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人物因为他们的战斗意义，非理性的性格，对政府不存信心，原始的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像欧洲宗教**期间新教之左翼。可是在欧洲，左翼活动仅在城市表现其扰乱性。洪秀全因着他片断的基督教义，企图发动一项全国运动，其为效更微，因为新教所提倡的良心自由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缺乏实际意义。太平天国的神基始终未离开巫术性格，他们起自社会中之低层，也未预计在组织上使全社会整体化。如果全民都解放，只有使社会解体，是以天国的破坏性至为明显。
这样一来，传统国家社会之结构，过去既能经历恒久，此时仍可发生作用。尤以科举取士，以一种隐蓄的办法给予有关人士物质上之报酬，责成他们维护正统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自孟子以来一脉相承至今，使农村社会上文教力量之终点即是国家政权力量之起点，两相缝合，不生罅隙。亦无法严格分辨此系一种经济组织或一种社会习惯。中国皇帝的君父地位和基本组织接近，远逾于旧约中之上帝。他也在各种仪节之中取得实际的权能。虽说从以后的事迹看来，清朝将这安排一再误用（如慈禧太后拘禁光绪帝及以幼童宣统登基等），可是在19世纪中叶，要想改换朝代而且更换传统朝代各项组织．显然过早。
太平天国禁鸦片、娼妓、缠足、嬖妾与赌博。可是其提倡男女平等不能阻止最高层人物妻妾成群。定都于南京，所有各王也不再生活俭朴。1856年之后，其上级已在互相倾轧。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本来即以传统架构方式写成，也始终只是纸上文章。“天朝”也举行过它的科举考试，从现在考卷的资料看来，即出题人亦来看清这科举取士的社会经济意义。
湘军与淮军
于是曾国藩得以以传统之正宗作号召，为清朝剿灭太平天国。他出身于朝廷文职之士。和300年前的戚继光一样，他的“湘勇”招募于农村，军官由他一手选拔，内中很多为小地主，来自曾之故里湖乡。于是部队间精神上团结巩固。他的军费出自“厘金”，亦即一种新的物品转口税，也有了各地的津贴，大概自愿捐助与勒派均有。他组织的水师其实乃是一种两栖部队，起居于内河航船之上，持有火器，使战事带机动性。湘勇首先为团练，雇佣以保护地方，因其成效超过正式部队，1854年之后出征各省，其人数从最初之2万人增加数倍。湘军与太平军全面战斗展开后，长江中游及其两大支流即湘江与赣江成为拉锯争夺之处。有墙围之城市不仅因战略价值而被争夺，尚以其操纵人口与资源之故。交战两方都向对方施用残暴手段，杀俘之事屡见叠出。战区食物缺乏。又疫疾流行，人口减少而助成以后战事之结束。
但是1860年以后太平军失去对内地省份之控制，尚死灰复燃，将叛变引伸到长江三角洲沿海一带，苏州、杭州，宁波与上海为争夺的地区。这区域的丝绸工业遭受打击。也是在这一段战争期内，曾国藩手下之李鸿章从此露脸。他仿效湘军体制，在他出身的安徽省组织一支淮军。满清对英法战事结束，“常胜军”也参加讨伐大平军。他们原来是上海商人组织的自愿军，以西方人为军官，用以保卫本地。至此由列强赞助，正式为政府军助战。他们的功绩树立了美国人华德（FrederickTownsendWard）和英将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的浪漫声名。有了他们襄助，李鸿章肃清了东部沿海地区，使曾之湘军于18**年7月收复南京，洪秀全于事前服毒自杀。肃清太平军在福建之残部于次年完成。即是最后这一段战事，也与美国内战四年时间相埒，而中国之内战死伤人数更多②，而解决的问题反少。
自强运动
“自强运动”名称出自《易经》，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来。用这标语概括1860至1870年代中国大效西方，其名称已表现着防御性的动机，当日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物恐怕自己的行动必被批判，因之引经据典强调时代之不同，才有这举动之必要。同时他们也用“中学为礼，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一种技术性之事物。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实际上纵有对他们的批评，其态度并不苛刻。可是维新运动本身范围如是窄狭，也就无从达到预期效果。
1860年各国与中国订立和约之后10年，一段短时间双方关系良好。西方人既已由中国满足其要求，不再施以更多压力。强硬派如额尔金及巴夏礼（HenryParkes）已离华，一批新外交人物如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Alcock）、美使蒲安臣（AnsonBurlingame）和任中国总税务司之爱尔兰人赫德（RobertHart）都主张双方开诚善意相待。他们相信，若予以适当鼓励，中国为本身之利益，亦必将门户开放。同时恭亲王为“议政”，辅助幼年皇帝同治（本名载淳，1862一1874在位），也觉得条约带来的天地无从规避，中国理应对条文真实的履行，不当妄想借机废除再回复以前外夷进贡的局面。因为这种和谐之气氛，自强运动一时有了长足进展。
1861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待外国使节，管理因条约而产生的各种事务，与旧式的部院同时存在。又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不久其他类似的学馆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辉登（HenryWheaton）所著之《万国律例》（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于18**年译成中文，由总﹍理衙门刊刻成书。与太平天国决战之最后几年内，中国以学者出身而总管军事之人物对轮船及新式器具有极深刻印象。所以一到太平天国剿平，曾国藩、李鸿章和另一湘军领袖左宗堂都借着他们在各处为总督的地位，于南方大城市设立机器局和造船厂，其器械由海外购来，也雇用外人技师。至1870年后与欧洲各国关系再度恶化，这种举措亦并未终止。轮船招商局设立于1872年。一群中国学童被派在美国留学。开平煤矿始于1876年，在天津附近。这期间内，中国城市也开始有电讯的联络。
有了这些活动，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与兵工厂。所有的**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人才，预定为中国旧式官僚手下之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变，科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
这有限目标始终无法获得，原因不能解释。当时人所谓“洋务”，实际为“西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请求准确之所得。这和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凝聚力。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这习惯之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更别提到他们的组织人与协调人。这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之中发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