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世纪到今日，尚无一部武后的真传出现。很明显地，要将她的故事讲得令人相信，讲的人也要多方揣测。一个女子在男性社会里的报复行动，不可忽略不说。可是武后也崇拜男子的决断作风。她曾对一个朝臣吉琐说起，制马有三物，一铁鞭，一铁挝，一匕首。鞭之不服则挝其首，挝之不服则断其喉。接着她又说，她制人如制马。直到老年，她讲到唐太宗李世民，还带着敬爱的语气。狄仁杰任刺史，后任平章事，已是朝中重臣，也屡因事关原则，冒死直言，赢得武后几分的尊敬。武则天常让美少年“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燕居作乐。但是她的言官胆敢弹劾他们，指出“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所谓“簪履思”即鬓发与趾泽间的恩爱。另外有一个嬖幸薛怀义，武后使之剃度为僧出入禁中。此人曾被文昌左相苏良嗣令左右批其颊。以后怀义诉于武后，后戒其出入北门，毋走南门触宰相。
武则天的“革命”
这些故事本来也可以让小说家和浪漫派作家来处理，可是若将这些轶事遗漏，则7世纪到8世纪初年中国史的完整性也必受影响。换言之，李世民和武则天当时不少欢乐与恐怖的情事都与唐朝的制度有关，从迂回的路线追溯回去，则可见这些章节仍与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一脉相承。
从武后的纪录里，我们可以看出吐蕃、突厥和契丹的蠢动，但这种种边境上的外患终被平定。严重的旱灾曾发生数起。武后的一项创举则为殿试，应考的人被领带到御座之前，由她亲自策问。特务政④治是她御宇期间的特征，不过受其威胁的乃是达官贵人而不是一般人民。她也以铜匦摆在公众场所令人告密。公元697年，她的特务头目来俊臣自身被处死刑，恐怖政策稍为疏纵。可是除了以上几项，我们很难举出在她专政期间，政策上和组织上的设施有哪些算是具有创造性的地方。武则天所谓革命带来一种女性之选择，她喜欢金色、碧色和白色，于是她朝中的旗帜眼色带着一种新鲜的情调。她也根据《周礼》将不少官衙重新命名，例如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她称之为天、地、春、夏、秋、冬各官；也用鸾台凤阁的号目作为中枢机构的名称。
可是仅只以上的各项举止，足以使一个主要的朝代几至倾覆吗？甚至使太后自己的家庭分裂？历史有何凭藉会让如此一个身份可疑的老妇人，在名义上与实质上，成为当日世界上最有名望而拥有最多人口的国家的统治者达21年之久？假使武则天真有传统的标准所指责的狼藉声名，她如何会为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称赞，有如8世纪末唐朝正规谨慎的首相陆贽，明朝离经叛道的思想家李贽和清朝以札记方式论史的赵翼，都异口同声地恭维她？
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务必看清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在唐朝讲，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荡而为宁静之功效。这计划付之实施，固然不能将丁田的分配尽如理想上的数目字，但却在乡村中产生了好几百万户小自耕农。只是如此这般的安排一经凝聚而固定化，则无法大规模调整。不仅提倡某一阶层或某一地域的经济利益无从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导私人从事这种工作的组织能力。更为难的是，政府面对的问题，很少能有明确的方案。游牧民族这一问题，无从一刀截断。水旱诸灾也只能等事到临头才能筹划对策。除开水利及开荒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经营足以使治理者和被治者在行动之中互有裨益。而且承平既久，政府更无实质。
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权后，公文的数量增多。一般说来其内容愈来愈形式化。即在隋时已有所谓“老吏抱犊死”的说法。和西方现代的政府比较，则后者有具有组织的私人利益，与政府平行；这些利益足以向政府挑战，要求政府供给服务，它们也承担一部分行政费用（可是即在西方这些情事至少也须待到1000年后出现）。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
唐朝官员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国的工具，无非刑法和人事权。到武后时，从已揭露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情事必已相当普遍。例如河北的官军不能抵御契丹的入侵。事后各官员又以通敌罪惩罚民众，动辙处以死刑，这种种情形需要中枢具有机警性，且能作有力的干预，始能防范。
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武则天之取得独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之汇合。现在看来，当她替高宗李治下决策的时候，她就已经走到一个不能逆转的地位。在公元675年，以她作摄政之提议因群臣的反对而作罢。以后她所表现出来的残忍政策，只反映着她自己一度面临的险境。儒家基本的教条为本身的克制，对人的揖让，可是最后的裁判权出自龙椅，则又倚靠当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当中互相矛盾之处足使超级政④治家得有无限的机缘，在进退之间，作攻防的决策。这也是中国政④治史的中心主题。在这关头李世民和武则天具有相同之处：他们都知道如何采取主动，先下手为强。历史家如果认为他们牺牲家人去完成一种超级的伟业或者是言过其实，可是最低限度看来，唐朝真正创业人——李世民和以母后称帝的武则天都知道极权之真髓，既系最高之名位，则不能又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与约束。
武后的革命不能与我们今日所谓的革命相比拟。因为技术能力的限制，武则天并未放弃中国传统国家的作为。可是她一手经营仍是一种实质**，其成果见于以后之数代。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孙以及重要朝臣，使贵族之影响绝迹，要不然他们将已把持朝廷。她纵未改造行政机构，这机构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涌出。她以新代旧，让一群年轻而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经她提拔的新人，日后成熟升迁，还要在下面几位君主的在位期间显露锋芒。迄至武则天御驾归西之日，她的帝国没有面临到任何真实的危机，这样看来，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功。
衰亡的开端
当安禄山率部自今日之北京附近攻向西安，唐朝已近于它注定的命途之中点，武后也已辞世50年。外表看来唐朝登记户口数已经自7世纪中期的约300余万户增加至8世纪中期的9，619，254户。虽说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数字的实在意义，至少已能断言，当日唐朝财政的管理和统计的编算都已面临到江河日下的境界。贪污腐化并不是一切问题的重心。私人庄园的扩大和寺院田产的膨胀也不是**仅有的障碍。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均田的授田法不能与人口相提并论。大凡经济的发育成长，充满着动力而又带地域性，超过当日国家可能统计过问的能力。在多种情形之下，李唐政府尚未尝过问，直到实情远逾于当初的间架性设计时，政府才派员到各处搜查未登记的户口，通常令这些户口自首，最初准予免税一段时期，以后也只付应付额之一部分。新税也在原有租庸调的组合之外颁布。不同的官吏则到各处将一种不能继续的制度一再修缮整补，因之也愈无系统。一言以蔽之，中国历史内一种经常继续出现的奇事在唐朝中期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