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要相信袁世凯数年后给《伦敦泰晤士报》的谈话，他在这里提出：他出卖各人的原因乃是**者唆使他谋杀太后，事实上她也是皇帝之养母。或者我们应当相信《上海字林西报》和《申报》的报道，内中提及光绪密令袁世凯向御躬保驾。事实之发展则是袁世凯成了告密人，他出卖了皇帝和维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后和荣禄一边。慈禧突然由颐和园回到北京宫内时，维新人士的计谋为之挫折。他们被整肃，有关国事的政令全部作废而恢复百日维新前的情形，光绪皇帝和他的亲信要付出前后行动和秘密交往之代价。
提到目下历史之题材，作者别无他法，在叙述时不得不循照以前历史家之铺陈，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读者，在解释以上情事时，前人之论点大体已失去用场。因为他们批判以上事迹时，缺乏今人眼见之纵深，是以强调当事人物之人身关系，而低估组织与结构上的原因。百日维新使全部武职人员震惊，他们的官衔职位由八旗绿营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体文官失色，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这点，以前的历史家也重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讲出：他们不仅保持了既得利益，事实上他们也代表着这帝国和中国社会组织的逻辑。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处是，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庸谈及**。
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批评为犹疑胆怯。可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可以解说他有别路可走。他因为皇帝，就以人身为表率，代表着传统的道德。这种德行从村舍里甲一路上来，透过整个社会，而以“孝”为先。稍一决断，他就会损坏了他在臣下心目中的观感和皇帝这一职位。他或者可如康有为在9月上旬的建议，出走上海。可是那样一来他既背叛了社会习惯，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者愿意做到那样彻底，那他们又何必一定要依附着光绪皇帝和清朝，两者已不过是**的累赘？他们难道不能直截地树立民国，问题简化？以后事实之演进也表示历史终于肯定的容纳了这条路线。
只是以问题之大，使其程序无从简化。革命前途之任重道远，已由谭嗣同看出。他是慈禧大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6人之一。他决心为烈士，也不愿逃避。他在遗书中提及除非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永远无指望：“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公元1**8年9月28日他实践了他的预言当日被派往监刑的刚毅，不久即成为支持义和团的清朝大员之一。
经过9月21日的政变，慈禧企图褫夺光绪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可是她遇到几位南方总督和一群社会上文教领袖反对，后者以上海为中心，有西方各国的支持。百日维新首要人物康有为逃至香港，有英国人援助，梁启超则由日本使馆的保护离开北京出国。各国使节犹且一再询问光绪帝下落，也带着质问的态度。太后的企图无法实现，她反外的心理激热化，以后影响到她对义和团的判断。
义和团
义和团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仗义又拥护和平的集团。它不过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中之一种，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所以也被称为“拳民”城“拳匪”。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子弹。在世纪末年，山东居民和德国侨民暨华人基督教徒发生冲突，义和团参杂其间，乘机生事扩展。不久之后，他们见外人即攻击，对一切由外洋输人之器物均行破坏。在1**9年，山东巡抚本人也是一个仇外者．称义和团员为“义民”，收容他们入团练。次年，义和团蔓延至直隶省。慈禧亲信中只有荣禄称义和团不可用。
此时太后之心境值得臆度。她之把持不定，有时显然是由恐惧及迟疑而生，井非一贯的坚决透彻。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可是有时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直隶提督聂士成既剿拳匪，又拒洋兵，最后战死于天津近郊。好像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后愈决心抵抗外来压力。此间详情充分暴露中国皇权的内在危机。这时候世界情势之复杂，要求政府机构极端警觉以应变，北京的朝廷尚且完全从人身关系的角度对付问题，以至外行的气象可以一眼看出。这样，慈禧太后在历史上有用之处即在于她帮助揭露了组织上的缺陷，使对中国2000多年帝制的消算得以加速。
1900年6月21日她公布了她的宣战令。作战对象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条列的某些国家．而是“远人”和“彼等”，事实上就是与中国接触的所有外国。此时义和团在北京攻击使馆火焚教堂，已生事10日。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遇害。6月16日各国联军要求天津外围的大沽炮台于次日晨2时以前交出，天津总兵不应命，联军于晨6时开火而攻取之。至此总﹍理衙门于6月19日照会各国公使于24小时内离京。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BaronKlemensVonKetteler）仍想交涉，在往总﹍理衙门途中遇害。
宣战之前，朝廷反外集团交付慈禧文件一纸，据称系各国勒令她归政之照会。及至此时，她仍召集御前会议，廷臣百余人跪在殿前，太后询问各人意见，可是内中2人反对敌对行动，终由她下令处死。
各国使馆被围56日。当中停战3次。7月下旬，中国政府送往使馆面粉西瓜果蔬数车（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富善先生Dr。L。CarringtonGoodrich时年6岁，随父母被围于北堂教堂，亲告本书作者不知有赠送食品事。富先生髫龄即锋镐余生，但是对中国人民不存恶感，对中国文化极端尊敬）。荣禄不许部下用巨炮攻击，将可能之死伤数减低。解围时外人约250人丧生，本国基督教徒死者犹多，但是无确切数字。联军出自英、美、德、法、日、俄、意、奥八国，入北京时只18000人，以后叠增至105000人。内中除日美部队外，其他见中国人即恣意报复，对平民施用奸淫掳掠及枉杀等事亦不堪记。在全部敌外期间，南方之总督巡抚与各国侨领协商彼此保持镇静，对朝廷6月20日以后之诏令置之不顾，事实上持中立态度。其称“拳匪叛变”或“义和团造反”（BoxerRebellion），理论上谓朝廷被暴民胁迫，所取行动非复本意也。
想增太后与光绪帝于8月15日即联军入北京后一日仓卒出奔，一行抵达西安，至1902年初始回北京。这段期间李鸿章得以从容与联军交涉和议。所谓“辛丑条约”（BoxerProtocol）于1901年9月签字，去李鸿章易篑只两月。联军要求纵容义和团之朝臣11人判死刑，4人至此业已自杀，以后3人由朝廷“赐死”，又2人被判减为边省充军，实际处斩者只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