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失格中的丑角精神

 

所谓“丑角精神”，就是在生活中与他人交往时，一味屈从对方的要求，为取悦他人不惜自己戴上“小丑”的面具，以刻意的出乖卖丑，耍宝搞笑来与他人同一化的行为趋向。书中主角叶藏，从小时候起就懂得用假装的笑脸博得家人欢心，为讨好父亲而故意索取自己并不喜欢的礼物，学生时期在众人面前的搞笑表演，这些都可说是“丑角精神”的表现。仔细回想的话，也许我们在学生时代乃至当下的生活里，也曾遇到过类似行为的人，甚至我们自己，也曾多少扮演过“丑角”。这种行为背后蕴藏的心理机制是什么？一般而言，在过度趋同，即强调“社会人”的同一性的社会中，个体的自我个性会经历“同化”过程，即抹去自我中过度特异的部分而使其成为更“适应”社会的存在。

 

鲁迅曾言：“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正是此意。乍看之下，“丑角精神”也是这种同一化的表现，然而其内在却大有不同，因为“丑角”本质上只是一层伪装，是从自我本体中分离出来的“人格面具”。其存在目的，不是消弭自我求得同化，而恰是隐藏那个与众人“相异”的自我。早在孩提时代，当其他孩子还在对世界予取予求的自我中心化阶段时，叶藏（或说太宰）就已经敏感地感知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并对这种可能带来孤立和疏离的差异而深深焦虑不安，充满了对外界和他人的戒惧感。“对于人，我总是恐惧地颤抖”。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过度的敏感和早熟？是身为贵族的父亲的过度严厉？是因为“纽带”作用的母亲的缺位？还是津岛家淡漠的人情？对此我们无从得知，但其结果却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年幼的太宰就此学会了戴上“丑角”的面具，“将那份忧郁、神经质一股脑地隐藏起来，努力伪装出天真无邪的乐天，逐渐成为一个娱乐他人的怪胎。”

 

这种伪装一直持续到学生时代的末期，期间虽说有过险些被揭穿的经历，但大体还算涉险过关。然而，随着“踏上社会”日子的日益临近，“丑角”面具的崩塌却也难以避免。一方面，“丑角精神”虽然是为了求得同一，但却并不是真正改造自我的社会化，而是千方百计的隐藏保护真实的自我。在太宰的内心，虽然时刻因为与他人的不同而感到恐惧，但同时却又执着于这份不同所带来的优越感，无论是“背负灾祸”、“贵族精神”还是“选民意识”，都是这种优越感的体现。在《乞丐学生》中，他甚至说出了“只有具备优越感的人才可能扮演丑角”这一明白无误的话语。从这一点上，太宰治其实就是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在保留自我的斗争中不愿彻底放弃的人”。可是要取悦一两人还算简单，这伪装要骗过“世人”众目又谈何容易？因此，他始终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反而是反社会的革命团体更能令他安心，“不合法，对我来说有点好玩。说得更明白点，这让我心情大好。

 

世界上所谓的合法，反而都是可怕的。”另一方面，“丑角”的面具虽然与他人建立了看似正常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只是建立在伪装的人格之上，其本身也是虚假而脆弱的。这也导致真实的自我从未真正向外界敞开心扉，因此尤为恐惧与他人联系所带来的伤害。虚假的外壳挡住了可能的伤害，但也挡住了温情与关怀，让本体变得愈加怯懦无助。亲情、友情，甚至男女之情，都成了提防戒备的对象。即使与同为孤寂之人的女性共度一夜而带来的幸福感，也会在第二天一早烟消云散，不得不变回那个轻浮的丑角，那个“连幸福都害怕”的懦弱者。因此，“丑角”看似与外界保持联系，实则与自闭症患者一样，都是将自我隔绝于这个世界，以维护自我完整性的人。因此，这种“丑角精神”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再怎么努力，叶藏最终仍然成为了一个被社会排斥疏远的“边缘人”：自杀未遂、被包养、酗酒、吸毒、肺结核病……太宰以颓废的行为将自己从这个社会放逐，既然扮演丑角已经难以取悦“世人”，那就干脆主动向边缘滑落，以保全自己心中那份仅剩的骄傲。

 

叶藏说，他是用“丑角精神”作为对人最后的求爱，可他其实根本不会爱，因为他缺乏袒露自己内心，或是探视他人内心的那点勇气。“他人即地狱”，在他的眼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在放浪形骸的日子里，他索性不再寻求人与人的联系，反而不再如履薄冰。可这并不能减轻他对别人的恐惧感，直至良子的出现才令此状况有所改观。良子是一个理想人格的写照，一个“完全信任他人”，“如神般的纯真”的人。这个宛如耶稣基督般的存在，对于无法信任他人的叶藏来说，无疑是整个世界中唯一能够令他安心的治愈之所。太宰在自己的人生中是否遇到过良子的“原型”？是为他殉情而亡的田边，还是曾有夫妻之实的小山，亦或是最终与他共赴黄泉的山崎？也许我们终究无从得知，但这无疑是他的精神救赎。然而，社会的恶意和伤害却打破了他的幻想，良子因为轻信而被无良商人奸污，标志着希望和救赎的破灭，以及主人公的彻底绝望与沉沦。最终，他成了“精神病人”，“疯子”，“人间失格”者（丧失为人的资格者）。这是否也是太宰治本人后半生精神追求的缩影呢？完成本书后的自杀，是否是保全自我，并重新获得世人肯定的唯一途径呢？因为，也唯有在他人的记忆里，“我们所认识的阿叶非常率真机灵，若是不喝酒，不，就算喝了酒，也是个像天神般的大好人呢。”

 

太宰治生活的日本，是一个旧道德秩序和集体主义依旧盘根错节的社会，我们并不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然而，今天我们阅读太宰治的作品，却并没有太多隔阂感，反而能够生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共鸣。这恐怕是因为，如今的后工业时代，也同样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压抑乃至抹杀个体自我以使其“适应社会”的病态时代，身处其中者若是想要保留心中那个自我，便也一样面临如太宰那般被边缘化和“人间失格”的危险处境。在这种挣扎之中，我们也许并没有成为大庭叶藏那样的“丑角”，但在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一个懦弱却又渴望实现的自我？太宰治看似全为自我描写的文字，却唤醒了读者那沉睡而濒临消失的真实灵魂，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精神处境。这，也许就是太宰文学在如今依旧能够虏获读者的原因所在。