏额更大，坏影响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来税率轻，处理不得法，可能令纳税人民不堪命。税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为盗匪。除此之外只有减除税额，只是这办法也会在官僚机构之中造成士气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