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因“中兴”而起，也就不容易对付这类问题。其契机已成，在维持现状和不事更革的状态之下，又加以当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满足，那么整个朝廷也无从廓然更张向某一方向迈进了。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汉帝国因为王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动，经过一段休养生息才得以复元。可是财富继续集中于私人的手中，且除了放债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处，至此只有打扰乡村间的安宁。地方政府原来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而短于经理上的能力，如此一来更不知如何措手了。
儒术成了做官的阶梯
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以知识为本身为目的，从未为政府提倡。公元2世纪张衡提出一种高妙的想法，称天为鸡卵，地似卵黄。他在132年监制的地震仪，据说圆径8尺，今日则只有后人挑出的一纸图解作为见证。与他大致同时代的王充不断的指出，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位思想家都缺乏后起者继承他们的学说，其著书也不传。反之，公元175年政府在太学之前树立石碑，上镌六经文句，据说每日来临摹经文的学者聚车千辆。
以儒学为做官的阶梯，始自武帝。其所谓“察举”和“征辟”乃是一种强迫的推荐制度。起先所举者谓之“贤良方正之士”。公元前134年又令每一郡国举“孝廉”一人。在后汉这制度推行稳定之时，大概每20万人口举孝廉一人。这样的“选举”，无从全部公正无私。被举者又非如代议政④治下的议员那样参与议事，却各授官职。其影响所及只有使被举而得官者终生与举者、辟者保持恩泽的关系，而将公事视为次要。在这关头，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的尊重法治，更能产生不正规的影响。城里多数的太学生造成舆论的标准，只是他们专注于个人道德，经常感情用事，只能使以客观标准解决问题的机缘更无从展开。
以上种种因素终于在朝代的末期造成无可挽救的局面。经常每项争端总是起源于乡间，而终至惊动国都。当地方官有心惩处当地恶棍之际，经常发现他们后面有本地富绅作主，后者又与朝官勾连，有时尚倚恃宫中宦官作后台。郡守县令不得不强制执行。他们以道德的名义审讯，仓促的执法．即判人死罪，对方也予以报复。这一来两方都走极端，有名分的官僚和他们家属受害的程度与家强之被惩同样深刻。自公元153年至184年，很多事件在其他各处原本只能于现代社会发生，但在当日的中国却已发生。成千上万的学生游街示威，向洛阳的政府请愿。大规模的拘捕被执行；黑名单也编成。数以百计的政④治犯死于监狱，其中不少人的详情从未公开交代。
宦官与名士的对决
在最后的一段冲突中，所谓党锢之祸，一方面有宦官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有为太学生所支持的名士，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与恶势力之斗争。虽说以短视界看来，这种说法不算不正确，在长久的局面里则这样的结论却使背景混淆不清。无疑的，汉朝覆亡之前夕，最大的问题乃是地方政府之权力日渐凌夷。当日之边疆完整无缺，及至局势不可收拾时，朝中无政策上之争执。都城内之分裂是由于宦官受到乡村中新兴地主的支持，而为旧有士绅排斥，其实两方与官僚皆穿通一气。公元135年的诏令，让宦官之义子继承他们的头衔与家产，因此牵涉到各郡县之地产，只有使问题更为复杂。指责宦官上下其手，不是没有根据的。可是要说倘非如此原来已有合理合法的安排则与事实不符。如果当初确有有效处理办法，则违法之处必已处理要当，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不致日后惊动朝廷。事实上，号称公正严明之名士，也置已获赦免令的人犯于死刑；有些则惩罚对方，杀害其亲属与宾客。在这样无视于法律的情况下，终于造成整个政体之瓦解。
公元1**年两方之决战，宦官张让质问大将军问进：“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当时何进与反宦官的名士站在一起。
张让之玩世不恭的态度我们不说，可是他这一句话却提出一段真理，仍不为当时人所洞悉。法律与纪律不同，它是社会上之强制力。要是下层对之已然漠视，上端也不会更为认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
汉代末年情形有如上述，其覆亡已不足为奇。这朝代创始时循秦制而采取一种三分政权的体制。丞相总揽百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大司马主军政。以后名号间虽常更变（如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大司马为大将军大司马），其基本组织则不变。可是公元2世纪末期，原来设官分职的观念已与事实上发生了很大的距离。监察的职责已由一个次层的官僚称为“司隶校尉”者担承。此人具有现代国家内“反对党首领”之形象。随着西汉之传统习惯，大将军一职，总是由帝之舅父姻兄充当，亦即是官在外戚。再因着霍光的一段穿插大将军大司马通声势，显赫到有废立权。后汉中叶之后一连串地产生了好几个未成年的皇帝甚至婴儿皇帝，好像出于机遇，然则也是由于居大将军职者从中摆布。宦官之弄权，有好几个原因。他们是宫内参与机密之近臣，为皇帝手下不可或缺者。要是皇帝未成年，则必为皇太后倚重。有好几个有力量的宦官，树立了维护皇室的声名。他们也有权指挥京军，后者就算大将军大司马也不一定能掌握摆布。
公元1**年两方的主力冲突，把一切的做作全部放弃。当公元184年，称为“黄巾贼”的农民造反威胁国都洛阳时，何进以太后的异母弟之身份晋封大将军；他讨伐黄巾有功，更增加了他的威信。日后他即与司隶校尉袁绍互通声气。他们密谋召集一支边军入都诛除宦官。但是宦官张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先下手。张让之弟张朔，过去在争执中为另一位司隶校尉李膺所诛，而他媳妇又是何太后之胞妹。他矫传旨令诱何进入宫，当场将他谋杀。袁绍为何进报仇时，将皇宫焚毁，将可能拘捕的宦官全部斩尽杀绝，也遇得张让投水自尽。
文士自卫成了武将
至此汉朝可说气数已尽。被召人京的边军来不及参加这次政变，到达之后也无意维持秩序，其将领跋扈难以驾驭，其士兵目无纪律。很多官僚已知中枢的领§导力量无法挽回，乃纷纷回乡筑坞，组织私人的军队自卫。根据最初所谓“上天浩命”。皇帝纵不能一手管制社会上利害不同的各阶层，有如地主与农民、旧有和新兴的士绅阶级、地方政府和**政府，至少也要在他们发生争执时作有力量之仲裁。事实上之发展则以皇室家庭内冲突作导火线，扩张了权力斗争，将所有有关的社会问题一齐掀动。此后，汉代名存实亡，又苟延了30年。皇帝此时实为囚人，国都则被焚，全帝国之臣民尚要目睹身受长期的内战，自此席卷乡野，不少的文臣，虽有些志与愿违，也因时势变为武将。有些人士更在事前预料天下将乱。可是没有人能料想到中国会因此失去其对称与平衡状况达3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